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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儿。”“太君说了……” 这是1990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央视春晚小品《主角与配角》中的台词。主角队长是八路军，配角则是投靠了“鬼子”的叛徒。“鬼子”，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通称。但“鬼子”一词不能当面使用，当面要像日军自称的那样，称其为“大日本皇军”、“皇军”。 不过，中国人在面对日军，尤其是在指称个体时，还会使用“太君”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太君”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有时亦泛指日本人。这个词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古代所说的“太君”与军人、日本人毫不相干，而日语中也没有这个词。 那么，为何要称呼“鬼子”为“太君”呢？ 中国人和日本人口中的“太君” 要弄清为何称呼“鬼子”为“太君”，首先要知道它是被如何使用的。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这样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惨案的幸存者回忆：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 同样，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也这样回忆过：“1942年5月的一天，为了保命，我用在东北学的日语与这个鬼子说话：‘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语，水）的米西米西（日语，吃），我肚子疼。’鬼子问我：‘你的良民？’ 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此外，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有关“太君”的用例也不鲜见。例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欢迎皇军，八路已经跑光了。’杨百顺说。翻译官看了看他和红牡丹的穿戴，早已明白了八九，转过身去和一个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说了几句话，又对杨百顺说：‘太君说你良心大大的好，前面带路。’” 作为被称呼的一方，日军中也有人听到过这个词。出现在日军回忆中的用例，大多是中国百姓和汉奸用中文喊（或说）“太君”，如“太君”“矢泽太君”“浅野太君、坂场太君”等。当然，也有日本人使用“太君”的例子。例如翻译松尾趾高气扬地说：“喂，现在太君说话了，要纪念品拿来的。” 关于“太君”的读法，日军是用日语的片假名来标注的，将其用罗马字读音加以对应的话，就是“Taijun”。至于“太君”的意思，有日军在回忆中记述：“老人称我为太君。这是在恭维我，是对地位远高于自己的人的敬称。”这个日军对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意思的理解是到位的，但没有提到为何会有此称呼。 不是日语，也不是协和语，“太君”出自哪里？ 称呼“鬼子”的“太君”一词，大量地出现在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内容的回忆与文艺作品当中。因此，追溯该词的出处，还得从这个历史背景谈起。 自1904年起，日本在其占领的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将日语称作“国语”，学校教育中则强行以日语为通用语言。虽然当时东北地区的百姓中，流行着一句“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等三年用不着”的顺口溜，但面对现实与生存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当然，在殖民当局的有关政策与利益的诱惑下，也不乏主动学习日语者。据回忆，当时有一首顺口溜式的童谣在小学生中极为流行，其内容是：“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八格。耳朵叫谜谜，鼻子叫哈拿。毛西毛西打电话，久别先握手，巴枯拉枯西达。”此外，当时还有这样的四句流行话：“不说日本话，都怕被鬼打，胡说唧哩喀啦，懂者笑掉牙！”这些回忆，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学习日语的看法，同时也描绘了以中文汉字的近似音来拼读日语的具体做法，并揭示了被迫使用日语所造成的一些用法上的似是而非。 如此，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些日语。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大量的“协和语”（一种汉语和日语杂揉后产生的语言变体，其特点是夹杂着许多日语词及生造词，如“米西”、“大大的”）。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军的 “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通过解读这个词的使用及读音，似乎可看到“太君”的影子。 “大人”一词，在中文与日文中皆有，意思也几乎相同，如都表示成人、值得尊敬的人、身份与地位比较高的人等。中文中，“大人”的读音为“Daren”。在旧时官场，“大人”曾是下属对上司的一种习惯称呼。及至民国，虽然临时政府曾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旧时称谓，倡导以官职、“先生”或者“君”等代替之，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依然习惯用“大人”等称呼一些有钱有势者。日语中，“大人”在表示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或德高望重者时，发音为“Taijin”。 总体上看，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其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 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当然，也有只记为“大人”二字，并无读音的。这种情况，姑且将其理解为中文的“大人”之意，不做他解。 上述三种读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无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因为在他们所写的有关中国人同日本兵讲的日语，以及日本兵所说的中国话的例子中，都出现了这个词。认为“Taijin”是中国人所说日语的，将其记述为：中国人说的日语中，有“大人”（Taiji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日军军官。与此相对，认为“Taijin”是中文的则记载：“大人”（Taijin），是对地位、身份比先生还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语，这是日本兵一到中国战场就学会的中国话之一。通过文字判断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上面提到的日本兵说的中国话，即“大兵中国话”，其日语原文为“兵隊支那語”。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对此的解释是：“战争期间，数百万日本人作为士兵和‘在留邦人’来到中国大陆。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话。他们、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认为是中国话的奇妙的语言，对方中国人却认为是日本话。这种语言通俗地称为‘大兵中国话’”。 另外，当时，日军翻译或懂中国话的日军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有日军不但听懂且正确地记载了中文“掌櫃”（意为“当家的”）这个词，但也有日军将其写成了“長貴”。显然，这是音同字不同的问题。至此，可以认为，日军（或中国人）说的中国话被对方误听或误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和日军之间很容易出现语言理解与认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Taijin”的各自理解和表达。亦即，当日本兵认为自己所说的读音为“Taijin”的“大人”是中国话时，中国人却将其当作日语加以接受；在必要的时候，还对其进行模仿、使用。问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走样。结果，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反过来，当他们如此使用时，日军则将其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从源头上看，“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 选择“太君”加以对应的道理 选择“太君”二字作为“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发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中文“太”字有高一辈、极大、至高之意，而“君”字不仅有主宰者之意，且是古时的一种尊号，同时还是一种对人的敬称。在中国古代，“太君”作为官员母亲的封号，本身就表示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此外，在道教中，简称为“太君”的“太上老君”为“三清”尊神之一。在人们的意识里，“太”和“君”都表示尊重、尊敬之意，听起来仿佛高高在上。当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中国人痛恨尚来不及，何谈敬重。然而，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中国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无奈，当面只有对日军谦卑以示讨好。听他们称尊长为“Taijin”，也就学着喊“Taijin”，管他职务大小、级别高低。结果，在用汉字的近似音为其找对应词时，就将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与“太君”二字联系了起来，最终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称呼“鬼子”为“太君”。 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因是对侵华日军使用的“大兵中国话”“大人”的音译，所以乃殖民文化的产物；而选择“太君”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则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卑。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论文《为何称“鬼子”为“太君”》完整版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