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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史学家中，善用多种史料著书而取得显著成绩者，代有其人，古人如司马光，近人如陈垣、陈寅恪等。以下就陈垣、陈寅恪二人在研究中运用多种史料的情况稍做一些具体的介绍。 陈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他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渔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除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更广泛地利用了韵书、画谱、书法、进士录等，搜罗史料的详备程度堪称做到了“竭泽而渔”。他在采用史料时，十分重视文集，这是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他研究元史，既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认为它保存了许多原来的材料；又广泛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 陈垣一生重点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化情况，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他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列举了必须参阅教外典籍的6条理由：可补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可见疑忌者之心理；反对口中可得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言。陈寅恪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欣赏，于1934年4月6日致函陈垣，说：“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鍼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 另一方面，陈垣又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历史。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礙难通之史蹟。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例如，他指出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可考前凉张氏始终用晋年号，“不独始称西晋憨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又如，他指出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可考《世说新语》所关涉的晋僧。《世说新语》中涉及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陈垣还开拓了以释家语录考史这一新园地。他说：“夫语录特释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裨史乘也。”《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初引语录入史，随后又有《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二文问世。他利用《憨璞语录》、《玉林语录》等语录，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得出结论：“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后期的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引用语录尤多。 陈垣虽然广泛采用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他对于官方文书也很重视。他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时，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清代学者以《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略，但关于也里可温在元朝的真相，竟赖《元史》以传。“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末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这就充分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而不是像清代学者那样只看到它的缺失。陈垣考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多参考清廷档案。他还在讲课时特别向学生指出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价值，强调不仅《东华录》望尘莫及，就是当时实录的有关段落也是由《硃批谕旨》中得来的。(57)他在写给他儿子陈乐素的一封信中说：“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除正史外，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观其引用何书，而知正史之外，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可见，他对官书与私记都是重视的。 陈垣搜集史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工具书。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说：“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1942年，陈垣用《册府元龟》及《通典》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缺页，共316字，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此后用《册府元龟》校史、补史者日多。 陈垣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搜寻上确实是“竭泽而渔”，掌握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例如，《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达一百七十余种。陈寅恪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称：“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但陈垣所写的文章，却从不堆砌材料。陈垣的学生刘乃和回忆说：“他(指陈垣)主张搜集材料要全，但写成文章时，不必把所得材料都放在论文里，要有选择、有重点，要使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 陈垣对于搜集史料要全面的看法，还可见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近代史时，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以下谈陈寅恪。陈寅恪治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强调扩充资料范围的重要性。“今日中外学人考证佛典虽极精密，然其搜寻资料之范围，尚多不能轶出释教法藏以外。特为扩充其研究之领域，使世之批评佛典者，所恃证据，不限于贝多真实语及其流派文籍之中，斯则不佞草此短简之微意也。”他还曾对陈述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也是他经常强调的一个原则。 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他说：“见其所注(指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宁详勿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序中又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对于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十分欣赏。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他写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已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陈寅恪认为“合本子注”的方法，“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支愍度的见解，“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以诗证史”的方法不自陈氏始。前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代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于抗战时期开始撰写。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据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姜伯勤说：“1956-1957年顷，陈寅恪先生在上“元白诗证史”第一课时，指出本课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拉机耕田的速度，有别于老牛木犁之速度，在历史上别开生面。而开这门课即是一个练习。”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据统计，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繁琐、枝蔓的考据。 以小说证史，陈寅恪最为擅长。名篇有《读莺莺传》、《桃花源记旁证》、《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等。他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事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又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 陈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武曌与佛教》一文述论了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以巩固其女帝政治地位的关系。《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述论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尊重本土的传统道德，而不得不删去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的情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述论了佛教经典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的关系。《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旁征博引，从正史、杂史、地理志、医书、类书到道藏，外书与内典相结合，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说明了先后三百余年间天师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卖到李盛铎手中，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听到李氏要卖出这批档案时，陈寅恪极力主张买下，因为他认为这批档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质。1928年12月17日，他写信给傅斯年说：“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史语所于1929年买下档案，同年成立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恪与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一起参加。陈寅恪利用内阁大库档案，写了《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陈寅恪有关隋唐史的两本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大量使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类常见的传统史料。他在平日讲课时，也强调官方文书的重要性。据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1935年9月23日)，陈氏所列参考书，其中“最低限度必读书”有：《资治通鉴》、《通典》和新、旧(书·志)。进一步学习的书有《晋书》、《南北史》、《新唐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除上列书，再加上《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诸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全唐诗》、《全唐文》等。在这个书单中，官修的正史占很大比重，但诗文集、笔记等私家记载也未忽视。 陈寅恪既然主张尽可能扩充史料的领域，自然要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他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不仅在理论上指出了燉煌学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撰写论文，在佛经、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关于什么是新材料，陈寅恪的看法是：“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 陈寅恪注意发掘新史料，但他仍认为群经诸史这类旧史料是治史者必须做为基础利用的。针对清代以降一些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他指出：“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他还说：“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的地位，以复旧观。” 陈寅恪对史料有很开阔的看法。一般认为史论无关史学，无史料价值，但他却认为：“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 关于史料的真伪问题，陈寅恪持辩证的看法。他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他专门写了《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说明智恺序虽是伪造，而伪序中却含有一部分真史料。 总之，陈垣、陈寅恪二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所当用。他们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但因他们都不专门研究经济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很少。 文章来源：《史料五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文章名为《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