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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上任不到一月的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政府各部由南京迁往洛阳。南京除留下何应钦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外，其余一千多名军政要员均迁往洛阳。在国难当头之际，林森“坐镇”新都，反复向国内外宣示中国抗战立场；积极奔走斡旋，致力于消除派系纠纷，促成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呼吁“复兴中原”，推动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这期间，林森救亡图存信念的执着和期望国家强盛的追求应充分肯定。 抗日立场昭告世人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林森就主张对日外交中“于领土主权极端注意，勿疏忽，勿苟且”。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他在多个场合痛陈“国难灼肤”、“国步艰难、外患频仍”的危机，疾呼每一个国民都要“振作精神，负起建国救国的责任”，“使国家命运走上新的路程”。在洛阳期间，林森在主持国民政府进行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均围绕着抗日发表演讲，申明抗战立场。2月9日，在迁洛后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讲话中，林森号召全国各界“团结一致，共赴国难”。16日，林森主持纪念周仪式，司法院长覃振在报告中强调，国家元首坐镇洛阳，国民政府移洛之日，就是我“全民族总动员之时”，全国总动员，“为民族为人类而与暴日周旋”。3月12日，林森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呼吁“上下公务人员，以至全国人民，一致猛省，牢记在心，振衰起弱，救亡图存”。4月20日，林森为南非援华会举办“中国周”并出抗战特刊发电致辞：“中国在历史上为一文化发达最早之国家，在现在亦为一反抗侵略最烈之民族。惟吾人爱好和平，故不屈服于暴力；惟吾人厌恶战，故愿努力从事于拥护正义之奋斗。敌人之压力愈强，吾人之决心愈坚。吾人为保护国家之人格，保障世界和平而战，所恃者除物力外，实具有至大至刚之精神力量……吾人深信正义之战，当无不胜”。 2月16日，林森在洛阳会见记者时表示，外交问题，政府决不屈服，国人亦应自身奋斗，始有出路。3月29日，林森在宴请国联调查团时表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愿与远近各邻邦，和平相处。但是，和平“应以尊重各国领土及政治之主权为根据”，“非军事力量所能保持”，“各国间之敌对与不和行为，足使各国同蒙损害，而一无所获”。4月16日，林森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当此强邻压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本人“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做去”。他针对性地表明了两点意见，“（一）我国军火财政，虽两俱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决无委曲妥洽之可能。（二）各党各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则同归于尽”。 林森对国内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活动给予同情和支持。3月17日，林森赴洛阳途中路过开封，开封各校学生派代表前往请愿，并提出要求11条，包括反对议和，誓死抵抗到底；请政府速派大员收复上海失地；誓死不签订卖国条约；日军不退出国境，不得与日本谈判；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同时解决；请政府宣布对外方针及内政计划；保障民众运动，保护人民出版言论之自由等。林森会见了学生代表，完全接受学生的要求，表示政府誓死抵抗到底，决不屈服。受此鼓励，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郑州洛阳各界代表等多次在洛阳进行抗日请愿和宣传活动。 史料表明，林森对汪精卫等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并不认同，而强烈主张彻底抵抗。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部门纷纷准备回迁南京的消息引起了舆论界的质疑。林森多次公开予以否认，提出“国府须俟东北事件解决，方迁京”，曲折却又坦率地表达了对妥协外交的不满。 奔走斡旋致力团结 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际，正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迫于“国难”而暂时中止之时。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与影响，林森周旋于各派系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努力促成在“抗日”基础上的团结，以集中全国各界力量，实现救亡图存，转弱为强的目标。 面对外患日亟、国民党内的四分五裂状况，林森频繁与外界接触，反复强调“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一·二八”事变前后，林森分别在演讲《亲爱精诚》和《天下为公》时，主张消除猜疑、妒忌、攻击，提倡和衷共济，公而忘私。“不公就不正，不正就不平，不平则鸣”，将演成国家社会的纷乱。在《知耻近乎勇》的演说中他说：“纪念国耻，若是年年只图开会演说，有何意义”，必须要“抱定雪耻的决心”；号召全国各界“团结起来，集中雪耻的力量”，要“谋大团结之先，应从自己修身厉行做起，要份子健全，团结乃能坚固，然后才能合群力以对外”。他更借诠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说，“总理民族主义所讲的固有道德，忠孝为其骨干，忠字在专制时代为忠君，忠于个人，在现在则应忠于国家，尽忠职务，即个人对职务要负责”。 “一·二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部的公开纷争虽然有所收敛，但围绕党权、政权的争夺依然故我。林森时年已过六旬，权欲淡泊并无树敌，一度成为斡旋派系分裂的“黏合剂”。林森在错综复杂的派系间斡旋、调解，晓之以民族大义，促成和维持团结局面。早在1931年12月，他曾亲笔致信负气出走的孙科即日返京任职。24日，他致函远在广州的胡汉民表示，“平时当立起直追，继续总理未完成之工作。况且党国危急状况，千钧一发，我辈岂能坐视不救？恳请来京主持一切”。1932年4月，孙科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已经拟定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主张促成宪政，大有与中央分庭抗礼别树一帜之意。林森再度前往上海造访孙科，敦促其前往洛阳，与中央一致共赴国难。6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因财政困难，办事棘手”，交通部长陈铭枢以“年来奔走国事，备极疲劳，须酌给时日，以资休养”等原因提出辞职。林森赴沪挽留，“结果圆满”。8月6日，被冯玉祥讥讽为“马弁式的行政院长跑来跑去，终至一无所成”的汪精卫突然向林森提出辞呈，各部部长等旋即提出总辞职，表示与汪共进退。9日，林森分别电汪与各部长，强调“外患日深，内忧未艾”，希望汪“本受任时救国初衷，迅即回院，主持大计”，希望各部部长“仍继续任事”。9月12、14日，林森多次前往医院和寓所与汪精卫会晤，劝其打消辞意。奔波于洛阳－南京－上海－庐山等地的林森，试图弥合国民党内部派系裂痕，虽然实际效果有限，但其主观愿望值得肯定，也是一种有利于抗战的姿态。 关注豫陕复兴建设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标志着国内政治中心由东南一带向中原和西北地区延伸，使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机遇。期间，国民政府正式确定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并分别建立了陪都、行都建设筹划机构。相对而言，“常驻”行都的林森更为关注洛阳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并推动其实施。 洛阳地处中原，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城市。所谓“左思作赋，纸贵洛阳，二程诞生，肇兴宋学，我国文化之发达，半基于此。为统御全国，发号施令，亦应认此地为适当”。但在当时，却几无工业，商业凋敝，城市败落，且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侵袭，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入洛阳，陡然增加了当地的负担，房屋、财粮、交通等顿形紧张。经济的窘迫、民众的困苦出乎党政大员们的意外，而办公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劣对公务人员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2月7日，林森签署训令，要求各机关人员“尝胆卧薪，厉行艰苦”，“自二月份起均停支薪俸。仅发维持生活费，依照附表规定，分等支给。其各地方政府机关，并应依此原则酌定生活费数目，务从省给，以节公帑而昭划一”。10日，再发训令，要求“迁洛办公，首须使当地人民相安无扰，各机关一切办公用具及员役食住所需，尤须力求简约，凡在事实上无可省约之品，得陈明长官，撙节购置，不得向地方擅自征发，各该地方政府，更不得转向民间藉端派捐需索，如敢故违，应即查明严惩”。 辛亥革命时期，洛阳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先后有多名志士为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反抗军阀统治献出了生命。2月18日，在有林森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上，通过了抚恤洛阳革命党人烈士的决议，“因革命遇难之同志郭奎文、刘果、刘庆谕、白鹤庚、杨瑾华、张景唐、东锡五、于文彬、李登瀛九人，除交抚恤委员会议恤外，由党部立碑纪念；杨蔚生、阎焕章、胡建中、寇因斋四人公函慰问”。据此，洛阳辛亥先烈事迹经整理后，移送开封革命纪念馆陈列。 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其他领导人相比，林森有更多的时间“坐镇”洛阳，因此被称为行都的“象征”。他常常轻车简从，游走于洛阳的大街小巷，与过往行人、店铺商民等交谈聊天，甚至论值还价，民众称其为“平民元首”。频繁地实地考察使林森认识到，“洛阳系古代文化之区，现在文化比较落后，但从历史上及地理上观之，洛阳均极有价值，该地风俗非常俭朴忠厚，人民刻苦耐劳，若依照建国大纲去作，一定有很好成绩”。他十分体谅豫陕民众殷切“期望政府开发西北”的要求，吁请政府不论回京与否，“当代英彦，海外侨胞，踊跃输财，悉力共赴”，支援行都各项建设，复兴中原和西北，树立国防之基础。 2月29日，行政院决定成立洛阳行政设计委员会（后改称行都建设委员会），对洛阳城市建设、经济和文化事业等进行设计规划。之后，一系列相关建设在洛阳先后进行。2月，洛阳车站增开1、2次特别快车，来往于洛阳、浦口间，洛阳到开封间则增开3、4次特别快车。3月，交通部开办京陕线航空邮递，经停洛阳。在车站建立了洛阳电报电话局，开办全市电话业务。4月，南京无线电台在洛阳装置250瓦特广播机一座，开始试播。 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12月，由中央救灾委员会第十八区工赈管理局伊洛河工赈事务所修建的洛阳南关清河大堤完工。该堤东自大王庙，西至下池村，全长2公里。在洛河天津桥遗址下游和伊河龙门段分别建钢筋混凝土大桥一座，1936年完工，分别命名为“林森桥”和“中正桥”。此外，还扩建了西工飞机场。在西小屯建洛阳电厂，装机容量500千瓦。 在文化建设方面，1934年经戴季陶（1932年在洛阳任考试院院长）提议创办的以“宏储古典，藉以发扬东方文化”为宗旨的中原社会教育馆在周公庙设立。内设民众学校、儿童简易班、阅报室等。该馆成立后，举办过书画及报纸展览，仿制过唐三彩陶俑，培育了一些优良牡丹品种，并运往南京。在其附近开办的“洛京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1932年11月17日，国民党第四届中执会第47次常务会议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从洛阳迁回南京。会议同时通过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建设事宜议案，其中关于洛阳行都者有：（一）设立中央军官学校分校，将西宫旧有营房改建，此校目的在养成屯垦实边之人才，以农林教育军事教育合而为一，以为改良西北军事，开发土地，充实国防之基本，而洛阳地方之治安，亦可藉学校而维持，人民之知识生活，更可因学校而获益，此案应交军事委员会负责迅速办理。（二）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以期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兴事业。（三）就本地名胜之处建设中原国立博物馆，以增进洛阳文化价值，为发展地方经济，以裕民生之资。以上社会教育馆及博物馆开办经费，应在庚款项下指拨，常年经费，应在中央教育经费中筹拨，此案应交教育部负责办理。（四）洛阳桥工关系民生至大，亦为古来名胜，被水冲坏，地方无力建设，应决定施工计划，迅速修复，既以便利人民，亦以为中央移洛之纪念，此案应交铁道交通两部，从速完成。至此，洛阳作为国民政府行都的历史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的先导和预演，也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的初始表现时期。在此期间，林森“置腹心于将帅，资矜式于百僚，以真诚仁男之忱，支震撼危疑之局”，在促成团结抗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32年12月1日，林森返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回京典礼。他在致词中一方面肯定了行都洛阳、陪都西安建设对于强化国防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所有公务人员“回京以后，仍望大家本着在洛阳时的精神，尤其当此外交紧急的时候，大家更应努力”。而洛阳精神就是“尝胆卧薪，朝乾夕惕”，“御侮图强之计，未尝稍懈”的精神。这一归纳和概括不仅反映了林森激励人心的良苦用心，也为日后长期艰苦环境下的抗战提供了新层面的精神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