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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政党虽然名目繁多，但就其主要的政治倾向而言，主要存在着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守旧势力，以张謇、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拥袁势力，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袁世凯和原立宪派 袁世凯，是守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从来没有认为在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武昌起义后，他之所以承认共和，是为了窃取政权、制止革命的发展。可是，他也懂得要取消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经过多年流血牺牲所赢得的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专制统治，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他上台之后，一面拉拢、欺骗、分化、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一面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同时，采用各种狡猾手段，步步紧逼，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一旦到他认为条件成熟时，就公开用武力进行镇压，直到解散国会，撕毁约法，赤裸裸地建立起他的专制独裁统治。 立宪派，有爱国思想，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与民主革命派所不同者主要是在手段上，一个主张用改良的办法，实行君主立宪，另一个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民国成立后，原来的分歧似乎应该不复存在了。孙中山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并没有排除立宪派。同盟会其他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等，更是和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汤化龙等推诚相见，以为立宪派是可以和革命派合作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宪派却成为袁世凯的支持者，继续同革命派为敌。 原立宪派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为什么不支持革命派，而支持袁世凯？这与两者在辛亥革命前长期在政治上对立、彼此存在着敌意有很大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立宪派本身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其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封建地产，许多人在科举考试中得过功名，拥有官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尽管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但立宪派仍然反对会对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带来损害的革命运动，并一直以主张君主立宪抵制革命。他们与守旧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然，就很难说明为什么与袁世凯宿怨甚深的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对袁能言归于好，而对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却始终难以相容。 武昌首义和各省起义，严重冲击了各地官僚和立宪派的“旧日之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原立宪派人才打起拥护共和的旗号，出来组织政党，“以图揽政权，以恢复其旧日之势力”。作为守旧势力总代表的袁世凯，自然就成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力量来恢复已被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支持他就可以达到排挤革命派，并从袁世凯那里分享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权力的目的。 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支持袁世凯，还与他们对国情和袁世凯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新生的共和民国，要想立足于世界，只有通过像袁世凯这样的强者，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才能把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轨道。对这种观点宣传得最有力最有系统的是梁启超，他认为要实行“立宪”，首先必须训练好人民，而训练好人民的惟一途径就是开明专制。梁启超的这种“开明专制”的思想，早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时即已提出。民国成立后，梁继续坚持这种观点。这种强者政治的思想，不仅梁启超有，少数革命党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章太炎所说的“夫国人之所以推袁项城者，岂以为空前绝后之英乎？亦曰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耳”（《太炎最近文录》）。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立宪派人本想通过支持袁世凯，排挤革命党人，分享部分权力，并通过实行“开明专制”，把中国引上“宪政”的道路的。但事与愿违，当他们帮助袁世凯镇压了民主革命派的二次革命，他们自己也被袁世凯抛弃了。 同盟会内部的政见分歧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他们经过多年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取得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胜利。可是，他们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是把这些人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他们也没有考虑过，在起义取得成功以后，如何对待原立宪派人的问题。革命派在这方面的弱点，在武昌起义后便利了许多旧官僚和原立宪派挤进革命的行列，进行夺取权力的活动。 同时，作为这次革命的领导团体——同盟会，早在武昌起义前已趋于涣散。武昌起义后，由于旧官僚和原立宪派利用一些革命党人随着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夺权力地位的状况，从中拉拢分化，使其原已存在的组织涣散和意见分歧的情况更加严重。同盟会内部，大体上分为稳健和激进两派。他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对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北京临时政府的看法和态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时甚至截然不同。 稳健派，几乎包括所有的上层领导人和同盟会籍的参议员。激进派各地都有，他们并没有获得重要的实际权力，但部分人也掌握了一些报刊。于右任、章士钊、徐血儿等所主持的《民立报》的言论，基本上反映了稳健派的一些看法。戴天仇、牛辟生、尹仲材、何海鸣等人，于1912年3月底新出版的《民权报》的言论，则反映了激进派的观点。 稳健派认为，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了完全无缺的中华民国，革命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对于激进派的言论，特别是对指责袁世凯“包藏祸心，必将反侧”的言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指责是“虚造之伪言，摇惑天下之人心”。他们批评激进派，“意气相尚，一有不当己意，即假共和之声，喧嚣于国中”。他们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也有不满，但不是严词指责，而是婉言相劝。如他们批评袁世凯的用人时，只是说：“袁总统才智魄力，俱为国民信任，惟用人之处，多不满于舆论”（《民立报》1912年5月1日）。《民立报》的这些言论，基本上反映了同盟会上层领导人的看法。如孙中山就认为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今后应致力的是民生主义。 激进派与稳健派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像稳健派所说的那样伟大的胜利，而是已经失败。因为已让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得不到一点改造，何胜利之有？对于袁世凯，他们从创办《民权报》始，就把矛头指向袁世凯。该报从1912年4月16日至5月1日半个月的时间内，即以《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为题，发表“时评”十篇；以《讨袁世凯》为题，发表“论说”六篇，揭露袁的种种倒行逆施，指出袁为“共和之敌，民国之贼”（《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 稳健派同激进派的政见上虽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认为法律万能，企图依靠法律来对袁世凯进行斗争，则是一样的。稳健派看不出袁世凯的本质，认为可以让他做总统，而用约法、议会和责任内阁来限制他搞专制独裁。激进派看出了袁世凯不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主张推翻他的统治，但因自己手中没有力量，最后也还是想依靠法律，通过选举，把袁世凯从大总统的宝座上拉下来。 上述三种势力的政治面貌和特征，决定了民主法制与专制独裁之间的斗争，成为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二次革命这一时期政局的焦点。这三种政治力量，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形成。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各自的基本政治倾向则十分清楚。以公开的政党形式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则是以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和共和党成立作为其标志，相互对峙的两大政党形成。 同盟会改组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并未认真讨论和研究过起义成功以后同盟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由于同盟会对以后的变局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和明确的应付方针，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在认识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于1911年12月4日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而且表现于像刘揆一这位曾一度担任同盟会庶务干事并代理总理职务的重要人物，也在12月8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主张“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主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同盟会当时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如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持类似主张。他们认为同盟会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的革命组织，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利于团结新加入到共和行列中来的许多原立宪派人士，所以有的公开主张取消同盟会，有的主张选择其中的稳健分子，另组政党，公开活动。 孙中山不同意这些主张，他在归国后的第五天即12月30日召开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在沪的各省分会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同盟会“必先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579页）。孙中山这次对同盟会的整顿，虽有成效，但依然没有能够显著改变同盟会日趋涣散的局面。 民国成立后，共和思想勃兴，到了2月底3月初，出现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占了很大的比重。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这对同盟会自然十分不利。同时，袁世凯即将取得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同盟会将成为在野党，它必须考虑如何巩固自己，加强对袁的监督，使袁遵守《临时约法》，以确保共和制度。这时，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使它成为全国性大党的必要，并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到会者有四五千人。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举胡汉民、汪兆铭、张继、宋教仁等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政党。大会宣布改组后的同盟会的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号召各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民立报》1912年3月5日）。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后，发展迅速，“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天南日报》1912年8月19日）。但是，随着组织的迅速发展，一批旧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也被拉入。 虽然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人，对袁世凯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做了许多妥协，但总的来看，改组为政党后的同盟会，在为挽救民主共和国与袁世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宣传民生主义、揭露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搞专制独裁、增强人们的共和观念、激发人们的民主精神等方面，还是表现出其革命性的。 同盟会改组后虽然还保持着革命精神，但它在维护共和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并没有能作为一个组织发挥有力的作用。孙中山、黄兴虽被选为总理、协理，但他们并未真正负起领导责任。孙中山当时认为只从政治上着手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实业和建筑铁路方面，放松了对同盟会的领导。黄兴则忙于南京留守府裁军事务和发起国民捐以抵制袁世凯大借外债上，也不注重“党事”。至于受孙中山委托肩负协助总理、协理管理全面会务工作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兆铭，先是辞职不就，后又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难孚众望，对会务缺乏热情。这样，同盟会像改组前一样，没有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它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内部意见分歧，步调零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共和党成立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黎元洪被推为该党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等人为理事。它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是南京参议院北迁后，在北京参议院中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共和党的纲领包括党义三条，政纲九务。其党义三条是：①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②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③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三条中第一条国家统一主义是核心。所谓国家统一主义，“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其九条政纲是：①厘正全国行政区域；②融合民族，齐一文化；③采用社会政策；④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⑤整顿金融机关，发达民国经济；⑧整兴海陆军备，取足巩固国防；⑦普及义务教育，振兴专门学术；⑧力谋全国交通；⑨维护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 由于共和党人“取国家主义”，幻想依靠袁世凯来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实际上是与袁世凯结成联盟的。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环绕着是民主法制还是专制独裁的一系列问题上，共和党人处处呼应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作对。共和党人与袁世凯结盟的目的，本意是想托庇于他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实现自己执政的夙愿，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可是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为随后政局的演变所印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