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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四日，热河都统宗室谦禧收来两份信件，均是他的手下能员所禀——建昌县知县文卜年与塔子沟理事司员奎彰。塔子沟理事司是清廷为处理蒙汉交涉事务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与建昌县衙同城供职，“理应和衷共济”。可谦禧收到的两折却是二人互相揭发、检举，看似两人的恩怨，却反映了地方官僚体制中的诸多矛盾。 郎中与知县互讼 1887年9月下旬，正是建昌地区的农忙季节，也是各衙门稽盗、收税办公的忙时。塔子沟理事司员奎彰因天气转凉而患了风寒，但他还是照例上街查税，可不曾想在他离开衙署的时候，衙内却突生变故，在押嫌犯集体脱逃，所收少量税银失盗，几名心腹税员也被殴伤，甚至县衙东辕门也被砸损了边角。 奎彰接到属下报告，匆忙赶回，家人许溁向其报告，咬定是建昌县衙派人所为。想必衙署遭到砸抢早让奎彰失去了冷静，当即向其上级热河都统汇报：县役赵升等纠众殴毁衙门，抢劫钱粮，系由该县纵令所致。 “殴毁衙门，抢劫钱粮”其罪当死，又牵扯到同城的建昌县衙，热河都统谦禧不敢掉以轻心，作为一方大员，也不能偏信奎彰的一面之词。建昌县知县文卜年是他在光绪十一年亲自奏请朝廷奏保的，对于文卜年他在奏折中曾夸为“老成稳练，办事勤能”。 文卜年，科甲正途出身。咸丰八年（1858）的戊午科场案，牵连巨广，主考官柏葰被杀，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因科场案而被诛的一品大员。文卜年正是出于此科，大浪淘沙，过关斩将，必然是出于真才实学。同治四年（1865），考取宗室官学汉教习，是年十二月由候挑州县拣选引见。奉旨以知县发往热河差遣委用。 此后，文卜年在热河直隶地区转了一个大圈，五年三月，委办发审矿务各局事务，六年七月署建昌县事，九年三月任滦平县事，十一年试署朝阳县知县。光绪二年与平泉州知州庆龄互相对调，任三年，母丁忧，五年十月，服满起复，六年六月，委赴朝阳县会讯积案，七年饬委代理粮捕，署同知印务，嗣于光绪八年正月补丰宁县事，光绪十三年，再次担任建昌知县。咸丰八年中举到光绪十三年，三十年过去，文卜年已经五十八岁。 科甲出身后，补了官缺，在晚清中举众人中可视为幸运，可此后三十年，屡经换岗，却未得太高提拔，也属无奈。官海宦途中，最令他出彩的就是同治七年委属建昌县知县时，擒获巨匪多名，经时任都统麒庆保奏，加正五品同知衔，并赏戴蓝翎，那年他三十八岁，留有他的官宦阶梯还大有想象空间。 建昌县是文卜年仕途渐起之地，可此后经年，仕途蹭蹬，二十年后，又回到建昌县衙，作何感想，怕是只有他自己知晓。官运非平步青云之人，自然十分珍惜现有乌纱。他又怎能随便纵令属下殴打司员衙署，抢劫钱粮。他向热河都统汇报道：该司员派役锁拿无辜，在途勒索饭钱……署内丁役装点殴毁，抢劫情形，挟嫌反噬，实由该司员上街宴会，信任家丁，以致滋事。 谦禧信任文卜年，建昌县幅员辽阔，蒙汉杂处，系口外要缺，州县中最为紧要之区，非精明练达熟悉情形之员不可胜任。当初他保奏文卜年时，特意上奏朝廷，请求准以文卜年由丰宁县调补建昌县，不遵循例行的送部引见程序，既是他对下属的信任，也承担了属员任职的责任和风险。 谦禧也信任奎彰，无论如何，是理事司的衙署遭到砸抢。可双方供词互异，互相禀揭，若不从严承办，当地各属蒙民交涉案件甚多，将来纷纷效尤，谦禧的官也不好做。无奈之下，谦禧先奏请朝廷：“将塔子沟理事司员奎彰、建昌县知县文卜年，即行撤任，听候讯办。”具体案情详细侦查再报。 地方官被下人蒙蔽 事关两个衙门互讼，谦禧不敢怠慢。向朝廷请旨的同时，命人前去勘明现场，又率同热河道德克精额、承德府知府廷杰、理刑司司员刑部员外郎齐世名、候补主事蔡揆忠亲提一干人等集讯。经过轮番审讯，事情原委很快水落石出。 九月下旬某日，奎彰上街票差，命令在编头役张彦去传唤一起控诉案的证人——傅喜，外号傅洛三。张彦懒散，派了打零工的散役吴万升、刘福前往，二人到乡后，找乡长黄显核查户籍，得知傅喜外出未归，两人只得驻店等待，等了几日还未寻得傅喜踪迹，却赊欠了店家一些酒钱，心情略有不快。 九月二十一日，正巧傅喜之弟傅俊在店门外经过，刘福商兑吴万升，把傅俊唤入店内，恐吓其哥哥犯有重罪，想榨取点钱财，令其垫付店家七十吊饭钱。可傅俊未允，二人恼羞成怒，将傅俊锁项带回。傅俊还有一胞兄傅公，闻之二哥被无故捉拿，赴县衙喊冤控告。 时县令文卜年正在县衙办公，接到控告后，派差役前往传唤，正值吴万升等锁拿傅俊在街，差役擒个正着，将傅俊和吴万升等一并带回县衙。文卜年派委县丞堂讯查验吴万升拿人原票，得知票上并无傅俊之名，就将傅俊当庭释放，并派户役杨正方持县衙帖将税役吴万升、刘福送回税署，令其自惩。宦海多年，他早养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可不想后来也被留下不作为的口实。当时奎彰在街查税未回，差役杨正方就将吴万升、刘福交门房家人许溁查收。 本来事情就此了结，可当杨正方转身行至大门时，偏偏遇见吴万升，欠的店钱没有找到人垫付，反而被县衙抓去，吴万升一时气愤，就骂了杨正方几句，彼此口角相争，许溁出来喝阻，并将杨正方、吴万升全部抓起来，暂行看管。建昌县城不大，很快此事传出，杨正方之子杨棠得知其父无故被抓，即邀同素相识的一帮人前去评理，行至税署东辕门外，遭人劝阻，杨棠等还是不服，但也心怀畏惧，于是捡起地上的石块向衙署里掷打，税役见状，也用石块向外掷打。 打斗过程中，多名税役被殴伤，大门辕门被砸坏，杨棠见状不好，即行逃走。这时，县衙的县役赵升等人也已赶到，却并未干涉，只在一旁看热闹。殊不知，杨棠的鲁莽与县役的冷眼旁观差点搭上小命，有人已下了圈套，将其陷入重罪。 清代县级衙署中，有两套机构，一是书吏、衙役等标配人员，属于国家公职范围；二是长随、幕府等人，具有私人性质，因而与官员关系密切，虽无名分，权力更大，许溁便属此类。许溁因见杨棠等藐视公堂，滋闹生事，砸了自家门户，同城对头们又看了笑话，一时气愤，决定教训杨棠等人，出口恶气。 在杨棠等人走后，许溁即令看役将看守犯人的门窗打开，将衙署擒拿的漏税一干人犯放走。令税役捏造，声称县役赵升率领四十余人各持火炮、朴刀、枪等械欲抢杨正方，已将辕门大门值日屋砸坏，以致看管人犯乘势脱逃。夺犯，大清律法是死罪。为将死罪做实，许溁又令人诬陷控告税银八两二钱五分，制钱七吊六百三十二文，均被县役乘势抢去。抢劫官银，死罪。数罪并罚，计谋得逞，不单是几人丢了脑袋，知县文卜年纵容属下砸抢公堂，也是罪责难逃。许溁将伪造情形写为一帖，等奎彰回来，呈上禀帖，奎彰查阅情形，信以为实，据情详报。事情由此闹大，有了前文互讼一幕。 结局 事情发展至此，许溁也不敢向主子隐瞒事实，将事情原委告知奎彰。奎彰知道自己被下人蒙蔽，自知理亏，令许溁自首认罪，自己则甘愿受罚，与建昌县衙多生一层怨恨。接下来是处理环节。许溁诬陷他人，按照清律“诬告人死罪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因其后来自首，减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按照清律，许溁母亲已年六十九岁，家无次丁，得以留养，可考虑其舞弊情节较重，不许留养。 吴万升、刘福等奉官传唤人犯私行羁押，索诈不遂，但并无拷打凌虐之事，杖一百，徒三年。其上司张彦身为巡役，奉票不行，照违禁私带白役例，杖一百，折责革职。杨棠殴打税员，杖八十，酌加枷号一个月。被损坏的大门，因人多无法辨别是非，令杨棠、吴万升等修整。都统谦禧不会管这些走卒的命运，他关心的是手下的两员干将——文卜年和奎彰。朝廷已经在十月将二人革职查看，十二月审讯之时，案情告破，虽无冤情，但想要重新提拔两人还费了心思。 奏折上奎彰的判词是：撤任塔子沟理事司员、理藩院郎中奎彰诬报县役，夺犯殴差，抢劫官课，虽据查明，虚诬各情，据实检举核，与始终诬执者不同，惟既失于觉察，究难辞咎。给了奎彰一个免罪的理由。 文卜年的判词：撤任建昌知县文卜年虽无纵役滋事，惟既讯知税役吴万升等藉差索诈不即惩办，送交税务司自惩，亦有不合，均应请旨交部，分别议处。虽有口实，但也似说文卜年无罪，毕竟不是他的属员勒索生事，送回自惩也情有可原。 奏折又对两人的去向也做了铺垫：案已讯结，所有撤任之塔子沟理事司员奎彰、建昌县知县文卜年任上均有经手事件，未便在郡耽延，自应请旨均令回往，听后部议。两人都有紧急公务，先派回去公干，等待朝廷发落。 奎彰和文卜年是幸运的，清廷当时的心患在外交、在求强、在财政，没有时间深究这些琐事。刑部官员都是人情练达之辈，看了谦禧的奏疏，卖了人情，放过了互相揭发的两位民政官。 奎彰逃过一劫后，在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又干了一年塔子沟理事司员，可第二年因为短亏税款受到惩处。文卜年的宦海中又起了一层波澜，但也平稳度过，十六年署任平泉州知州，似乎又将在热河直隶州县官场轮回一圈。可不想在平泉知州任上，却走了霉运，光绪十八年因事革职，发往军台赎罪八年，二十六年准其释放。这时他已七十一岁，离清廷撤销塔子沟理事司办事机构还有两年光景，距清朝灭亡还有十二年。 本案中两个地方官为琐事大打出手，其实还有其历史背景需要交代。光绪朝，建昌县与塔子沟理事司具归热河都统直管，但理事司员大部分由理藩院选拔，其所收税银并不全部解交，部分经理藩院奏请分赏。而地方督抚为了扩充财力，就要收归理事司的财权，从而扩大直管州县的权力。文中两民政官互讼，正是这种权力纷争的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