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你是怎么把新的方法应用于你的研究的？ 答：我自己的学生也不时询问老师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总不能令他们满意。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什么“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也常将鲁迅的意思向询问“史学研究法”的学生述及。这首先因为我本赞成史无定法，同时也有些试图“藏拙”的意思——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在治史方面“点石成金”。 中国的传统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其实要说方法也有，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很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就总思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时将这一“方法”告诉学生，劝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选一性之所近（而不是一般认为最好）的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不过，以今日本科生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通常第一年主要致力于外语），要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所以如今大学教育的课堂讲授时间和研究生教育的年限，或许都还可以考虑改变得更具弹性。 话说回来，我真是没有感觉到运用了什么可以概括出来的“新方法”。如果要说有什么特点，或许是研究视野较宽，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外关系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实在思想、社会和学术层面的文化史为主。这使我研究的题目宽泛而不成章法，但好处是有时也能从他人不注意的方面发现很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教学的原因，我也曾略微尝试过外国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个共同点，即资料不算丰富，故治学者自然会细心斟酌能够获得的每一条史料。这或者帮助我形成读书较仔细的习惯，在进入资料相对丰富的近代史领域后，在希望发掘稀见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开发虽常见但为人视而不见的材料。 近代中国是一个以多歧性为显著特点的时代，变化频繁而且剧烈。我自己过去的研究一向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其实只有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我以为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必先读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后能从其前后左右立论，而历史演变之脉络显。这样才可能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 问：你是怎么把新的教育思想带入教学的？ 答：我近年的教学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谈不上“教育思想”，也无所谓新旧。自己也做过学生，故努力尽量多为学生的实际需要考虑。 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会研究，对史学而言即学会从原始资料中发现问题并写成专业论文。我以为要会写先要会看，除了专业参考书外，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一开始都要把过去十年的《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涉及古代史的包括《中国史研究》）的论文通看一遍，在熟悉近十年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观摩究竟什么是作者之所欲言？他们是否搜集和运用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怎样安排材料及怎样论证其所欲言？其所用材料及其论证是否能成功地支持其所欲言？作者之文字表述是否做到“辞达意”？在其所讨论的题目或领域里，作者是否及怎样利用、修正、和发展了既存研究成果？其作品是否已经基本解决了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提出或提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对何为历史研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之基础上，我希望学生能养成据资料以言事的表述习惯。我认为把事情本身说清楚应是史学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司马迁曾引用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现在一些学术刊物和为人师者多鼓励学生发掘人与事的历史意义，意非不美，然若事情尚不清，又有多少意义可发掘呢？治史者如果忘记自己的学科特点，而去做本属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份内的事情，结果恐怕是理论未必成立，而距历史真相也更远。倘能习惯于据资料以言事，则用力既久，未必无“一旦豁然贯通”之日，则“历史意义”不求而自得，最为理想。即使不能达此境界，事不分大小，弄清一事便是一得，仍有实在的贡献。 问：历史系的本科生读什么书？ 答：现在不少学校要求给给本科学生开列“必读书目”，其实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不认为有谁能决定哪些书是“必读”。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以今日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纯粹专门的史学书籍也已渐少）。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应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如中、外文的阅读和表述及计算机使用能力等，这与任何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读书或可以泛览为主，尽可能多读。尤其是中外小说，多读只有好处。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等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学生读）。对研究历史未入门者也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下列诸人都是通人，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陈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这些人的著作凡涉及史学时，多属古代史，而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本世纪的事，不过几十年；积累太浅，又恰处于传统断裂的时代（当然也有颇多未断之处），未能继承传统史学注重当代史及前代史的传统，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人人的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 海外华裔学者的著作甚可参看，因其多受西学训练，而又具有中国传统的成分（受影响的深浅差距可能甚大）。可注意参看其注释中所引西人的史学及非史学著作，既可了解其接近何流派，也常常能得知哪些书籍曾经或正在影响外面史学的发展。 外国史家的著述，也是能多读最好。我们的翻译书籍通常出版年代越后则译错之处越多（有例外），故有可能最好读原文或西文译本。读西方史家著作，最好先了解西方当时或稍前流行的思潮，因为史学必然在大学术语境的影响之下。近几十年如社会学、结构主义、系统论（不是我们有些人说的那种）、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以及前些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等对史学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读外国史学著作最好是读其研究本国史的著作，那才是主流。至于其研究中国的论著，则在他们的学统内只是支流，以中国史为研究方向者固不能不读，余人则可不必读。读外国史家关于中国的论著，除了解国外的学术大语境外，还要先了解其史学的主流，然后才知道其论著之所欲言。 现在不少学校“中外史学名著导读”所列的中外书籍全是很多个世纪之前者，中国的从《左传》到《资治通鉴》，外国则有要求读吉本《罗马衰亡史》的英文原本者。是否《资治通鉴》之后中国便无“史学名著”？吉本的文采虽好，让学生读相当于我们乾嘉时代的英文是否有利于今日的学术“走向世界”呢？这样的名著经过什么样的“导读”能对今日的学生研究历史有实际的帮助？有多大的实际帮助？ 这类选本或书目其实反映出只图顺手而不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的心态。朱光潜先生在抗战后期论大学《国文选目》时提出，应学荀子的“法后王”取向，最好选章士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字，若选文言文也以多选唐宋以后的为好；因为秦汉文章“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更能起到实际的示范作用。其最后所说的“示范”作用其实应该是“选读”和“导读”最应考虑的功能，可惜这一重要观念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拙见恐怕还是多选用白话或当代外语写作的论文和专著对学生更有实际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所要求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学术研究和表述方式。 附带地说，从学生的需要看，我们现在开设的有些课程不够实用，有时且与人的常识相悖。例如，不少学校皆有“专业外语”课。然浅陋如我，便未曾听说世界上哪一国有专供某一专业使用的“语言（或语文）”。国内大学似从未开设过“专业中文”课，哪里会有什么“专业外语”？今日学生相当不足的是国文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及非常缺乏所谓“非专业”（其实许多是相邻专业）知识。从学生将来可能面临的实际需要看，可考虑为有志于史学专业者开设一两门类似“史学研究与教学”或“史学研究辅助知识导读”这样的选修课，或有更直接的帮助。 问：谈谈史学发展的展望。 答：20世纪及以前的史学家曾相当关注史学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史学是否应该和能够做到“客观”、史学方法应是计量的、分析的、还是描述的，等等。在文化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的定义、目的、范围、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史家考虑的基本问题已不得不有所改变。探讨新世纪史学的可能走向，不仅要有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开放的心态。 A、史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是近年中外学者都相当关注的问题，个人以为，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从根本言，若把“理论”定义到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非常宽泛的程度，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先明确所依靠或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面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或“全息性”认知。因题材和眼光的转移，不仅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对任何以实证为取向的史家来说，大量“新史料”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自不必多言。 B、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中国近代史的特点是资料极其丰富，即使落实到很小的题目，史料的穷尽也几乎不可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本来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尽量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史料的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仍极为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尤其应重视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的个人记述。 由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异常丰富繁杂，其中颇有真伪难辨者。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重史料辨伪，这一风气在近代史领域尚不够流行（当然也有类似罗尔纲、王庆成先生等少数例外），似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更有力的提倡。同时，在充分注重史料辨伪的基础上，也应注意真史料和伪史料各有其用（造伪的需求、造伪者的动机、伪史料产生和造伪过程等都能揭示很多问题），且有些不“真”的史料却也并不“伪”，至少不是有意造伪。在史料考辨之后仍需进一步考察的是：历史资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 不论史事的客观存在或“历史真相”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确可能带有“偏见”。有些后现代史家以为凡史料皆带有偏见，说虽过苛，也未必不通。然推广言之，史料既然可以皆有偏见，则无不具有某种特定之含义，因而也就无不具有研究之价值。“落花有意”是一句不断重复的老话，对史学而言却有非常实际的意义。落花既各有其意，则史料不论常见罕见，其中俱有“意”在，读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既知其可能有“偏见”，则或尽量去其偏见而用之，或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要在平等对待史料，予以发言权，便能激活之而使其“说话”。 C、史学最忌主观，而近来学者又多已承认史学实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那本是19世纪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乐观愿望），但不能客观未必就意味着主观，似乎还可以有一种顺乎当时当地当下社会文化风俗思想的“他观”。今人不能疏离于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怎样兼顾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年的概念工具，仍是值得史家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陈寅恪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 所谓“旁采史实人情”，正是前后左右治史的具体表述。特定的历史事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因果，不少事件或人物很可能是偶然成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但即使是偶发事件，其能达到引起时人及后之史家注意的程度，也必有其前后左右时势的作用，受其周围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应能获得一个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 而“不改原有之字”这一点尤其应当引起今日学者的重视。傅斯年在论证中国古代严格说“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时强调，“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乃“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古代“方术论者”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当年的问题，也偶有问题是从中国话的特质上来的”；若“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他，不是割离，便是添加”，皆不能用。当我们将“现代化”或类似的“历史任务”加诸近代人物并据此观察他们之时，可能已经疏离于当时“习见之义”所反映的“当年的问题”了。 D、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不仅要看得远，同时也意味着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观察“世变”的因应能力。三十多年前史家沈刚伯就以《史学与世变》为题讨论了史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的今日西方学界，史学家是否应主动介入“历史的制造”已成为每一个史家面临的困惑。今日海峡两岸的学人也都（因不同的语境）在思考和探索史学怎样为现实服务或史学如何从时代社会转变的刺激中寻找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这类问题。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以及实际的距离），史学如果走向社会甚至走入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怎样做到不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史学界不得不深思熟虑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将会比过去更密切，大概是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倾向，学人恐怕也不得不预先考虑怎样因应这方面的挑战。 问：近来关于学术腐败的话题最为大家所关注，虽然具体语境各有不同，但都说明学术体制的改革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答：国内学术评估的主要标准一是课题的有无及是否重点，一是发表论著的刊物等级和数量。任何学科的发展不能不面对和针对我们自己的国情，故各大学不能不尽量争取国家级的一般和重点课题，同时大力提倡教师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但从长远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不宜过分提倡的取向，至少应在保证品质或重在品质的前提下提倡之。在相对长一些的时段里，一个学术团队的实力仍是以有一定数量但主要是高品质的学术成果来最后确立的。 针对当前全国学风的实际状况，必须长期持续强调学术戒律，发扬前辈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的优良风气，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能落实到实证的扎实学风。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面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得到提倡之时，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许多。 原刊《光明日报》2002年3月21日，后收入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附志：大约是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光明日报》史学版的编辑曾经约我做一次访谈。我通常不接受这类访问，但这位编辑明言希望能在该报发表像我这样的“另类”学者的见解（“另类”是其信中的原用语），而当时我所在的学科正在申报某事，似也比较需要“亮相”；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书面的“访谈”，由编辑部将问题写给我，我即根据其问题作出尽可能不那么“另类”的回覆。后来编辑部又增加了关于“学术腐败”的一问，并把所提的“问题”整理得更有文采，根据版面的需要将我的答复缩减，发表在2002年3月21日的《光明日报》之上（但访问者的姓名却非与我联络的那一位）。差不多两年后，网上出现一篇“罗志田答问”，核其文字，即是我最初给《光明日报》的文稿，想来因负责史学版的编辑调往他处，此稿“不慎遗失”，遂为有心者挂到网上了。既然有此“罗志田答问”的出现，此处即用其“全文”，以示对该文的负责，仍将后增的关于“学术腐败”的问答置于最后。谨此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