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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廷恺是一位民族民主主义者，一位在民国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人物。中国近代人物大多比较复杂，虞廷恺也不例外。要对这类人物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必须将其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了解和正确评价虞廷恺，也必须将其置身于民国视域当中。“民国”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至今虽然只有68年，但民国史的印象已经日渐模糊，以致认识上出现了不少误区。一方面，不少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对于创建民国的前驱者的业绩已经逐渐淡忘，甚至“春梦了无痕”；另一方面前些年又出现了以“民国”作为“当下”反衬的畸形现象，即所谓“民国热”，似乎民国时期一切皆好：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就连教科书也比当下人性化，旗袍也比当下服饰摩登，恨不得穿越到民国时期去重温民国梦。 92年前，也就是1925年，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历史功绩 研究虞廷恺，就可以再现民国史上风云变幻的一个侧面。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虞廷恺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期间参与敦促驻守在杭州的新军起义，推动了整个浙江光复。二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也就是保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然，“兴学救国”“实业救国”也是他的历史功绩，但这毕竟是地域性的，而前两个方面的功绩则是全局性的。记得去年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北洋军阀的另一面》，美化袁世凯和张勋的私德，令我难以接受。我并不是说袁世凯、张勋这些人的私德一无可取，但我反对用小善遮其大恶。看事物要抓本质、抓主流，评价历史人物亦然。一种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把“大清帝国”改变成了“中华民国”；而袁世凯、张勋之流却要逆潮流而动，妄想把“民国”倒退回“帝国”。何谓进步，何谓反动，泾渭分明！ “中华民国”的价值观当中包含了“民主”二字，当今我们躬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当中也有“民主”二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正确选择并不断完善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振兴中华要靠发展，保障发展要靠制度。在这方面，虞廷恺则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政治实验 虞廷恺是进步党（原共和党）人，曾任进步党政务部庶务科副科长。在民国初期第一届国会中，虞廷恺是众议院议员，并任国会秘书。后来，又成为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进步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民国初年的国会是个什么状况？宪法起草委员会是个什么机构？ 现在有些人神往于“三权分立”和“代议制”的政治体制，把多党制（特别是反对党）视为民主的唯一标志。“三权分立”学说是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代议制”的开创者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家就全盘移植过这种政治体制。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到1912年4月袁世凯政权的建立，中国一度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大大小小的政党、团体多达300多个。虞廷恺最初参加的是共和党，这是一个对抗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以“国家主义”为旗号拥护袁世凯专权的政党，其基本成员是以汤化龙、梁启超等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黎元洪等为首的旧官僚武人。不过，这些号称“稳健”的立宪党人拥袁的目的，是想与现政府合作，让中国走上立宪政治的轨道。所以，袁世凯一旦复辟称帝，进步党就转而采取了反袁的立场。由于受到共和党的政治威胁，同盟会紧跟其后联合了其他一些党团合并成为了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实权则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操控。 在清朝末年，除开守旧保皇的顽固派之外，在中国政坛活跃的原本是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颠覆封建帝制、促进民主共和为历史使命，被袁世凯之流视为“乱党”；另一种力量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奉行改良主义。不过，在立宪派人士中，虞廷恺是革命派的同情者。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与立宪派都带着自己原来的骨干进入了中国政坛。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跟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为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等为理事，成为了最初国会中跟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政党。进步党人一方面标榜“不党主义”，提出“有国家而无党派”，有公理而无党派，有自由而无党派；另一方面又行结党之实，以“宪法研究会”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见。“宪法研究会”的参加者，多为中青年法学专业人士，其作用就是用通信讨论等方式征求对制定宪法的意见，比如如何解释宪法？通过什么手续选举大总统？如何确定大总统的任期年限？大总统与国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为进步党党员的虞廷恺，当年颇受梁启超赏识。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时，曾点名让他留财政部办事，非参事即秘书。 历史业已证明，包括虞廷恺在内的进步党人当年进行的政治实验是失败的。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的第八女子中学教书，离佟麟阁路东南侧的新华社大院不远，有些学生就是新华社职工的子弟。院内有一处灰砖红墙的方形建筑，正门楼三层，右侧建筑两层，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国会旧址。虞廷恺在北京居住的宣武门内顺城街88号，离当年的国会街很近。当年的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众议员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选1人，浙江为38人，温州也分到了几个名额。参议院拥有立法权，议员274人；众议院议员596人，两院议员共870人。虞廷恺是众议院议员。1913年4月8日，在这座楼里召开了民国史上的第一届国会。同年7月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虞廷恺是该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当时的不少议员如同34岁的虞廷恺一样，也想积极问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立宪制国家。但袁世凯被捧上台之后，民国初年的中国一步步走向黑暗，正如鲁迅形容的那样，“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踏灭了”（出处同前）。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凶手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未经国会同意，跟英、法、德、俄、日这五国的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以筹备军费镇压南方的革命力量。因此，同年7月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即所谓“二次革命”，但孙中山并没有党军，结果迅速失败。同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原参、众两院常到会的议员共760多人，被袁世凯没收议员证书、徽章者多达461人，导致众、参两院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迫使国会于同年11月14日自行停止活动。虞廷恺为抗议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仅于11月8日自缴议员的当选证书以示抗议，并给副总统黎元洪上书陈述了自己的政见。 这封上书表明，虞廷恺当时神往的是欧美那种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认为这是“伸民气，固国权”的首要举措。然而，这种体制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授意其亲信组成“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会场，胁迫议员选举他为总统。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以50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上台方及一月，他曾经利用过的国会就名存实亡。紧接着出现了传闻，说袁世凯拟组织行政会议以代行议会职权。虞廷恺忧心如焚，认为出现这种局面“对外既不雅观，对内亦生疑窦”。他在给黎元洪的上书中提出：国会中参、众两院如果职权不分，还可以重新界定，如果议员名额太多可以求其减，但切不可以行政咨询性质的“行政会议”取代含有立法性质的国会：“须念国会缔造之难，人们望治之切”。 我不知黎元洪是否对虞廷恺的上书进行了批复，但虞廷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这不仅可以用黎元洪1917年6月12日再次解散国会来证明，而且还可以用虞廷恺致乃父的家书作证。他在书信中写道：“官场作事，处处都是手段”（1915年5月17日）“年来政治变迁无定”（1916年7月19日），“大局日非一日，亡国之祸，当在目前”（1916年8月28日）。这就说明在实行多党制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每况愈下。 史料鲜见 由于虞廷恺英年早逝，研究他生平史实和政治思想的史料十分罕见，可资参考的主要是201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虞廷恺家书》，列为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瑞安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从这部家书来看，虞廷恺很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重人际温馨，重人伦责任，重人间关怀，力图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的人生哲学中，特别强调“清心寡欲”。他鄙薄那种贪图利禄的人，那种“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但知自利，不尽利人”的人。他感到“中国败坏至此，非从道德着手，万难挽回”。事实证明，“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所以，虞廷恺留下的家书，不仅为发掘民国史提供了若干生动细节，而且也展示了一种心灵方向，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份生动教材。字里行间，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缩影。在老龄化中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这批家书的价值就显得尤其可贵。 1918年1月15日，虞廷恺为嫁女事从上海乘普济轮赶回故乡温州，在吴淞口处与开往福州的新丰轮相撞，全船沉没，包括虞廷恺在内的200多位乘客罹难。这时，中国仍处于南北对峙，军阀混战，国会瘫痪的危急情势之中。温州旅沪同乡会会长，国会议员张云雷有一副挽联。上联是：“纵是奇才赴海国，君既去，踽踽凉凉，空负初心期白首”；下联是：“虽为名士空招魂，天亦怜，苍苍莽莽，何觅忠骨埋青山。”表达了对虞廷恺壮志未酬的痛惜。虞廷恺英年早逝十年之后，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取代了民国初年的多党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虞廷恺诞辰137年，逝世99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他短暂的一生，对这位在救国救民道路上进行了艰苦探索的前辈油然而生敬意。同时更加感受到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不断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书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篇章，是对虞廷恺等先行者切实的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