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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他襄助其师发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此二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对共患难的师徒，在日后的合作中，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竟分别站到了对立的阵营。探究二人的交恶根源，对了解清末民初跌荡起伏的政治风潮给寻求救国道路人们所造成的冲击有所帮助。 一、学术门户的分立 1890年（光绪十六年），梁启超初次拜会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下子被康有为的学识所慑服，下决心追随康有为。 1895年后，梁启超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救亡图变文章，“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在思想上与康有为亦步亦趋。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相继出逃日本。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文书刊，思想发生了大转变，对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越来越不能接受。 首先，对于康有为一贯提倡的尊孔保教论，他由模糊的怀疑转为明确的反对。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拔高到宗教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孔子学说讲求伦理道德，治国安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说，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对灵魂、鬼神采取一种怀疑乃至敬而远之的态度。梁启超进一步认为，把孔子学说无限上纲，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深远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束缚国民思想。他认为保教之说是拿近世的新学新理来缘附孔子，这是爱孔子，而不是爱真理。 其次，对于康有为一向坚持的托古改制，梁启超也渐渐视为陈词滥调。托古改制学说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着力宣扬的理论，也是他呼吁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梁启超早年对这一学说曾津津乐道。到日本后，梁启超抛弃了这种站不住脚的论断，“启超自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 第三，对于康有为自视甚高的《大同书》，梁启超也不以为然。梁启超认为所谓乌托邦式的“大同”，实际上是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可施于未来，而中国的现状岌岌可危，讲大同于事无补，不如提倡讲现实的国家主义。梁启超晚年曾说：“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相淆’，若援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从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的性格和治学精神来看，两人学术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首先，康有为为人固执，他的学术体系成形较早，以后不愿有所改易，“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而梁启超则不然，他善于学习，易于接受新思想，学问突飞猛进的梁启超与墨守成规的康有为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其次，梁启超长期跟随康有为，对康有为为人为学的短处洞若观火。梁启超在批评其师的缺点时曾说：“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到日本后新学得科学主义，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对他老师的武断越来越不能容忍了。最后，梁启超反对治学“好依傍”与“名实相混”，而康氏学说似乎二者均占。二人学术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造成康梁学派的分家。 二、政治信仰的乖异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秉承其师衣钵，在保持君主政体不变的大前提下，着力宣扬变革。到日本后，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促成了他学术思想的转变，并带动了他政见的改变。他创立新民说，大力提倡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天下的公理，人生的要具。而康有为却对自由二字深恶痛绝。梁启超认为兴民权是启迪民智，祛除奴隶性的必要手段。康有为认为当日之急务在于开民智，但与此同时又不能提倡兴民权，否则会天下大乱。 二人最大的政见不同还在于救国之路是革命还是改良上。康有为始终抱着他的公羊三世说不放，认为历史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向太平世演进，相应的政体只能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不可“躐（liè）等”（不按次序）。而梁启超则思想日益激进。1899年，康有为去美洲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倾向革命，酝酿两派联合。此事被康有为拆散后，梁启超专心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好友唐才常被杀的刺激，梁启超又倾向革命。同时梁启超阅读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著作，思想激荡，卢梭的《民约论》对他影响尤大，认为是最适合医疗中国之病的良药。他抛开了维新变法理论，转而主张“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等激进思想。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提出应该搞“民族革命”。康有为又惊又怒，在公开的场合，他著文荒谬地把印度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各省的自立上。在私下里，他给梁启超写了数以万字的信函，一方面痛诋梁启超，一方面继续兜售他的革命恐怖论。梁启超表面上屈从于康有为的压力，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问诸本心，能大改乎？” 在与康有为争论不休之际，梁启超去美洲游历了一次。不想这次游历起到了康有为不能起到的作用，从美洲回来后，梁启超的思想言论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满的主张，反对起原来大力提倡的“破坏主义”，声称与共和永诀。梁启超立场的这一退缩，究其原因，他在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革命暴力还有一种排斥感。在改良主张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他有一些激烈主张。一旦脱离了主战场，头脑冷静下来，他的改良主张便占了上风。于是，他从革命主张的门槛又滑回温和改良的阵营了。其立场的这一改变，使得他与老师又站在同一面旗帜下，而不致于过早地分手了。 梁启超立场的退却，使师生度过了到海外后最大一场政见不同引发的危机。而梁启超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渐行渐远，革命党和保皇党深沟巨壑，严重对立，1904至1905年，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喉舌，与康有为一起，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师徒二人师唱徒和，是他们到海外后“配合”得最默契的时光。但时势不饶人，不论他们二人如何巧言善辩，保皇派在论战中明显处于下风，最后不得不主动偃旗息鼓。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政见“统一”，只是改良主张的统一，他们对改良的途径有着不同的选择。康有为认为改良必须在保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最终成为不可救药的复辟论者。梁启超对清廷则没有那么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实面前，他很快表示了赞成共和的意思。至此，师生政见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三、国事参与的冲突 1906年，清政府宣布要“预备立宪”，这一骗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拟回国参政，而清政府查封了政闻社在国内的组织。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载沣摄政，把袁世凯开缺回籍。1909年（宣统元年）春，梁启超拟将戊戌政变的罪责归于袁世凯一人，以开脱慈禧太后，此举意在与清廷和解。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进退失据，他先主张“不废旧朝”，继而哀叹清王朝气数已尽，后来又提出了“虚君共和”说，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捡出了孔子后裔，说素王就是素帝，是最好的虚君。康有为颠三倒四的做法，令梁启超十分难堪，他致书康有为，说康师举措乖张，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愿师还讲学之旧，相与弦诵。但康有为并没有按他学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积极地拉拢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以“十不忍”回绝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许多人对康有为的保皇说教早已不耐烦，力劝梁启超摆脱康有为的束缚：“南佛（指康有为）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他们选择了联合袁世凯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时，康有为仍坚持以往的保皇论，共同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启超则表示不再倡言“虚君共和”，并希望康有为改变态度，拥护共和，“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否则师生要“趋舍异路，怆恨何言？”康有为不为所动，决定了师生分立门户的形势。 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康有为极力反对，而梁启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他苦劝袁世凯不要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并拒绝20万元的收买，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抨击袁氏。随后南下广西，与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康有为也积极投身于倒袁斗争中，“康有为、梁启超、潘若海等在沪集议，咸以为倒袁必须举兵，不举兵，即无以倒袁”，师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此次师生相投是如此短暂，不久他们便直接对抗了。梁启超南下广西前，康有为仍然“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后此恐成敌国”。梁启超认为其师的言论会对他的政治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当康有为公开主张复辟时，梁启超严词驳斥了他的老师：“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师生至此公开、正面地决裂了。 护国战争鏖战方酣，康有为等人的复辟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当上了伪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则来到了段祺瑞的幕府，充当反复辟军的军师，师生走到了对立面。7月1日，梁启超发出《反对复辟电》，“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把矛头直指张勋和康有为。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对梁启超恨之入骨，写诗咒骂其为食父母的恶兽，师徒关系断绝。 四、组织事务的龃龉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康有为与梁启超在纷繁的日常工作中，难免产生一些磨擦。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创立了保皇会。后来康有为赴加拿大活动，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交从甚密，拟与革命党人联合，他特拟《上南海先生书》，第一次劝老师隐退，“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闻讯大怒，令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梁启超为顾全师生情谊，遵命前往，但康梁的关系从此一直不睦。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前往香港向康有为汇报，康有为把起义失败之责全推到他身上，竟对他“击之以椅”，直打得梁启超跪在地上连连告饶才罢休。康有为专制家长式的粗暴作风对二人的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汤觉顿、杨度等人劝梁启超另立门户，而梁启超不愿因具体事务与康有为决裂，师生二人处于貌合神离的境况。 1903年前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因保皇会内部事务又掀起了轩然大波，梁启超不得不就经费和人事问题详加解释，表示“悔改”，这段公案才得以了结。 1904年，康有为情急之下欲借助暗杀手段达到目的，梁启超对此原则上是赞成的，但对康有为用金钱收买杀手的做法却很不以为然，认为既浪费大量金钱，又因所用之人不可靠，收效甚微。 此后的几年，康梁之间表面上是平和的。1905年梁启超筹组政闻社时，向康有为多有请教，康有为则“虚名遥领”。师生间有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在1910年内，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信最多。 辛亥革命打破了师生间的这份宁静，梁启超希望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有所作为。1912年4、5月份之间，他第二次请康有为退隐，遭到麦孟华的激烈反对，此事遂寝。梁启超此举有避各方对保皇党攻击的用意，客观上却造成更大的裂痕，师徒至此已分道而行。 综观康梁的交恶，可以看出，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龃龉与整个交往相始终，但不足以使他们各奔东西。学术思想的分野，在到日本不久便泾渭分明，但他们还维持着表面的团结。而政见最终的迥异，及其相关联的国事参与的不同抉择，才是他们异趋的根本原因。但是，二人的决裂是政治上的决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生情却从未泯灭，始终以师礼事之。 五、师生情谊的维系 在日本初期的争论并未减低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崇敬之情。1901年，他以深情的笔调作了《南海康先生传》，称颂康有为是先时人物。1911年，康有为来到日本，住在梁启超的寓所。正值他五十五岁生日，“梁启超等十余人连日为寿”。1913年，康有为的母亲去世，梁启超特致函吊唁。1915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麦孟华去世，梁启超闻讯后致书康有为，劝他节哀摄己。1917年因复辟事，师生问询暂告中断。1923年，康有为漫游至天津，梁启超闻讯后三次致信康有为，师生两度会晤，打破了互不往来的僵局。 1927年3月8日是康有为的七十寿辰，梁启超专程从天津奔赴上海，亲撰《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情文并茂，传颂一时。又集汉贤成语撰写一联，此联在众多寿联中被认为是最上乘之作。 康有为过完七十寿辰后不足一月，病逝于青岛。梁启超闻讯后立即电汇数百元为其师成殓。4月17日，康门弟子在北京先哲祠为康有为设灵公祭，梁启超宣读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这篇悼文，情深意切，哀婉动人。循人之常情，梁启超在祭文中也有为逝者讳的笔调，置其他细末于不顾，唯独婉转地提到了丁巳复辟：“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而这恰好点明了师生间最大分歧之所在。 作者简介 齐春风，1970年生，辽宁北票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该校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日关系史。著有《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 1937-1945》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