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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与书为伴，因此对出版社感情甚深。小学时代多读开明书局所出儿童书刊，中学到大学多读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与“大学丛书”，及至解放以后终生从事史学工作，又与中华书局结下不解之缘。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还曾在中华书局借住并工作将近一年，与李侃、赵守俨等朝夕相处，情逾手足，对中华这家老字号增进了认识。 那时北京的中华书局与商务都在公主坟附近翠微路同一幽静院落，所以我常常把这两家出版社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心目中仿佛是相互映照的双子星，在漫长的黑夜中为国人增添了光明。当时，这两家出版社虽然都已改为公营，但原有的业务骨干留用者尚多，其中有些人就是从实习生（相当于学徒）干起的“老中华”“老商务”，从他们身上，乃至从整个出版运营过程，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出版界两大时代骄子的流风遗韵。也许是我情有独钟，甚至在共产党派来的书局领导与重要骨干金灿然、李侃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商务、中华的学脉传承。即使是在充满偏见乃至敌意的海外学界，稍有良知者对于这两家出版的学术佳作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我常说，好校长不如好制度，因为好校长终将轮换，但好制度则必然留存。出版社也是一样，出版家并非绝无仅有，但如果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合理而又稳定的制度，有些出版社虽然也曾经历过自己的鼎盛春秋，但仍难免过早陨落。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业内行家，深知制度研究对于出版史与出版学的重要性。他们在前言中已经深刻指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商务印书馆以人才立馆，以制度建馆，以文化兴馆，实现了传统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进步，并进而实现了以出版业务为主体，辐射甚广的行业拓展，其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产业化的管理模式，对于我们今天出版行业的集团化、多元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出版机构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既要看他的出版物，也要看他的出版管理。而商务印书馆在这两个方面都创造了一流，留给后人太多的感慨和启示。” 正如各行各业一样，出版业已经形成巨大的改革潮流，而由于电子读物的迅速兴起，更使传统出版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对于智者勇者强者而言，这也正是革故鼎新，脱胎换骨，开拓进取的大好时机。但愿有更多的出版人从商务的历史得到有益的启示，把出版业各项改革做得更为稳妥扎实而又勇猛精进。 近3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海峡学术文化交流，与台湾出版界亦多有接触。1993年在政大执教期间，博士生中间就有锦绣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她曾经交来一篇有关经营管理与技术更新的论文详细提纲，使我进一步了解出版业与出版学的江湖之深与运营之难，现今《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将由台湾花木兰出版社以繁体字付印。欣悦之余，略缀数言为序。 （范军、何国梅著《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2014年12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5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此序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为该书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繁体字修订版所作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编者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