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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学生，为了抢救教育危机，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警察与宪兵、特务在南京珠江路口阻拦和殴打游行请愿的学生，并用消防车高压水龙冲射学生，抢走旗帜和标语。女学生胡海伦被警察十余人围打，头部、胸部、两肘、两膝都受了伤，跌倒后，有警员跳起来踩踏她的身躯，因而又造成严重的内伤。另一女学生赵之巽头部受木棍重击倒地后，警员五六人围住用脚猛踢。学生黄斌为援救女同学，右肋被木棍猝击，立刻呕血昏厥。长江路暴行，前后共达两小时之久，共有19名学生受重伤，90多名受轻伤，28名被捕。当天天津学生也被军警和暴徒打伤50余人，被捕17人。这就是影响全国的“五二〇”惨案。 惨案之前民主党派的抗议 在此之前，5月18日蒋介石主持临时国务会议，发表了《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称最近各地学潮显受共党策动，宣称政府“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当天，国民党政府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六条，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方政权，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5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对于学生运动的意见》，抗议政府当局，“为着应付一班手无寸铁的青年，居然有人主张‘乱世用重典！’”实属“丧失理智”。指出：“目下学生的呼声，正代表着四亿五千万人民的要求。政府当局把国家弄到如此地步，应该深自反省与民更始……自践法纪，自乱秩序，用阴谋手段对付学生，显然是再愚蠢不过的政策。”“五二〇”惨案发生前夕，九三学社领导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许德珩也曾正告国民政府不要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他说，“此次全国学生要求免于饥饿其动机可谓极端纯正”，如政治无缺点亦不能发动如此巨大之运动。“闻明日南京学生有请愿游行之举，如以武力镇压，其后果将难想象，切盼政府能爱护青年，对学生因势利导，以免重蹈‘三一八’覆辙。” 惨案发生时许德珩亲往慰问 “五二〇”惨案发生时许德珩立刻“亲往慰问，立于街头学生之行列”，“泣不成声，并疾赴国大会堂向邵力子交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闻讯后就对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说：“学生被如此虐待，实使人痛心”。当天民主建国会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提出“要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团结起来，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一致要求和平……属稿才完，得到首都学生游行，军警出动阻止竟酿成流血的不幸消息，同人非常悲愤，更信非有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呼吁和平不可！倘忍令青年学生身冒锋镝而无动于衷，和平永不会实现，结果将不堪设想。” 惨案之后民主党派的声明 5月21日，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张澜、马叙伦、沈钧儒、柳亚子、谭平山、朱蕴山、王绍鏊、许广平、郭沫若、马寅初等17人举行座谈会，认为学生的行为“绝对值得敬爱”，《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是违法的。同时，叶圣陶、傅彬然、杨卫玉、贾祖璋、孙起孟发表文章，支持学生斗争。 5月22日，九三学社北平分社联合北大30名教授发表宣言，指出“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这种“不满情绪既非高压手段所能抑止，更非法令条文所能平息。”“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 同一天，农工民主党章伯钧、韩兆鹗向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慰问信。信中说：“贵会同学为国家和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并挽救教育危机、改善学生生活，领导此次请愿游行，竟惨遭非法摧残，实令人发指。兹送上法币各拾（万）元，聊助受伤同学之医药费。” 5月24日，国民党政府封闭了忠实报道学生运动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三家报纸，并诬蔑学生是被人“利用”“煽动”起来的，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更大愤怒。 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议决：发动全国教授一致支持学生运动，向学潮捐款二百万元，派员慰问受伤学生。并就当前的和平问题、学潮与《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被停刊事件，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次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名致信中央大学慰问受伤同学，信中说：“读报悉本月20日京市学生请愿游行，政府竟以武装制止，致孙傲沧、赵之巽先生等皆被伤害，本会等同人不胜骇异，请愿游行为人民应有之自由，乃遭制止，显为政府不遵法纪之行动，公论自在，于诸先生无伤，诸先生因公致损健康，同人等除深表敬意外特此敬请善加摄卫，早臻痊复，以慰群情，恳请代为转达是荷。” 5月25日，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李济深在香港就全国各地学潮发表谈话，指出：“青年们为着反抗饥饿反内战，不断地以罢课、巡行及请愿向执政者表示抗议，并有许多因此而流血，是稍有心肝者，都应寄以无限的同情。”他指出：“虽然反动的执政者不惜以极卑鄙的手段阻挠中国人民的进步”，但是“参加这英勇行动的人数天天增多，区域天天扩大”，这是国民党当权者“二十年来贪赃枉法”，才使得“民怨沸腾，群起反抗”。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农工民主党中央、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在香港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在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章伯钧、施复亮、张纲伯、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和上海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先后赴南京各医院慰问受伤的学生，并记录他们受伤经过向全国披露，并拟向国际人权保障会控诉此次暴行。 马寅初亲自把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名信从上海带到南京中央大学。5月25日上午10时他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发表演讲，听众达4000多人。马寅初指出“当前的经济危机……归根到底，这就是内战造成的恶果。”他大声疾呼：“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当天下午3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给中央大学送来一封慰问信与慰问金十万元。信中讲：“我们惭愧的是，水龙、武器、绳子底所有者并不是旁人，恰恰是自命为三民主义底信徒们。然而二十年来，他们在中国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早就走上与中山先生所指示的相反的道路了。我们郑重地向各位指出，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是以他们的行动为耻辱的，他们的行为是与三民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们，以及本会所有的同志，毫无保留地都将愿做你们的后盾，为中国底和平、民主、统一、进步而共同奋斗到底！中国底近代史已经证明了学生是我国和平、民主运动底先锋，这先锋的队伍必将引导我国走上和平、民主、统一、进步的康庄大道……学生是三民主义革命队伍底力支持者之一。我们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没有你们底推动与支持，它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让我们紧密地携手吧！让我们祝福你们底健康与胜利！” 5月26日，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章伯钧也到中央大学演讲。他说，“这次学生运动显然的是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生存，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必然发生的运动……如果这个运动能够被人煽动得起，也是现政府的罪恶所造成的”。他谴责国民党，“现在的战火漫天，经济破产，还封报馆，不许人们讲话，只有青年学生有血气，有勇气敢喊出人民的声音，说出人民不敢说出的话”。他在演讲中通报了中国民主同盟人员被捕和被残害的情形，以及民盟对和平民主的主张，表示愿与学生并肩战斗。他要求国民党政府“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赶快取消”，“把一切被封闭的报纸杂志刊物，让它自由出版”。章伯钧最后勉励 “全国学生要团结，民主的成功要靠青年”，“希望今天的青年学生运动，能够组织起来，扩大为将来民主政治的基础。” 5月26日，冯玉祥在美国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斥责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说：“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要求不要再打内战，南京方面“听也好，不听也好，何至于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死打伤呢？”冯玉祥提出，“即日停战议和……请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戟、马占山诸位先生和沈钧儒先生等民盟的朋友主持和议大计。” 随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李济深与何香凝在《致全国军政人员书》中呼应说：“迩者冯焕章先生，发表国是意见……主情衡事，语重心长，爱国人士，当有同情。”“今者，全国大学教授，学生工人，相率罢教、罢课、罢工、以反内战、以反饥饿，足证人民生计，实已濒于绝境，亦足证民主和平，确为全国一致之要求。”因此，“望我军政诸君，本先儒‘人溺己溺’之名训、总理‘救国救民之宏愿，一致敦促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与民更始，放弃武力政策，是非决诸公议。倘不为主政者所谅，则诸君为国家民族计……应一致采取有效行动”。 5月2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发动全国教授支援学生斗争，并捐款二百万元，另致函鼓励《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工作人员为争取各报光荣复刊而斗争。同日，许德珩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会议全体审查会上发表讲话说：和平“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参政会是国民政府所召集的，正在参政员呼吁和平期间，十九号那天，政府颁布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接着二十号发生军警与学生冲突流血的事件。前两天，上海三个报馆又被封闭了，为了报馆的被封，兄弟曾经在会场有一个询问。这一些事实，我认为政府是有关闭和平之门的杂念……我站在人民立场说，学生反对内战并没有错。” 5月2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通过了《对于学生运动的意见》，认为学生的呼声，正代表着四亿五千万人民的要求。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是“自毁法纪，自乱秩序”，是最愚蠢的政策。这种“暴力压制”，不过是“火上加油”，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要求国民党当局“深自反省，与民更始”。 直到6月底，民盟中央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还举行会议，决定加紧开展学生运动外交，嘱学生注意斗争策略。 “五二〇”运动迅速蔓延全国。到6月初，上海、南昌、开封、重庆、成都、武汉、广州、长沙、桂林、昆明、青岛、沈阳、西安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