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上海图书馆获赠了一批珍贵的张佩纶家藏信札（以下简称“张藏信札”）。这批信札，由张佩纶公子张志潜多年收集得来，后由其子张子美及其子女保存。不久前，张子美哲嗣、著名数学家张恭庆院士及张怡女士、张恭慈先生一致同意无偿捐公，为学术研究作贡献。 上图入藏的“张藏信札”，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穆图善、黄彭年、黄国瑾、梁鼎芬、吴观礼等晚清重要人物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子弟、亲戚的家书（如张人骏、边粹玉、宗得福、朱溍等），还有陈启泰、联元、许景澄、袁昶等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学术诸多方面，尤其对于“清流”的政治活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议和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1922年，张志潜编撰张佩纶文集《涧于集》的书牍部分，曾提到张佩纶当年“在朝在野，所交皆名公巨卿、方闻硕学，往来书札非关朝局、即涉学术文章，足补奏议诗文所未及，亟宜广为搜辑，以永其传”（张志潜：《涧于集·书牍后序》，丰润涧于草堂版，第1页）。为了寻觅张佩纶生前与友朋的往来书牍，他作出了巨大努力。通常我们看到的名人书札，大多是收信人保存的他人来信。自己寄出的信，或自存抄件，或由幕僚起草、另将底稿保存下来。其中著名例子，就是于式枚为李鸿章代拟的草稿，厚厚地积攒了三十余册，李鸿章阅过稿件，修改若干，批上“照缮”二字定稿，再由幕僚誊清寄发。而上图这批“张藏信札”，无论收件还是寄件，都是原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由于双方都是有心人，都将收到的信件很好地留存着，加上张志潜持之不懈地追踪搜集，最后双信璧合，便于研究者寻找线索，厘清真相，显得极为罕见和宝贵。 经过三年筹划，“张藏信札”这部宝贵而重要的历史文献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皇皇十六卷，以供史学界研读使用，这是一件学术盛事。应当特别感谢张氏后人的慷慨捐献。细读张佩纶的书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忧国忧民、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爱国者，是一个敏锐和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也是一个长期被误解和被忽略的历史人物。相信这部史料将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张藏信札”和张佩纶的其他著述，对于深刻理解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可以生发出许多新意，得出许多新的见解；会推动晚清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总结前人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处理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的思考、谋略和失败的教训，也推动对张佩纶的人物研究，推动对张佩纶历史定位的重新评价。 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号蒉斋，直隶（今河北）丰润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1848年11月24日）。父亲张印塘，历任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张印塘卒，张佩纶全家流寓浙江。同治九年（1870），张佩纶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元年（1875）九月，擢侍讲，二年九月，署日讲起居注官。 先是，张佩纶堂侄张人骏，同治七年中进士，该科诸同年吴大澄、宝廷、陈宝琛、陈启泰、何如璋，遂与佩纶交往。张佩纶与其中诸人及张之洞、黄体芳等，标榜风节，议论朝政，弹劾贪腐，时人目为“清流”。军机大臣李鸿藻，籍贯直隶，张之洞、张佩纶亦直隶人，与其过从密切。李鸿藻提携“清流”，一时在朝野形成了强大政治力量。 光绪四年九月，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张佩纶闻其取海道以达俄都，谓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请敕令由陆路前往；又反对授厚全权便宜名目，后果如所虑。十二月，上奏称四川候补道宝森系大学士宝鋆之弟，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兄子，并非正途出身，不由提调坐办而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上实。五年二月，佩纶上奏商人李钟铭捏称系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勾结官府，招摇撞骗，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铨补，为京员钻营差使，为外官谋干私书，请驱逐回籍。上谕将寿慈降三级调用。 旋丁母忧。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年曾与张印塘同率军与太平军作战，助佩纶葬资千金，延请入幕。佩纶辞之，然往返京津，考察海防洋务，对北洋多作赞画，交往遂日益密切。张佩纶主张御外侮，建海军，反对日本吞并琉球。崇厚在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清流”群起抗争，张之洞奉特旨预议俄约，常与佩纶咨商。 七年八月，佩纶服阕，补侍讲，仍充日讲起居注官。八年正月，上《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强调“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欲集其势，则莫如大设水师”。三月，李鸿章丁母忧，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张佩纶原允树声子张华奎相助，获知鸿章必夺情，旋拒之，树声仍奏请张佩纶帮办水师事宜并请加卿衔。陈宝琛奏《论疆臣擅调近臣宜予议处折》，奉上谕，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部议处。佩纶遂与树声父子交恶。 六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树声遣军平定。佩纶与李鸿藻谋划为鸿章保留大学士、直隶总督诸职务，以准备作战之名，安排鸿章复出。又陈善后六事，请作东征日本准备，鸿章弗应。 张佩纶屡劾朝贵，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左都御史童华相继开缺。云南报销案起，御史洪良品、给事中邓承修交章劾军机大臣王文韶受贿。文韶与佩纶为姻亲，然佩纶以为，其“安坐政事堂，若无其事，并欲上下其手，举此案而弥之。揆之国体，窃谓非宜”，上折请罢斥之。慈禧太后旋准文韶开缺回籍养亲，超擢张佩纶署副都御史，举朝侧目。 李鸿藻秉政，爱重张之洞、张佩纶，二张皆主任用贤臣。之洞所荐者，阎敬铭、陈宝琛、吴大瀓、徐延旭，尤称张佩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佩纶所荐者，唐炯、徐延旭、吴大衡、邓承修。唐炯为之洞妻兄，张佩纶称其“知兵，可任艰巨”，光绪八年由四川建昌道超擢云南布政使，次年擢巡抚。徐延旭为之洞姐夫鹿传麟之亲家，由湖北安襄郧荆道超擢广西布政使，旋亦擢巡抚，均为中越边境布防，预筹对法作战。 九年七月，张佩纶奉命至西安查案。陛辞时力陈法国入秋必大举，请严北圻防务以待。使归，任总理衙门大臣，下榻署中，钩稽积牍。又以时艰甚迫，措手殊难，致书恭亲王奕訢，请加强海防布置以作战备；又建议总署内设立海防股，从之。 十年二月，法军陷越南北宁，援越华军战败。清廷先后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问。张华奎运动庶子盛昱，弹劾张佩纶、李鸿藻误荐徐延旭、唐炯，致越事败坏，恭王、宝鋆久直枢廷，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三月十三日，懿旨命军机处全班开缺，以醇亲王奕譞主政，朝局为之一变，四月十四日，上谕着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准专折奏事，加三品卿衔。行前奉懿旨，上折请设水师衙门，将沿海水师改用兵轮，各省船厂、机器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 张佩纶五月出都，与李鸿章、张之洞、吴大瀓、丁汝昌乘舟赴旅顺口察阅炮台，检阅军舰。闰五月十一日抵福州。时闽省有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然和战无措。廿一日，法代办谢满禄递最后通牒，限华七日内明诏撤兵越南北圻，并索军费二百五十兆法郎，否则将自取抵押物及赔款。清廷旋宣布华兵回国，拒付军费。法舰欲入闽江，佩纶主拒之。何璟、张兆栋等不敢，谓历奉寄谕，均须俟登岸后御之。请示军机处，答曰二舰既进，望守条约，余舰勿再进口。倘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若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廿七日，接报法军明日将攻打船厂，佩纶提军连夜冒雨驰驻马尾，与法军相持月余。累电请塞河先发，弗许。总署电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总以勿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又派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往上海与法使谈判条约。佩纶叹曰：“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莫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 七月初三日 (1884年8月23日)，法军攻击马尾港内华舰。接战两时许，福建船政之“扬武”等九舰被击毁，中方官兵死七百余人。佩纶登山观战。翌日，法兵登岸，毁船厂、炮台而去。十八日，朝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着张佩纶兼署船政大臣。寻革其三品卿衔，交部议处。未几，闽籍京官劾佩纶玩寇弃师，偾军辱国，怯战潜逃，诏命左宗棠、杨昌浚查办。宗棠奏称京员据闽信以入告，而不知闽信多本于乡人激愤之词，传闻失实之事，请置之勿论。又谓佩纶以会办大臣出驻马尾，身临前敌，尚属不避艰险。师船被毁，本志不遂，其咎无可辞而心尚可悯。请交部议处，以示薄惩。（左宗棠、杨昌浚奏：《查复马江失守被参偾事各员情形折》，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八册，第540至546页）诏谓情重罚轻，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张佩纶戍边，居张家口三年，藉文史自娱。十四年赐环，值妻边氏卒，李鸿章以女经璹妻之。佩纶此前已二娶，原配为大理寺卿朱学勤女芷芗，续弦为陕西巡抚边宝泉女粹玉。 光绪二十年，日本侵略朝鲜事起。李鸿章欲请佩纶复出，督卫汝贵军驻平壤，佩纶拒之。李鸿章子李经方欲谋前敌主帅，亦为佩纶所阻。经方与盛宣怀相谋，买通御史端良上奏，称革员张佩纶，马尾偾事后投在李鸿章门下为司文案，自恃其才，随意改写电奏电报文字，文武各官群相侧目，莫敢有言。请将该革员驱令回籍，俾免受其蒙蔽，以致贻误事机。佩纶旋举家迁居南京，自谓“孑然孤立，一无倚着，清流以为淮戚而疎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李鸿章以粤督奉召赴京，至上海，招佩纶相见。佩纶以参预密议者乃经方、宣怀，难以置喙，居四日即返。年底，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佩纶素来主战，不愿以议和复起。固辞不获，二十七年二月抵京。见大乱之后，举朝荒嬉如故，知事不可为，乞病南归。诏命张佩纶以四五品京堂补用，以疾辞。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1903年2月4日），张佩纶卒于南京。 （本专题所引文字，除注明出处外，均为《张佩纶家藏信札》中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