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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案前的《清代私牢研究》一书，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兆肆博士所著，2015年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位历史学者“求真”的笔下，其使用多元资料互参比勘之法，给我们展现出了一种多视角的监狱图景。 陈兆肆笔下的清代“私牢”，与法定监狱同中有异，作为彼时羁押未审嫌犯、现审轻犯以及干连证佐的场所，亦时时成为衙役借端需索的利窟。作者尤为关切私牢之中无辜平民的命运，展现他们在官府借助“法权”名义而肆意践踏“人权”下无奈多舛的人生。清代诸如此类名目的私牢设施，如班房（或曰班馆）、卡房、自新所、翼房、黑窑等，作者一一考镜源流。尤有进者，作者秉持“治史如断狱”的理念，以偏信之暗为戒，着意于爬梳清代各类群体对私牢设施之“历史意见”（钱穆先生语），强调充分征用能代表各方立场的多样文献，参伍错综，排比辨诘，以逼近历史真相。是故，文中既大量使用官方立场的实录、档案、律例等文本，同时亦勠力寻找反映“民间立场”的资料。不过，民间立场的资料，殊难寻见于官方史料之中。是故，作者发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广搜博辑，除了使用大量民间京控状纸外，亦十分注意小说文学作品的使用，比如文中所大量采用的小说《活地狱》一书，即对吏役群体运作私牢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 作者通过这些不同群体立场的资料，意欲展现清代私牢的多重面向。透过民间立场的资料，私牢无疑是残民以逞的鬼魅地狱。不过，当作者检视以《衙役职事》等类吏役立场类的资料时，民间立场的私牢景观彻底被颠覆。在取证技术有欠发达而罪以供定的时代，命盗重案的审理，实有赖于相关邻里佐证尸亲等人供词，为防逃脱，亦为随审随到起见，势不能不对之进行暂时收押。居住条件恶劣，则是因监狱财政有限而不得不然，暴力相向则是为了严讯问供，而在彼时的法律中，捶楚讯供并不算完全违法。 通过京控诉状获得民间私牢情弊的中央官员们，对私牢问题出现了意见上的分裂，并非呈现铁板一块，大致分为御史和刑部二种派别，前者偏向民间立场，而后者则同情吏役主张。有意思的是，即就帝王而言，也出现了康熙和雍正两朝君主态度的绝大差异，前者偏向民间立场，主张杜绝此类私牢，而后者则主要制度化地加以利用，实则折现出两朝君主为政风格和个性的殊异。雍正的主张最终引来地方务实大员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地方私牢的“制度化”和“合法化”。然而，地方吏役正是通过这种合法化的改革作掩护，滥施卑伎，舞弊营私。 作者利用这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文本互参之法，固然可呈现出清代私牢多面相的图景，难能对其作出“非黑即白”的明确定性，但作者并未就此确定“相对主义”的历史观，而滑入不可知论的境地。在言说同一历史片断时，当不同群体立场的文本出现互异时，作者注重对各类历史叙事文本的细读及其深研，重视对文本背后未言之事的发覆，然后确定“优位叙事”。作者在本书中，往往不自觉地透露出本人的“底层”立场。一般而言，官员和吏役出现事实叙述互异时，作者倾向于对吏役予以更多同情，而吏役与民间出现事实认定互异时，作者又往往倾向于支持民间的主张。在私牢长期禁而不绝的问题上，作者其实取逐层“向上”检视的态度，认为大量官员实与底层吏役存在着利益一体的关联和勾结，甚至是官员而非吏役需对弊病丛生的私牢问题负主要之责，而制度之恶的一面尤不可忽视，如资源与人口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逐节自动审转的司法制度、监狱财政的短绌、吏役群体位贱俸薄等，这些无不加剧了清朝私牢问题的严峻性。（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