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孔祥吉 出版时间：2017年5月1日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对晚清时期历史事件与人物做了梳理研究，涉及发生在晚清的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等重要历史人物。研究的领域也涵盖政治、军事、外交、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 作者简介： 孔祥吉，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是清史和近代史专家。作者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颇著声名，其学术研究注重发掘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私人函札，重新解释若干史实，新见迭出。著作有《晚清史探微》、《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清人日记研究》、《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等。 自序 如果从196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算起，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已经半个世纪了。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影响外，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领域里耕耘，虽无大的收获，却也志在书中，自得其乐。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硕士研究生，拜戴逸与林敦奎先生为师，从事晚清史研究。由于研究所位于北京东城张自忠路3号，距离故宫和北京图书馆都近在咫尺。于是，我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图善本室等处，养成了寻觅原始档案做研究的习惯，坚持多年，颇有些许心得。 近年来，我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总觉得，如果不把以前搜集的档案史料进行消化，写成文章，便是失职，便对不起那些帮助我搜集史料的专家学者。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耿来金先生等，早已作古。而他们所提供的史料，我已经消化的，可能连一半也没有。这大约是我感到紧迫的重要原因。 概括来说，我搜集的晚清档案史料可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方保存下来的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各个门类的清代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德国国家历史档案馆等所保存的与中国近代有关的档案史料等。 还有一类是私家档案。此类档案，大多由清朝的王公卿相，或封疆大吏个人所收存。在清王朝垮台前后，一些旧时的高官或封疆大吏相继过世。他们的后人继承保存的私家档案，大多被各级图书馆，或者是个人收藏家陆续购买庋藏。如翁同龢、李鸿藻、阎敬铭、张之洞、袁昶等私家档案，有不少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还有一些私家档案流落到海外。我在东京的一些图书馆中，曾看到很有系统的清代官员的私家档案。这些档案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一些日本富商在我国购买运往东瀛。这些颇具史料价值的档案，长期流落异国他乡，无法充分利用，很是可惜。 在私家档案中，我受益最多的是翁同龢的家藏档案。这批档案种类繁多，内容广泛。盖因翁同龢出身于江南世家，本人又是状元，贵为帝师，两任军机，屡当政要。翁氏本人又是琉璃厂的常客，特别喜好收藏。他所保存的档案，包括奏章、书札、电报、日记、图册等，可谓门类繁多。这些档案，由翁同龢的五世孙翁万戈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兵荒马乱之际，由天津至常熟，再从上海由轮船运至纽约，漂洋过海，颠沛流离，却保存得十分完好。 1989年春，我应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之邀，前往哈佛访问。翁万戈先生在参加一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术研讨会时，从我的老朋友汤若杰（Roger Thompson）教授那里，听到我在哈佛访问的消息。于是，翁先生便给他在抗战时期于重庆结识的老友费正清教授打电话，说是要找一位研究晚清史的孔先生。费正清先生便将他的同事孔飞力的电话号码给了他。翁先生接通了电话后，才知道闹出了大笑话。孔飞力教授说，你要找的是“真孔”，我是“假孔”，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孔祥吉的电话和通讯处。于是，我同翁先生建立了直接联系。 翁先生来美多年，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曾任华美协进会会长，久住纽约。退休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莱姆郡的山区购买了20英亩土地，自己设计、建造了住宅与书房各一幢，名曰：莱溪居。这里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夜深人静之时，可以听到门前小溪哗哗作响，颇有一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韵味。 当我在这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莱溪居，看到恭亲王、醇亲王等皇亲国戚、军政要员写给翁同龢的亲笔信札，翁氏日记手书原稿，以及军机处工作记录“随手记”等珍贵文献时，真是喜出望外。翁万戈先生看到我将这批档案视若珍宝，很是高兴。他告诉我，在纽约居住时，曾邀请著名留美历史学家、明清史权威学者房兆楹先生看过这批史料，房先生称“史料价值一般”。这与我的惊喜形成了鲜明对照。后来，翁先生投入了许多精力，整理他们家族收藏了五六十年的档案史料，出版了《翁同龢文献丛编》八卷，我为其中两卷撰写了序言。 一般说来，用档案史料解读历史，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此项工作可以纠正错误，填补空白，颇受学界重视。只是搜集与鉴别是要花不少气力的。然而，我觉得，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必定能有收获，有时还会喜出望外。 2008年，我在整理旧档时，发现30多年前抄录的“朱智遗折”内容颇为感人。于是，在网上检索有关朱智的信息，发现在杭州市网上，有一位研究杭州历史掌故方面的学者曹晓波，写有一篇名为《寻找元宝街一号的主人》的文章。主人者，朱智也。读罢此文后，我颇受启发。同时也觉得因年代久远，杭州人对朱智事迹并不全面了解。于是，我在《博览群书》发表了《清档中的朱智与杭州六和塔》。文章发表后，即收到主编陈品高先生转来的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我国“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朱先生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早年即投身国防科技，曾负责主持我国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和模拟计算机的研制，建成我国最早的模拟机房。他还参加了早期地空导弹制导系统的总体设计。70年代后，又从事计算机技术卫星照片数字处理、导弹实时数字仿真等研究，退休前任航天部某单位的总工程师。朱先生在读完拙文后，迫不及待地同我联系，并且很快安排我和内子一起，与他们的家族几代人的聚会。这次聚会，有来自厦门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成果累累的应锦襄教授，和她的夫君翻译家芮鹤九教授等远道而来的客人等。朱正先生还让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画家玉舟，即席为我画了一幅肖像。一篇数千字的短文，何以激起千层波浪？ 朱正先生告诉我，自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国防科研工作以来，由于家庭成分关系，他几乎不敢与杭州老家有联系。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改观，但对于祖上情况仍是知之甚少。拙作提到朱智在离开人世前所递“遗折”中称：“臣子早经即世，臣孙应鹏，尚在孩提。现在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遗属、家属，悉心经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朱先生看到“臣孙应鹏”四个字后，简直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朱智遗折中提到的朱应鹏，竟是自己的生父。据清宫档案记载，朱应鹏继承祖父遗志，主持完成了六和塔与钱塘江塘堤的兴修工程。浙江巡抚聂缉椝向皇帝上奏销案时谓：“所有塘塔两项工程，共用工料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两零”，“查是案工程，历时将及十年，需款数逾十万。故绅捍卫桑梓之功，洵堪历久不朽。该职（朱应鹏）善继善述，克竟先志，尤属难得。应请准予销案。此系独力捐办义举工程，断无不实，且始终未动公款。” 对于先辈们捐出十万两银子，用十多年的时间，兴修钱塘江河堤及六和塔的历史贡献，朱正先生感到无比自豪。此次会见后，朱先生一方面根据我提供的线索，让玉舟先生到北京故宫西华门内，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帮助，收集了朱智生前的奏折；另一方面他还将拙作及档案资料一并寄给杭州市政府，建议为他的出生地杭州元宝街一号，这所古色古香的院落正名。杭州市政府负责人看到清宫档案与相关材料后，从善如流，很快将此院落由原来的“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源丰祥茶号旧址”，改名“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朱智故居”，并对院中的假山、门廊等建筑整修一新，成了杭州市一个颇有名气的处所。 朱正先生已于2013年作古。他利用生命终结之前的每一寸光阴，昼夜兼程，苦思焦虑，终于编写出版了《朱智史略》。这一切都是因看到“朱智遗折”而引起的。朱先生在去世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兹将文字标点照录如下： 孔先生：敬悉阁下已见到《朱智史略》，愿得到阁下指导！！先生是清史专家,对朱智史迹的研究是国内第一人。能为朱智事迹得到宣扬，是先生功劳莫属。我辈能被确认为朱智后代，也仅凭朱智奏折中的一句话而矣！！我辈都终生感激着先生的。 面对朱先生的赞扬，我真的是觉得十分惭愧。因为这本来是应该做的，而我做得实在太少了。像朱先生这样，把终身献给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的科学家，居然连自己父辈的业绩都不清楚，说明我们史学研究存在着很多不足。许多晚清有名人物的后代，至今还活跃在各个领域。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与教学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重要人物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应该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此项工作可以从整理档案入手，多写出一些可信的历史篇章。 汉朝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曾说：“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此语说得可谓入木三分。具体到我们这些史学工作者而论，我们所做一切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恰当，都是要经过时间考验的。笔者知识浅陋，深知收入本书的论文，虽然大多是用各类档案史料写成，但错误与偏差在所难免，故敬请读者，不吝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