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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来自中、德、日的20余位教授、记者、策展人和自由撰稿人探讨了中国茶叶、中医、中药、园林、花卉、瓷器、屏风、白铜、皮影以及造船技术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2016年12月19日晚，柏林，一辆重型卡车冲入具有地标象征意义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附近的圣诞市场，造成12人死亡、50余人受伤。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把这样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原因有二：一是21日我飞往柏林，妻子说她携子在恐袭前一晚逛过该处，所坐位置在次日恐袭时遭车碾压——何其幸也！二是以往惯例圣诞节要出游，今次本想去土耳其托普卡普宫看瓷器，世界不太平，怎敢去“火药桶”？只好宅在家里，胡思乱想：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本课题有关吗？似乎没有，但恐袭实际已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人，这世界早就成了地球村，福与祸紧密相连。无论是知识和产品的东渐还是西传，总是说明人与人之间心存善意，互惠互利；一旦心生怨恨、滥杀无辜，知识和产品的东渐和西传便失去了前提。早年的西传，中国人、阿拉伯人是知识和产品的输出者，西方人是得益者；近世的东渐，中国人成了得益者，阿拉伯人似乎是受害者，西方人呢？大家还是好好看一下历史上的东渐和西传吧。 12月23日，突尼斯籍恐袭罪犯在米兰被意大利警察击毙，令人长舒一口气。24日中午，我决定前往多得利中餐馆，欢度洋节。柏林最好的几家中餐馆都坐落在康德大街上。我想起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物质文化是思想文化的基础；又想起朱维铮先生一直不避讳西方汉学家馈赠给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桂冠，“衣食住行”正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理论的起点。 多得利餐馆是一座老房子。老板娘说，当年朱德就住在楼上，我们所坐的桌位，也是周恩来当年喜欢坐的地方。据说，当年不只是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家来中餐馆，读书种子陈寅恪、傅斯年也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席间因辩论政治问题而翻脸，大打出手，周恩来和陈寅恪无奈逃进老板娘的房间。 正胡思乱想，老板娘端上了桂花肉桂茶，芳香扑鼻，口味独特。老板娘说，外国人也好这一口。肉桂很早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热门外销品，孰料遗风余韵至今未歇，而桂花树于18世纪后期传到英国。忽然觉得，不仅研究革命史，应关注中餐馆；研究中器西传，也该把中餐馆作为考察的路径。 茶是饮品，又是奢侈品，因而也是时尚品。最早把茶运到欧洲的是葡萄牙人，其次应是荷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问题研究中心的陈琰璟先生利用第一手的荷兰语文献，在《近代荷兰人饮茶习惯研究》一文中阐明，最早把茶叶运回阿姆斯特丹的是成立不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培养消费者的饮茶习惯，17世纪的荷兰商人在报纸上密集营销，鼓吹茶叶超乎寻常的“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功效。这些话竟然让药学家、博物学家甚至医生也深信不疑，有人著书列举出茶叶的25种功效：“清血、去噩梦、醒脑、去头疼、消水肿、明目、增强记忆、通便、去肝火、祛风湿等。”痛风是食肉饮酒过多的西方人的常见病，茶叶被看作是可减轻疼痛的植物。当时荷兰的茶叶价格昂贵，富人竞购摆谱、妇女以茶会友，又引起道德家的疑虑和愤怒，报纸上不时出现讽喻劝诫的文章和插图。这种情形，与1980年代喇叭牛仔裤、蛤蟆镜在中国大陆流行所引起的效应又何其相似？ 茶叶不仅在老欧洲流行，也是新大陆的抢手货。17世纪中叶，荷兰人最先把中国茶叶带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这时的茶叶纯粹是饮品，饮茶习俗受到其殖民地母国英国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的论文《传教士与福建茶叶向美国的传播——以晚清入闵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为个案》揭示了新教传教士的另一面。虽说17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也经商，但所获利润仍然用于传教。卢公明在华工作近20年之后脱离教会，受雇于美国琼记洋行，担任茶叶贸易的翻译工作，所著《英华萃林韵府》详细记录了福建茶叶的产地、品种、茶行的分工以及与洋行进行茶叶交易的华商。他是中美茶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见证人。这一侧面，不应该被忽视。 说到茶叶的药用功效，让人联想到另一种更神奇的植物——大黄。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闵道安（Achim Mittag）教授研究过《诗经》中的动植物名称，也曾写过大黄的文章。据他的考证，大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蔬菜的大黄（Rheum Rhabarbarum），它于18世纪末才首次传到英国，由英国再传到北美殖民地；19世纪传到德国，19世纪末再传到荷兰和比利时。这种绿中有红的蔬菜至今还在超市有售，是做蛋糕和果酱的食材。另一种是作为中药的大黄（Rheum Palmatum），即大黄根，也被看作是生命根。它早在公元4世纪即被欧洲历史学家所记载。大黄的德语单词Rhabarber已透露出其词源——来自野蛮人的一种根。大黄根的产地有印度、土耳其、黎凡特（恐怖组织IS还想恢复这个国家呢！）和莫斯科公国，但中国青海和四川的大黄最为著名。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有记载。有趣的是，西方人将大黄看作野蛮人的植物，中国人则把大黄则看作野蛮人离不开的植物——如果没有大黄，爱吃肉的野蛮人就不消化，最后胀气撑破肚皮而死。直到1793年，乾隆皇帝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和知识，傲慢拒绝了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即便是“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未能突破这一成见。 比痛风更险恶凶狠的是梅毒，该病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侵入旧世界，被看作是新大陆的报复行为。高晞主要利用葡萄牙文原始文献，在《“中国根”（China Root）的西文文献、人物与图谱》一文中追溯了16世纪初葡萄牙商人从东方带回的治疗梅毒的“圣木”——中国根——被欧洲科学家认知和传播的过程。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御医维萨里的专书《中国根书信》（Radicis Chyne），还有葡萄牙耶稣会士名医阿麻托的《医学论著》和葡萄牙医生科斯达的《东印度医学》都论及中国根，而他们的著作都对欧洲医学革命和知识由古典向近代转型发挥了作用。 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草药也是西方人治病的主要手段，只是限于地理位置，欧洲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种类和数量远远低于亚洲。19世纪的西方人挟轮船和枪炮的双重优势，才得以远渡重洋，搜集异域植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陈明教授在《〈西药大成〉所见中国的药物使用及其认知》中讲述了英国医士来拉（John Forbes Royle, 1798—1858）的大型本草著作于1847年出版后在西方的影响及其汉译本（1887年出版）在中国的流传。来拉在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押运员和船医是植物西传的功臣）工作过多年，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不仅通晓西方植物，同时也熟悉东方植物，他的巨著恰好成为西方近代医学转型时期的药物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书中大量东西方药物的相互贸易记录，是了解近代中国药物学知识和药物植物西传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还记录了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两人曾在切尔西植物园面谈，来拉充分肯定了福钧澄清红茶和绿茶都来自绿茶的洞见，同时也肯定了他将茶树移植印度的重大经济意义。《西药大成》还记录了大黄、人参、甘草、茯苓和鸦片，但该书最重视的是茶叶。在陈明看来，这凸显茶叶在当时世 界贸易格局中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中看中医中药的西传，恰好反映出中国本土学者在对外宣传中医中药上的被动无力和中医中药在世界医学网络中的被边缘化。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喜悦和满足。 但中医中药传到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效应是否会不同呢？因为当时汉字是邻国人民能通读的语言。的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肖永芝研究员的论文《中医古籍域外拾珠》描绘的是另一幅场景，她列举了8部早期珍贵的中医典籍流传到邻邦的情形，如唐代官修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早已在本国失传。由于当时即东传日本，后来的抄本才得以流传下来，弥足宝贵。同样，中国最早的北宋人体解剖原图也已亡佚，但借日本镰仓时期的医籍《万安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除了药用植物，大批观赏植物也西传欧洲。记者、策展人、作家周文翰先生西行万里考察西传的中国植物，成果已收在其散文集《花与树的人文之旅》（2016）中，此处不赘。英国当代学者基尔帕特里克（Jane Kilpatrick）在其《来自中国花园的馈赠》（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2007）中写道：“我们欠中国园丁的情，我们必须要向他们道谢。”今天在欧洲司空惯见的桃花、牡丹、梅花、玉兰花、茶花、玫瑰、绣球花、竹子等等，其实都是来自中国。感恩和谦逊是人类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此道之不行，久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12月29日，柏林。连日阴雨，一直宅在家里，实在气闷。既然不能去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看瓷器，能就近看看普鲁士的皇家瓷器厂（Koenigliche Porzellan Manufaktur，简写KPM）也好。该厂是那位自称“国家第一仆人”的腓特烈大帝于1763年从私人手上买下，比迈森瓷器厂晚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有250多年。“皇企”的一大亮点是拒绝童工、设立企业医保和退休金、照顾鳏寡孤独，成为日后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先驱。 看着这些瓷器业的后起之秀和百年老店，我感慨不已：这些欧洲“学生”的产品目前已占据世界各大百货商店的橱窗，价格昂贵，一个普通白瓷杯也要价60欧元以上，而瓷器祖师爷中国的瓷器则在西方商店踪影难寻。想起与会的日本冈田美术馆副馆长寺元晴一郎先生的发言——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甚至可说是膜拜。他说，人才是最重要的美术品，只有中国人才在古代造出了鬼斧神工般的瓷器珍品，成为东西方其他国家的老师。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人，人伟大，产品才会伟大。这样的人、这样的产品，才会影响到使用者的灵魂。 瓷器也是那些年代的奢侈品和时尚品，只有皇室、贵族和僧侣才消费得起。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的王文欣博士的论文《十七世纪全球贸易与消费中的“赤壁赋”瓷器》视角独特，梳理出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以北宋苏轼创作的《赤壁赋》为主题的瓷器的外销情况。一艘带有船篷的小舟和三名男性围坐于一张几案的图景，有几个西方人能理解？更不用说印在瓷器上的中国文字。但就是这样一种外销瓷，却热销世界各地，日本、英国、荷兰、德国、土耳其的博物馆收藏即为明证。它们也散见于马来西亚、印度和埃及的考古遗迹。循此痕迹，可勾勒出赤壁赋瓷外销的线路——从17世纪始，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先船运到阿姆斯特丹，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则派人在那里搜求中国瓷器，如欧洲对赤壁赋瓷的最早著录就出自显赫的瓷器收藏家、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赤壁赋瓷在欧洲的销售，正表征出“中国风”在欧洲所呈现的热度。 运抵欧洲的珍贵中国瓷器，有些主人竟然还要对它们进行改装和重饰，为什么？复旦大学文博系的刘朝晖教授和硕士生崔璨合撰的论文《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和重饰：以17至18世纪法国的金属镶嵌为中心》指出，这种现象明清时期在法国较为普遍，并在欧洲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既有审美上的需求，也有炫富的心态，还与对异域的想象有关。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产品如何适应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讨论的路径。 以上两篇论文涉及皇室和贵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在《瓷器上的天主》一文中则专门讨论了基督教僧侣与中国瓷器的关系，这是以往学者很少关注的视角。他说，中国生产的带有天主教题材的这批瓷器，很少出现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欧洲的贸易公司或商队的贸易订单，一般只记录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信息，不会描述瓷器上的纹样；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我们对此类瓷器具体的订购者、制作者、运输者、使用者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似可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把这批瓷器放在东西方陶瓷器与宗教信仰的传统脉络中加以考察，欧洲人向中国订制这类瓷器，是其原有传统的延续，只不过中国的瓷器比欧洲本土的陶器更加精美。二是此类瓷器的用途：各修会定制的带有修会会徽的瓷器，一般是供该修会神父或修士在教堂或住院使用，或用于生活，或用于装饰。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会所属的澳门仁慈堂的瓷器，其中一些是用于盛药的药罐。三是从纹饰风格上看这批瓷器的跨文化变化，包括人物身材走形和出现中西合璧的题材，但这不能视为天主教本土化的表征。 12月31日，柏林，西方人的除夕夜。去年此时还兴致勃勃地在裤裆大街看彩灯和烟火，今年则不敢去热闹地方。幸好波茨坦的一位华人朋友邀请参观其新购的一座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文保大别墅，我才得以再次外出游玩。别墅内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浴室里的瓷砖：图案是鲜艳的罂粟花，绿叶衬托着红花，极为艳丽生动。主人介绍说，瓷砖是17世纪荷兰制造的。这提醒我，老房子藏有新史料，亟待搜集和整理。罂粟的产地在亚洲，中国虽不是主要产地，但这幅瓷砖却明显呈现出中国画的画法，这瓷砖的背后，至少涉及荷兰、德国和中国；罂粟和中国画法，是否又涉及植物、外销画和外销瓷三个方面的中器西传？瓷砖的发源地是波斯，先是传到西班牙、葡萄牙，再传到意大利、荷兰，荷兰人受到来自中国的青花瓷颜色的启发，发明了风靡欧洲的青花瓷砖。从瓷器到瓷砖，反映着中国制造的发散性的传播和影响，值得触类旁通，扩大研究范围。 此时此刻，又想到波茨坦的无忧宫里的中国亭——中国园林西传德国的痕迹，脑子里浮现出会议上所讨论的中国园林在西方传播的议题。暨南大学历史系纪宗安教授在其论文《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中提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岭南正是中西园林艺术双向交流的地方，中国园林艺术从这里走出去，西方园林从这里走进来。英国宫廷建筑师钱伯斯爵士（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曾访问广州，后来他主持英国皇家园林时在邱园内修建了砖塔和凉亭。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广州的私家园林更是“番鬼”们经常造访的胜地。 说到中国园林被引入英国的历史，就不能绕过钱伯斯之前的另一位爵士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他才是把中国园林艺术引入英国的第一人，而且他用一个怪词Sharawadgi来表述自己的园林美学观念，这一词多年来聚讼纷纭，有人说它源自汉语，也有人说它源自日语。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和自由撰稿人吕澍合撰的论文《Sharawadgi寻踪》详细梳理了该词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坦普尔在担任英国驻荷兰公使期间从荷兰著名外交家和诗人惠更斯（Constantijin Hugens, 1596—1686）的私人庄园接触到东方园林，而惠更斯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过来的日本和服上的山水图案接触到日本园林。其实两人都不懂中、日文，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接受了经由日本转手的中国园林艺术。那么，坦普尔发明的怪词Sharawadgi似中似日又非中非日，就毫不奇怪了。重要的是，他的充满想象和误解的中国园林概念，却极大地影响到17和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而这一思潮又反过来影响到英国园林的观念和营造。历史的实相往往出人意料。 2017年1月4日，柏林，气温骤降，雪花飞舞。电视里正播放意大利拿波里的风光，让我想到自由撰稿人许敏先生在会上展示的系列视频，有一集是阿玛尔菲所保存的古老造纸作坊，现已转型为造纸博物馆，墙上挂着世界上伟大的造纸名家像，第一位就是中国汉朝的蔡伦。早在唐代，中国的丝绸、造纸工匠流向西方，14世纪阿玛图尔达家族在阿玛尔菲建立了手工造纸厂。中国是造纸的故乡，有这样的博物馆吗？他还拍到翁布里亚的贝瓦尼亚村庄保存至今的造纸作坊、瑞士巴塞尔的造纸博物馆、波斯丝绸之路上的古驿站和城堡以及里斯本、里昂与中国瓷器和丝绸相关的博物馆。许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这一课题，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还需行万里路。 说到意大利，这里是西学东渐的起点，其实也是中器西传的重要中转。会议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承担主旨发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演讲的题目是《龙华民〈关于中国宗教不同意见的论文〉的缘起、版本与影响》，属于中国知识西传的范畴。在利玛窦等人的“西儒”策略和译名困扰争论日趋激烈之时，龙华民的这篇论文在17世纪传入欧洲，影响巨大，引起莱布尼茨的关注，他认真加以研究，得出中国是“东方的欧洲”的结论，并称中国的宗教是自然神学。龙华民文章的另一个效应是，促进了中国人参、茶叶和高岭土的西传。如果我没有曲解李教授的话，那么，东渐和西传，在耶稣会士身上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放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冥冥之中是对这篇主旨发言的呼应，由藏书楼的徐锦华先生精心策划的“西文书籍里的中国”图书展，挑选出47本馆藏珍本，其内容正好覆盖了本次会议所讨论的中国知识和产品西传的主题。 在藏书楼举行的圆桌会议上，与会学者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的建议：广州美术学院郭伟其教授在会上发表了有关屏风西传的专文，他提出了艺术史和历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值得思量。中山大学历史系黄超博士为本次会议提交了中国白铜西传的论文，他以自己的研究经历提醒大家，国外的遗物清单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手史料，同时要善于与各国收藏家和博物馆交朋友。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何俊博士在会上发表了中国皮影西传的演讲，他现身说法，指出光语言好还不行，需要大文科的观念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此外，刘朝晖、陈明都提出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因为本课题跨多种学科、涉多个国家和语种，尤其是小语种。因此，期待更多掌握小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团队，也期待掌握小语种的各国青年才俊投入这一领域。 “要做好这一选题，需要全球史的视角，需要了解近现代的发生过程，探究现代性的起源，关注过去所忽略的早期现代性——尤其是早期现代性的空间范围，并不仅仅是欧洲。以前的全球现代性只有一种形式，排斥其他的文化。杜赞奇最近的一本书就谈到，日本、印度和中国都可以产生现代性。所以就像卜正民先生在《哈佛中国史》序言中提到的朱维铮先生的那个比喻，我们不仅要看清楚房间里面的细节，还要了解房间外面，通过房间外面来确定房间的空间位置，认识到中国并非孤立发展而来，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李天纲教授在圆桌会议上这么说。我也想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因为，这正是我们2013年初设计本课题的目的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