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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是生态学专家，但他在促进生态与人民和谐、包容、共同发展方面，有不少很有启导性的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主张，表明他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孙中山不是生态学专家，但他学医、做过医生，他非常了解人类要生存除了阳光、空气、水之外，就是食物。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尤其是改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人民在社会中能健康地，有尊严和幸福地生活，改造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与人民能和谐、包容、共同发展，孙中山有不少很有启导性的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主张，表明他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意义。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生物与生物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而人与生态的关系则是生态学的核心。人改造自然环境，也会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环境是生死存亡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伤害谁。孙中山讲过：“中国俗话说：‘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虫就有叶来养，有了鸟就有虫来养。但是人类的天然形体不完全，人生来没有羽毛，必须衣以御寒，必须以食物养生，在太古时，古人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但到了渔猎时代，人们就要打鱼猎兽，才可以有鱼有肉吃，才可以生活，也就是人类必须做工才有食物。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都是很辛苦。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和更要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又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饿死。 自然界是一切生物和生命可以延续的家园，人类要主动地适应自然，也要自觉地保护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福。 “自然”界，孙中山也称“天然”界。“自然”界或生态环境是由其自身的发展变化造成的，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不可抗拒的。人类为了生存，除了选择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安居、建造房舍、引水灌溉和日常生活外，就是要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孙中山说：“必须奋斗”。孙中山指出：“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有两件最大的事必须做，那就是首先要有力量保护自己，其次是觅食，就是自已除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之外，就是要有食物。所以，“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要“竞争”，就要“奋斗”。“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是天天奋斗不息的，也即是说，人类是用奋斗来求生存和发展的。 孙中山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它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与野兽奋斗，与天灾奋斗，只有战胜毒蛇猛兽，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人类才能繁殖，才能生存。但归根到底，还是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毒蛇猛兽害人之动物奋斗。奋斗要取得实际的效果也必须要经历痛苦的残酷的历程。天、地、人应和谐归一，只有三者合一，人类才能顺利地生活和发展，但是天灾如地震、水灾和风灾的发生是不可抗拒的，它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也是毁灭性的。然而，人类毕竟是基于主动地位的，为了生存他必须想尽办法来防止那些危害人类的灾害发生。这样就产生文化，所以早期的人类就是讲人类应该如何生存，如何与自然天灾和各种野兽奋斗。 我国黄河流域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为黄河发源于我国西藏唐古拉山脉的东部边缘。孙中山说，它流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流入渤海。由于各地的地质构造不同，黄河易淤积泥沙，容易决口。黄河上游在宁夏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中游在山西、陕西两省的龙门、潼关间，下游自河南武陟、荥阳以下，河道时有变迁。有历史书记载黄河大小缺口逼迫人类迁徙总计有一千五六百次，绝大多数集中在下游。后来学者研究黄河最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黄河每次改道都给人类造成极大危害。黄河流域和全中国人民为了改造和建设黄河也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力量。因为人类要与黄河的灾害斗争便想出很多改造黄河的办法，并促进黄河流域人民的智慧。黄河遇到沙漠、遇到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水流滚，一泻千里的魄力。由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所以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黄河留给中国人的是智慧、是力量，是改天换地的顽强不屈的毅力和精神。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一书中陈述他对治理黄河、保卫黄河、建设黄河的主张和计划。孙中山指出：“黄河出口应事浚渫，以畅其流，俾能驱淤积以出洋海。以此目的故，当筑长堤，远出深海，如美国密西西比河口然，堤之两岸须成平行线，以保河辐之划一，而均河流之速度，且防积淤于河底。加以堰闸之功用，此河可供航运，以达甘肃之兰州。同时，水力工业方可发展。渭河、汾河亦可以同一方法处理之，使于山、陕两省中，为可航之河道。诚能如是，则甘肃与山、陕两省当能循水道与所计划直隶湾中之商港联络，而前此偏僻三省之矿材物产，均得廉价之运输矣。” 孙中山强调指出，修理黄河费用浩大，以获利计亦难动人。但因防止水灾，斯为全国至重大之一事。黄河之水，实中国数千年愁苦之所寄。水决堤废，数百万生灵，数十万万财货为之破弃净尽。这是“旷古以来，中国政治家靡不引为深患者。以故一劳永逸之策不可不立，用费虽巨，亦何所惜，此全国人民应有之担负也。浚渫河口，整理堤防，建筑石坝，仅防灾工事之半而已；它半工事，则植林于全河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 此外，孙中山关于整治长江、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水路系统，以及改良广州水路系统等，在《实业计划》书中都有详尽的陈述。江、河除了交通和防止江、河水泛滥，以及泥沙堵塞河道带来的灾害之外，它还是生物的生命之源，没有干净的水什么都不能生长，没有清洁之水作为饮用，生物也不能生存。所以，水的清洁是人类生命之本。生态的文明就是山要青、水要清、天要蓝。孙中山说，人们要有清醒的意识保护江、河水的清洁，防止污染江、河水源和空气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生命的威胁和各种灾难。 以上这些都说明，孙中山为了改造自然，营造人民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使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不仅留下了他的思想、计划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他关爱人类，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精神和情怀。 人类如若破坏生态环境就不能生存 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孙中山说：“吃饭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人民大众是在先养而后教，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治国？所以“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今欲振兴农务，解决吃饭问题，必须改革农政，仿效西方国家派遣学生到外洋农政学堂学习农学，考地质、察物理之法，学习选种之理、粪溉之方，广种树桑，发展树艺，才能解决“人满为患”、饥馑觅食之艰、流离之祸。孙中山说，近代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除了统治者的错误思维和错误的政策之外，外国的经济侵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说：“古人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孙中山以英国为例指出：“昔英国挪佛一郡本属不毛，后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大获其利。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士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犹是田也，而物产数倍，是无异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反硗确为活壤，化瘠土为良田”。此何故？是因为“泰西农政”，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并用科学种田。他说：西人研究得知植物所必需者，为燐、为钙、为钾。燐为阴火，出于骨殖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多。钙则石灰，如螺蚌之壳，及数种土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水草所生，如稻草、荼蓼都具钾肥。而西方国家粪壅之法，更是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人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总之，西方国家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还有治农之法律。“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可是，当年中国的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仅不重视民生，而且对于那些留心农学之人也不重视，无所作为。孙中山又以他的家乡香山县为例说明，“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之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由于人们毫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吾富庶之众，也不得不贫”，这种无知的情况不改变，“民奚以生？”所以，国家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急兴农学，用科学技术种田，才能使农作物，速其长植，倍其繁衍。只要人们“农学既明”就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既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也无饥馑之忧矣。 粮食不足，人类生存的环境就十分艰难。孙中山认为：“中华自古养民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处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中国人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所以，孙中山说，他决心学习“泰西各种新学”，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并成立农学会，设立新式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通过他们去教农民，照法耕植，并开设博览会，重赏奖励农民，纠集资本，开垦荒地，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孙中山也认识到吃饭问题要解决，首先要改革清政府的腐败制度，否则人民饥荒、水患、疫病各种长期的苦难也无法解决。因为疫苗、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主要都是由于官吏的贪污造成的，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生态造成的。有人说，中国的灾难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孙中山说这种看法不对，中国人吃不饱肚子，既不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粮食恐慌，而是由于不适当的交通方法，加上铁路、公路稀少，不完善，以及阻塞水道交通不畅等原因造成的。他以广西为例说明，过去广西是产米最多的地方，广东的米完全靠广西供给，现在广西是荒年，这是因为田地租税过高，加上“自由贸易”，允许暹罗（今泰国）和安南（今越南）大米免税进口，而广西米必须付出一笔巨额的厘金，方能在市场上销售，这就造成肥沃的土地荒芜，种大米的田地已经不能耕种。所以，造成广西生态的改变，以及农民破产流离死亡的原因就是厘金，农民饥饿的原因也是厘金。 孙中山强调指出：“如果说水患和饥饿都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疫病也同样可以证明是人为的。”他说：“中国气候是很合卫生的。”乡村里的人一般都是健康的。疫病的发生只是在城镇里，由于城镇“人烟过于稠密，污秽到极点”，城镇“沟内污水又直接流入河里，而人民就从这些污水的河里提取他们的饮用水。”城镇内街道垃圾和污染物乱扔，又没有人打扫和清洁，卫生很差，疫病也就容易滋生。所以，人民要讲卫生，保护环境。这些都说明在清代国家里人民的吃饭、财产、生命，以及公共卫生行政当局都漠不关心。也就因为这样，统治者不为人民的生计设想，人民也就必须与统治者产生矛盾和斗争，造成社会的危机。 人类的食物都是来源于陆地、海洋和空气。其中最重要、最大量者则为空气食物。孙中山说，氧气为空气最有力元素，自然界的氧气亦甚多，除飞行家及潜艇乘员需要专门制造氧气之外，其余都不需要人工生产，而海水食物也相当丰富，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要污染江、河和海洋，否则海水动物如鱼、虾等有毒也会威胁人类的健康。中国是农业国，陆地食物，是主要食物，因此除了治理土地预防荒废之外，或因缺水，或因水，或因土地被污染，这一切都要有农业法加以保护，并用科学方法加以改良，并奖励农民保护农田和农作物的安全。他说，人类每天吃的东西最重要的有四种：第一种是吃空气，或者说就是吃风。吃风比吃饭还重要，如果人们把鼻孔、口腔都闭住，一分钟就受不了。我们吃风每分钟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钟要吃十六餐，就是每日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不舒服，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第二种是吃水，我们单靠吃饭不喝水，就不能养生。一个人没有饭吃，还可支持五六天，不至于死，但五六天没有水喝，便要死。第三种是吃植物，吃五谷、果蔬。植物是人类最重要的粮食。第四是吃动物的肉。所以，风、水、植物、动物，都是人类的养生材料。孙中山强调，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民生问题，就是解决社会的问题。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内涵，过去我们只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其实它的内涵要比这宽泛得多。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公布他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共25条，第2条便说：国民政府“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很明显，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是包含实施的具体方式，它是关于解决人民衣、食、住、行人民生活的综合性课题。人类离不开生产、生活的环境，如果粮食、水、空气遭到污染，环境遭到破坏，人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爱护和善待生态环境，自觉地维持好自然环境，使生态文明、环境美丽、空气新鲜。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孙中山作为一个学医治病的医师所教导我们人类应该与生态和谐，建设文明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是极大的贡献，对于我们当今的生态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说：“世界人类本是一种动物，但和普通的飞禽走兽不同。人为万物之灵。”人类有思想，有智慧，有办法去处理和防止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不利于人生产、生活的各种灾害。但他也认为，有些天灾也是不容易防备的，有时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场大水便可把住房淹没，一场大火便可以把房屋烧毁，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孙中山说：对于“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明其妙”，对于自然灾难也无法防备，但现在不同了，由于科学的昌明发达，许多天灾都可以事先知道，也可以预先防备。他说，为了减少物质损失，我们应该尽量设法防备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危害。 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1919年孙中山在撰写《实业计划》时，他说：“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他根据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必须发展工商业的思路，大力提倡在中国修铁路、公路、整理河道，开辟运河，开掘中国的煤、铁、油、铜、金、玉、锡矿，建设各种工厂，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他并不考虑开发农业，他也没有考虑资源的大量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可是，到1924年1月，他制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和开始三民主义演讲时便转变思维，他不是在强调发展开发矿藏和建设大工厂，实现“求富”的目的，而是将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并强调发展农业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孙中山这个转变，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对于孙中山发展工商业的计划不感兴趣，不支持孙中山的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资源，发展经济有重要关系，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权的丢失，以及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人口的减少有关。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就吃饭问题专门作一次讲演。他说：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其他民生问题都无从解决。“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全国人民都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更是不止千万了。照外国人确实的调查，今年（1924年）中国的人数只有三万万一千万。中国的人数在十年以前是四万万”。现在中国的人口只有三万万一千万，这十年之中便减少了九千万。他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中国之所以没有饭吃，孙中山说：“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为此，孙中山强调，必须解决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提出增加农业生产的七个方法问题。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 农业受自然界的变化影响巨大。尤其是防灾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防灾问题，一切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孙中山以广东的水灾为例说：今年（1924年）广东水灾造成的损失极其严重。“在这十几天之内便可以收头次谷，但是头次谷将成熟时候，便完全被水淹没了。一亩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现在被水淹没了，便是损失了十元。今年广东全省受水灾的田该是多少亩？大概总有几百万亩，这种损失便是几千万元。所以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孙中山说，水灾之外，还有旱灾问题。旱灾从前总以为不能挽救，现在科学昌明，无论是什么天灾都有方法可以挽救，但这种防灾的方法必须全盘计划，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防止。这种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标本兼治，筑堤防水泛滥仅是治标，而治本的方法就是植树造林。孙中山说：“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他说：我们要防止水灾，但也要防旱灾，防旱灾也是靠森林去调节。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只要筑堤防水灾和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森林，标本兼治方法相结合，就可以防止水灾和旱灾，天灾可以免，粮食生产就没有问题。 为唤起民众重视植树造林，改良生态环境，造福人民，孙中山于1915年便提议设立植树节，并从防止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认定清明节为植树节较为适合。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以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8年3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树活动，提倡植树造林。次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各省政府：本党秉承总理遗志，“努力为革命的建设，当此海宇将清，国基大定，益切追念国父之诚……每岁三月十二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藯成大观，昭布无极。” 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应于每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及造林之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条例规定“举行植树式时，各机关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各团体民众均应一律参加，躬来栽植”，而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承担。此后，国民政府即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全称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和保护自然环境，仍然保留植树节这一节日，直至如今。 万物生长靠太阳。如果没有太阳，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不仅动物、植物不能生长，对人类的生存也是极大的威胁。孙中山说，尽管人类发明了电，可用水发电，也可用煤炭和石油发电，后来又有风力发电及其他物质发电，解决了照明和取暖问题，并发明风扇防热的问题，但开采煤要破坏生态，用煤取暖、做饭又会污染空气，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和民生主义演讲中多次提到用煤发电可改为用光、用风和用水力发电。青天白日是人类生命的延续的保证，也是孙中山的追求和理想，只有太阳高照人类才有希望，所以维护空气不被污染，人类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天是蓝蓝的天，地是蓝蓝的地，海是蓝蓝的海，不仅使地球的生物能按生存规律去繁衍和发展，也会使生物能够接受白天黑夜的规律进行新陈代谢。阳光、空气和水，以及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人要健康，生态必须要文明，破坏自然环境，人类也将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创造养生的优良环境。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孙中山认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社会、国防，以及跟人民生活最紧密的自然环境都要改造和建设，但建设必须坚持文明的价值观，因为只有文明才能彰显中国人的特性和品德，也只有文明才能表现中国的悠久文明和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以及中国人民对全球人类幸福生活的责任担当。孙中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和主张，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自然生态的建设、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理想的实现，都具有借鉴的意义。可是，上述各种建设都是国家的行为，是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事业，孙中山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但他留下了他的思想、智慧、主张和规划，这是他对中国建设文明社会，对人与自然生态的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上升到了国家意识和国家政策层面，不仅立法保护自然生态和环境，而且对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江河，以及海洋、港口的建设和整治、南水北调工程、退耕还林，治理沙漠、大兴植树造林、治理大气污染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中国人民对改造世界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排污的控制和对世界气候变化采取的各种措施，所取得的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伟大国家，也是对孙中山生态文明思想和主张的继承和弘扬，以及对全人类和谐发展的高度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