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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林教授历经十年出版专著《农村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是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对西北区域史研究提出诸多真知灼见，颇值得关注。该书以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从地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土地利用与农作物栽培、农业技术的继承与变革、地权与租佃关系、乡村手工业与家庭生活、畜牧业与草场权属等诸多方面，阐释了该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与赓续的历史面相。通读全书，有如下几个特征： 问题意识：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社会的现代化 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课题。现代化即是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虽然黄河上游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受现代化影响程度较弱，但该区域农村中的各个方面仍不断向现代化演进。 农业技术的传承与变革是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著者认为抗战时期是黄河上游区域改良农业技术，进行农业推广最为积极的时期，形成了以省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良系统。（见《农村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第234页。以下凡引用该书，仅注页码。）以往学术界多关注手工业在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他指出，从清朝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黄河上游区域手工业技术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第351页），即使在抗战时期该区域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仍以农村副业方式存在，尚未形成独立的乡村工业体系（第365页）。虽然该书并未集中回答传统手工业现代化转型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但似乎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及机器的使用；二是，经营方式的转变。著者认为该区域手工业的发展使黄河区域出现了“半工业化”的新气象（第410页，参见黄正林《内生与转生：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 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黄河上游区域地方新式金融催生时期。这些转变虽然有现代银行的因素，但在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作用甚少（第459页）。抗战时期是该区域新式银行发展的重要时期，现代金融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并开始向乡村社会延伸。（第460页） 农村市场的现代化转向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该书表明黄河上游区域农村市场的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该区域市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第二阶段，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是该区域市场复苏与曲折发展的时期。（第602、605页）著者主要从人口、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等方面讨论近代甘宁青市场繁荣抑或衰落的原因，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甘宁青农村市场有自己的地域特点。（第616页） 著者还考察近代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社会进程，既关注了其中现代化的部分，也很重视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下来的传统因素。著者指出，从清代到民国时期本地区农村经济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剧烈的，而是缓慢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而本地区域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缓慢，处于慢变量状态（第620页），所以“改变”与“赓续”共同存在于这个区域中。 研究方法：区域史范式的运用 “区域”一词是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概念。区域史研究是目前史学界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进行区域史研究，应在“总体史”的关照下，把握区域发展的整体特点，通过区域史研究梳理出中国整体史的发展脉络。 那么该著为什么选择以黄河上游流域为研究范围？或者进一步说，为什么选定近代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经济为研究对象？著者考虑，目前学术界尚无关于近代中国西北内陆地区、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专著出现，这与西北地区、黄河上游区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从学术层面考虑，近代黄河上游流域农村对近代政治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及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都使我国西北地区、黄河上游区域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历史研究。不仅如此，黄河上游流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业、畜牧业发展的交汇地，具有“一般”与“个体”研究的双重特征和价值。 此外，为客观真实地反映该区域农家收支与生活情况，著者将“一般情况”与“收支个案”相互佐证。他选择榆中县34户农家为研究对象，得出榆中农家平均总收入571.4元，在各种收入中农作物收入最多占53.3%，杂项收入占23.6%，其他收入占19.8%，牲畜及其产品收入占3.3%。（第540页）著者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分别对天水、平凉、威武的155户农家进行资料收集，将他们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分类调查，综合得出农家“一般情况”下收入和支出的平均值；并与河西、宁夏平罗县一户自耕农，武威县南乡一户半自耕农的家庭收支情况进行对比，得出农家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农家投资支出是近代该区域农家消费的主要特点，农家生活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著者在书写该区域土地利用问题这一章节时，同样采取选择代表性地区以体现“整体史”的研究视野。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黄河上游区域农村土地利用情况：一是整体土地利用问题；一是农家土地利用情况。采用比较归纳法来看民国时期该区域土地利用情况，按照该区域、省县、农家等三级，综合考察土地利用情况，并从该区域内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考察。例如，考察陇南区、陇东区、河西区的农家农地面积状况，分别选择天水、平凉、武威为代表全面考察三个区域的土地利用情况。（第167页）再如，考察西宁农家田场面积的统计，作者选择互助、民和、循化、化隆、贵德、湟源六个县，以耕地面积和作物面积进行比较，得出湟源县耕地面积最大，民和县最少，且低于平均耕地面积。使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民和县耕地不足的结论。（第168页）著者这种由“一般”到“个别”的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历史包罗万象，仅凭一部著作是很难把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解释透彻，我们必须从个别中找到一般规律，毕竟，我们不能无穷尽地解释整个社会行动的空间。 依史书写：史料整理和运用 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是史料学与考据学，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凡治史过程中使用的研究性文献和常识以外的资料，都属于史料的范畴。再好的课题如果没有充足的史料做后盾，也只能放弃。我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且地理环境复杂的区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该区域的资料来源广，种类多，利用起来难度较大。本书运用档案资料36种，近代报刊资料574条，地方志、文史资料210种，专著240余册，图表140余幅，今人论文170余篇。其中《三十四年度天水陇南区农贷报告》《民勤县自然环境及其改造问题》《古浪县志》《合水县志》《甘肃省各县经济概要》《甘肃农推通迅》等珍贵档案、报刊资料均是首次使用。从书中采用资料的数量和分类可以看出著者具备“泛史料意识”。 利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是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动力。著者通过分析资料得出互助、循化、化隆、贵德、湟源5个县的自耕农所占比例47.62%。但自耕农所占比例高和户数多，不能证明地权是分散的，还涉及到自耕农、半自耕农所占土地的数目的问题。他还指出：青海寺院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地权基本上集中在寺院，农民占有土地数量十分有限，大多为寺院或土司的佃农。（第123页）我国西北地区不仅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我国宗教分布最为复杂的地区。他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符合历史的客观要求。 近代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也是历年来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出虽然本区域农村现代化进程缓慢，但不是没有变化，更不是衰退。那农民何以贫困？著者通过分析河西一带的租佃关系和武山县一户农家的收支情况得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仅限于收租，“无其他义务”，而且“河西一带之定额物租，因年成丰歉而有伸缩之余地”。（第557页）并利用诸多翔实事例和文字资料分析综合论证得出：民国时期本区域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并不是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代表国家权威的地方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才是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国家征收了农村的30%—50%的财富，这才是造成农村经济破产和农家生活贫困的真正原因。（第562页） 结 论 《农村经济史研究》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厚重的区域史研究专著，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史的一部力作。以上扼要论其优点，然而该著尚存微瑕。 其一，书中对一些细微问题研究深入细致，运用诸多资料相互佐证，但在书写农村合作社部分时，利用《中农月刊》《农贷工作总报告》等官方报刊资料，证明甘肃农村合作基础“已建立在纯正农民身上”（第483页），是不是不太准确？曾业英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些资料皆是当事人发声工具，有其宣传的特性，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考虑。 再如，本书以从黄河上游区域农村各方面的发展为切入点，对本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旨在讨论该区域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关于如何理解黄河上游区域内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本书《序言》中的阐述和观点鞭辟入里；著者也引用了台湾学者张朋园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定义。这对更好地阅读此书提供很大的帮助。那么，该区域内传统与现代化应该如何界定？著者如能在书中增加对该区域传统农村的阐释，是否更有助我们理解该区域农村现代化的动态过程？ 黄正林教授多年来关注黄河上游地区农村经济问题，历时十年，殚精竭虑，撰成巨著，特别是在曾业英先生提出修改意见后，他毅然决定延迟出版，再做修订，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