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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1月举行的两岸领导人会面中，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就“抗日战争胜利”开展共同研究，马英九先生也积极响应，称“这是开放的态度”，两岸领导人的对话引起广泛地回响。今年两会上，民革中央提交提案，呼吁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两岸抗战史研究的现状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两岸共同书写历史的历程 事实上，两岸学者为“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交流。早在2009年8月13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就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签署备忘录，建立抗战历史的共同研究平台，并举办了多次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14日海峡两岸第一次在重庆合作举办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0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所长在致辞时提到：大陆方面的学者已经同日本学者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我们两岸是不是也能够进行共同研究呢？会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先生当时就回答道：完全应当，而且完全可以。 2014年，在民进中央等主办的“两岸学者面对面·世界史”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20所高校的22位世界史专家学者首次面对面，围绕世界史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专题研讨交流。其中也涉及到对中国史的共同研究。 201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经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历史学界70名学者历时5年合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这是海峡两岸四地学者首次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相关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也涉及到抗战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同年，两岸抗战史研讨会第五届会议在台北召开，两岸学者济济一堂，如何实现“共享共写”已经成为两岸学界共同的话题。 两岸抗战史研究一热一冷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包括两岸在内的海内外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推出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 大陆方面各大研究机构及学者纷纷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在抗战史料方面，新的档案资料汇编迭出。如《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国战区受降档案》、《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证据：日本侵华暴行调查档案全编》、《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南京大屠杀辞典》等资料，这些都极大便利了抗战史的研究。 在抗战研究著作上，出版了多部重量级相关研究著作。如杨天石、傅高义：《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张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卞修跃：《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大陆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都为两岸共同撰写抗战史打下了坚实基础。各大出版社也推出了抗战史的专题丛书，许多学术期刊开设了抗战研究专栏。 台湾地区方面，台湾的抗战史研究起步比较早。上世纪60年代，台湾“国防部”政史局出版的对卷本的《抗日战争史》（1962年）、张其钧主编的《抗日战史》是该时期的代表，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1970年代，蒋纬国担纲总纂的《民国革命战争史》，其中第三部是《抗日御侮》（10卷）、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是该期间的代表性著作。198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后，台湾的抗战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的高潮，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编辑出版了抗战史研究的论文集，如张玉法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8辑《八年抗战》（1982年）、第9辑《对日八年抗战之经过》（蒋永敬，1982年），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26辑《对日战争》（1986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的《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1986年）、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举办了两场高水平的学术讨论会。2015年7月，台北“国史馆”出版了由50余名台湾学者合作编写的六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这是自1960年代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提出编修抗战史以来，该馆首次发布多卷本抗战史。 台湾抗战史研究与台湾政治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局变化也影响了台湾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一是与1970—1980年代比较台湾的抗战史研究冷落下来；二是抗战史研究的队伍呈萎缩趋势，尤其年轻学者关注抗战史研究越来越少。从去年召开的一些抗战史国际研讨会来看，参会的台湾学者可谓寥寥无几。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在去年召开的复旦大学抗战史研究沙龙上介绍，近年来台湾地区有关抗战史的论文实在很少，这五年相关的博士论文只有两篇，硕士论文也就是十几篇，由此可以很清楚看到抗战史研究的边缘化。有鉴于此，一些台湾学者希望两岸能促进双方资料进一步开放，扩大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以“共用史料，共写史书”为目标，共同推动抗战史研究的进展。 专家建议深化共同研究 随着两岸共同研究的深入，专家学者们就如何深化共同研究提出了建议。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表示，这些年来，台湾许多单位在开放档案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每年有大量来自大陆的学者前往台湾搜集资料，对两岸共同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在最近制定的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陆把资料的整理、数字化和对外开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相信会对两岸的共同深入研究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勇认为，“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是维系两岸情感的学术纽带，建议以“共享史料”为切入点，以“共写史书”为工作目标，循序渐进，共同推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认为，两岸在抗战历史的认识上还有不少差异，可以把“九二共识”的精神应用到抗战史研究当中，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历史前提下进行共同研究。研究抗战史需要互不否认，因为互相否认实际上是所有对中国抗战历史抱有偏见的人想干的事。在抗战史料方面，两岸学者也都应该注意到，大量的从国际视野来观察中国抗战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资料都在海外，学者们都应当重视这些海外资料，两岸的档案管理部门也要有开放的意识。此外，两岸抗战史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的呼应、反应都还不够。两岸学者都有重大的义务来向国际学术界推广我们基于过去视野的研究成果，也有责任请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者进行更高频率和开放性的交流。除了两岸之间要有一个跨越海峡的历史共识，同时还要有两岸和其他国家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