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 604页，95.00元 本书从思想、政策的源与流两方面来观察历史，考察其毛细管作用的渗透过程，呈现思想（政策）深入各处，甚至在无名的文人心中自行运作的实况，这无疑为历史研究开启了一片广大的研究天地，可以激活众多思想史、政治史甚至制度史的旧题。 近代史家刘咸炘曾将史学分为四种，即“考证事实”、“论断是非”、“明史书之义例”、“观史迹之风势”，并认为只有“观史迹之风势”才能称为“史识”（刘咸炘：《治史绪论》）。王汎森先生可谓刘氏知音，他曾在自述中说，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捕捉“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流风，而他自己也将“继续在这条路上摸索”。他在演讲中又说“‘风’是一道丰盛的习题，用现代的学术观念和语汇去深入阐述‘风’的各种复杂的机转是我们现代人的工作”（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王氏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常或隐或显以“风”为题，如《“心即理”说的动摇与明末清初学风之转变》《钱穆与民国学风》《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等。若将刘咸炘“风”的史学观念与王氏近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以下简称《毛细管》）一书结合阅读，必有相互发明之处。 《毛细管》是一部捕捉清代大风势的著作，书中随处可见对“风气”、“空气”的关注：比如“清初反宋儒的空气之下，驳宋儒经说的风气就相当普遍”；在讨论清初“讲经会”时，认为“讲经会”“‘纷然于字句异同之间’正是他们与明代经学风气大不相同之处”；谈到文字狱时，说大小文字狱案犹如龚自珍所说的“万形而无形”的“风”，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又说“官方的种种作为形成一个又一个暴风圈”。甚至书名也体现着“风”的特点。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一观念来自福柯，同时既是书名亦是书中一长文篇名。或许正因为长文讨论政治权力所造成的压力与文化禁抑之关系，故不少媒体和读者将之视为本书最核心的主题。这即使不全是误读，也是偏离。书名中“权力”一词不应过于狭窄、具体地理解（福柯所言权力话语原不限于政治权力），有时“风”本身就有一种权力。梁启超曾说“风气”便是一时之信仰，“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非是则不见重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汎森也曾提到当一种风气流行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完全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虽有智者，亦逃不出”（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在一种风潮之下，“逃不出”的魔力，“鲜敢婴”的压力，便是一种隐约而更广泛的“权力”，它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像毛细管作用般，层层渗入，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第1页）。政治权力如此，学术权力如此，道德权力亦复如此。 如何才能观风？刘咸炘认为“事实实而风气虚”，所以要“即事见风，即实求虚”。如果“政事、人才皆在风中”，甚至“一切皆有风气”（刘咸炘《治史绪论》），那么也就可以从“一切”中去观察“风”，所谓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钱锺书）。在《毛细管》一书中，大到四书五经的地位升降、讲经会的内容变迁、《明夷待访录》和《文史通义》的沉浮、顾炎武的形象，小到《笑林广记》中的笑话或《金瓶梅》中的一句对话，这些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人事物无一不是能描绘出风之姿态的飞沙与麦浪。 “风”有变迁升降，没有一刻静止。刘咸炘认为“察势观风”就是“察风势之变迁”，具体而言，便是要了解一种风气“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刘咸炘《治史绪论》）。通贯来说，也即是“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这一“旋转簸荡而不已”的变迁是为何及如何发生的。 《毛细管》一书即以此为最根本之问题。清代三百年，与“是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关系最切，而其变迁又最繁，每数十年皆有自己的风气——“什么是人们认为最有价值、最值得去做的？以何者为高、以何者为值得追求？”（19页）《毛细管》作者将清代大致分为清初、雍乾、道咸三个时期，呈现“思想、学术与心态”如何从明末之世一转而成清初之世，又转而成为雍乾之世，雍乾之世又如何一转而成道咸之世。 明清思想转型是中国历史一大变局，出现了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经典考证及回向古代之势、道德意识之转化、政治思想的转换，以及礼治理想之兴起等重要趋向，成为清代风气的一个起点。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对时代思潮的影响逐渐显著。此种政治压力最主要的来源便是“文字狱”，官方的禁制政策造成一种无边的氛围，使得士风为之一变，文化领域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到了乾隆末年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恶化，思想界也有了新的风向，由“去政治化”回归经世议题，在此世风之下，之前的人与书也有了新的命运：突出顾炎武经济面的崇敬在缓缓崛起，雍乾时之禁书大规模“复出”。 这一风势变迁看似清晰，但实际上其起落非常复杂，常常不按因果律，或只能如梁启超所说是“互缘”。 清代学术一大重要特点便是乾嘉考据的勃兴，被梁启超称为“清代学术之正派”。《毛细管》全书极少正面论及，但作者又处处关照着考据学风的起落，可以说这是一个未正面出场的主角。对于此学风“因何而起”，以往研究或持“理学反动说”（梁启超、胡适），或持“每转益进说”（钱穆），或持“内在理路说”（余英时），但王汎森似乎有意不以“辛亥革命以后的观点”去回看历史，而是从一个个当时人的生命历程中去捕捉风势的变迁。他看到清初以来逐渐形成四股力量的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第1页）。这四股力量有内有外，有正有反，相互之间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生活于其间的时人，四股力量“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呈现出清代学术思想的一种“动相”（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风起于青蘋之末，“最初往往是少数人,慢慢地变成强势，而它又触及一般人内心中潜在的想望或恐慌，于是一根火柴点燃了一个火药桶”,直至飘忽淜滂，激飏熛怒。如果不能以因果律来看风起风落，那风势的这一过程就变得无比重要。刘宗周的思想原先被认为是心学走上绝路的象征，但实际上，刘宗周本人便有一个一步一步走向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之过程。这一本只是一二人所思考的模糊想法，经过其弟子陈确、黄宗羲、张履祥等人的发展（变异）与宣传，逐渐变为一个区域性小群体的思潮；再到万斯同所主导的讲会，心性方面的问题逐步被抛弃，而礼乐兵农成为后来人最重要的关怀，与刘宗周最初的思虑早已大异其趣。从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几十年间，同一学派在延续的同时，内部所重视、所探讨的主题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万斯同透过甬上与在北京的讲经会，对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小群体的思潮播为全国性的风气。 因为重视具体的过程，所以作者能看到思想转型中存在的某些连续面相：原本被认为相反的“讲经会”与晚明文人社集有息息相关的一面，“道问学”与“尊德性”在“省过会”中也可以互不排斥且密切关联。作者通过对风势过程的呈现，无需再回答“风势的起因到底是什么”这类社会科学式的问题，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正与反，内与外，一切均在过程之中，纷繁复杂而又鲜活、具体。 刘咸炘将风分为时风与土风，“二者互为因果”（刘咸炘：《治史绪论》）。《毛细管》在重视风的起落之外，同时强调“风”的源与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刘咸炘《流风》）。这便涉及土风问题。从“源”而言，以往的研究多注意改变清代风气的大人物或制定政策的政府一边，但作者注意到，一些思潮由地方人士、小读书人发动，进而带动了国家的思想、学术的新动向，清初的讲经会便是如此。从“流”来说，《毛细管》以更多篇幅讨论风气的传布与扩散——思想家如何运用其思想资源说服群众，或政策的落实与受众的反应。 学问风向的改变，可能并不单纯源自学问本身，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而 “风”一旦形成，就会吹向各地，其影响又无处不在，作用于个人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点在《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和《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两文中表现最为明显。清初道德意识风气的涟漪投放到日常生活中，便开始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它改变士人的生活状态，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都有连带改变，如明末清初读书人开始大量抄书，便是因为原先心学风气笼罩太久，许多旧书并未印行，极不易得，等到“纷然于字句异同之间”的读书风气兴起，读书人广搜宋元经注，抄书团体众多。以此看历史，“思想史”与“生活史”便有了联结，思想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的，“文字狱”由政府主导，一般人多看到时主之操纵，但作者重点并不放在中央的政策与作为，而是放在这一政策或风气的“受众”，从“上有政策”转到了“下有对策”，关心在“风”吹掠的当头及以后，人们如何秘密地调整自己、压抑自己。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无所不在的消极性的创造力。 从思想、政策的源与流两方面来观察历史，考察其毛细管作用的渗透过程，呈现思想（政策）深入到各处，甚至在无名的文人心中自行运作的实况，这无疑为历史研究开启了一片广大的研究天地，可以激活众多思想史、政治史甚至制度史的旧题。 陈寅恪曾认为大师巨子的著作除了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之外，还要“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不仅能讲述我们未曾知道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变我们看历史的眼光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毫无疑问，王汎森的《毛细管》一书足以当之，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清代的认识，使清代历史的层次更加丰富，同时也是一种曾被忽略的“风”的史学观念的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