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兆玮日记》（全六册）徐兆玮著黄山书社 2013年9月第一版 4439页，2780.00元  沈鹏“劾三凶”的奏折 《徐兆玮日记》前年终于点校出版，此文献由“清史工程”资助，整理有年。《日记》所记自1894至1940年，时间连续，又与近代政事、江南社会关涉甚多，已受到史学界不少关注。《徐兆玮日记》中关于戊戌政变后江南地方的记载，刚毅南巡一事颇值得注意。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七月间刚毅南巡江南，当时对外宣称的目的是清理田赋与检查保甲，其实是为了设法增加财源，以应付甲午战败后越来越艰难的中央财政。所以刚毅甫到江南，便与刘坤一、盛宣怀等谈话，希望轮船局、招商局能够增加对朝廷的报效，此事王尔敏、何汉威等先生有专门论述，不再赘笔。 当时翁同龢尚幽禁在常熟，所以刚毅来江南，常熟地方士绅尤其紧张。这样的气氛中，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五《徐兆玮日记》中提到： 沈北山上疏攻荣禄、刚毅、李莲英，称为三凶，辞甚切直。徐荫轩掌院事格不为上。翁弢夫闻之，恐其波及常熟相国，电致又申，嘱叶茂如强挟之归，闻已旋里矣。 胆敢上奏弹劾荣禄、刚毅、李莲英，即令不考虑戊戌政变这一层，这在清末也绝对是骇人听闻的言论，沈北山（鹏）何许人也？ 民国时期编纂的《重修常昭合志》中，沈鹏有一小传。其中也谈及他“劾三凶”因而被斥革在本乡看管，其后疯癫郁郁而终。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先后由丁祖荫、徐兆玮担任主纂，他们与沈鹏都颇有渊源。徐兆玮与沈鹏年齿相当，中科举时间也相差不多，属同一代人。这一代常熟士人中，还有两位留名文学史的，一个是曾朴，一个是张鸿。前者写《孽海花》，成为清末社会小说的代表作；后者则以诗词著称，颇为钱仲联、祁龙威等文学史家推崇，且在1930年代还曾写《续孽海花》，又可见两人关系莫逆。 曾朴也是沈鹏的至交好友。沈鹏幼年家境贫寒，曾经寄住于曾朴家中，他们又一同受学于常熟著名学者潘欲仁。这位潘欲仁，不仅教过曾朴、沈鹏，也是张鸿、徐兆玮等人的老师，差不多都在1880年代科举成功的这一批常熟士人，在少年时已经形成一个朋友圈子了。 这个朋友圈子进一步凝聚，与中西学社事件关系密切。光绪二十三年（1897）常熟的年轻士人潘任、徐念慈等在常熟兴办“中西学社”，参与其中的还有丁祖荫、季亮时、曾朴、张鸿、徐兆玮、徐念慈、殷崇亮等人。 清末兴办西学的浪潮中，这一学社是较早成立的。但此事遭到常熟大族的阻碍，主要的冲突是，县中各项公共事务原本均各有固定捐助经费，成立一新学社，则要重新分配地方经费，这是“邑中大族”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县中本来的书院爱庐精舍由庞氏资助，不论就书院的影响力或经费重组两方面考虑，当地大族都难以让步。经过曾朴、张鸿等人力争，县中将本来资助编纂方志与维护佛塔的米捐转用资助中西学社。这一过程中，以上诸人互联声气，凝聚为关系更紧密、观念也相近的交往网络。 沈鹏在这个朋友圈子中，并不突出。他给朋友留下的一般印象，是木讷且有些天真。之所以这样说，容后详细道来。先来看这个朋友圈子的核心人物，就当时人的议论来看，最受瞩目的是张鸿。他是光绪十五年举人，中举人后，为了备考，跑到京城长住，中进士后又任户部主事。 在京期间，张鸿是常熟乃至苏州同乡中的活跃人物，他当时住在西砖胡同，毗邻法源寺，与曹君直、徐少逵等人诗歌酬唱，同乡朋友戏谑称为“西砖体”。张鸿的诗词似乎的确是不错的，以至旧居京城的常熟前辈翁同龢、庞鸿文等人也注意到他。张鸿留下的《蛮巢诗词稿》中，有他送给翁同龢、庞鸿文的酬唱诗： 送翁叔平相国 西京父子相，东海帝王师，刚节显恭忌，高门平韦推，凤雏称绮岁，豹采郁奇姿，骥足黄金阙，龙头白玉墀，风标秋岳峻，文藻彩霞披，诚谨修臣范，端严结主知，张皇濂洛绪，辅导舜尧资，圣学求黄发，中兴定赤眉，同光神武远，启沃大功垂，慎密司枢务，精详判度支，两朝崇柱石，一德镂盘彝，巨鳄东溟起，贪狼北地窥，老谋忘曲突，急劫值残棋，忍谤忧疑日，沈机险厄时，孤忠天可鉴，劳绩后方思，独立温公惧，群谗伯纪危，优崇汉几杖，闲退宋宫祠，萧洒归田赋，高寒水调词，长安云眷眷，故国月迟迟，此去江南晚，荷香献寿巵。 送庞綗堂银台 高卧西湖湖水滨，逍遥山泽作闲人。试看蜡屐聊成癖，无复缁衣欲化尘。百果桑麻尽地力，一编文献述先民（垦荒修志，公之素志也）。大臣自有居乡度，报国无分出处身。 功力如何，笔者无能判断，只是看得出张鸿对常熟两位前辈颇为尊重，且这种尊重不全是源于对方的权势地位。据说翁同龢得到张鸿之诗后，颇为赞赏，且为其改韵。张鸿送别翁同龢，当是翁同龢被发还家乡幽禁之时；送别庞鸿文，则是戊戌政变之际后者避时事回乡时。这都不是两人权势鼎盛之际，所以说张鸿的酬唱送别，多少是有道义的成分在。 戊戌政变后，张鸿仍然留居京城，此时他获知家乡新闻的渠道，主要是好友徐兆玮，相应地，他也将其京中见闻源源不断向徐兆玮汇报。徐兆玮是张鸿的妻弟，又性情相投，关系一直密切。 刚毅此行，以扩大财源为首要目的，清理田赋是办法之一。所谓清理，自然只能增加，绝不会减少。所以刚毅清赋的结果，是增收江南田赋二十余万两，当地士绅一片怨声载道。徐兆玮与张鸿的通信中，也可见到不少对清赋的议论，徐兆玮认为当年六月“催科之严厉，求之史册亦不多得”。这虽然是夸张之语，但此次清赋给江南士绅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回到我们的主角沈鹏。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沈鹏写奏折要弹劾“三凶”。此时沈鹏只是一个翰林，当然没有直接上奏的权力，要请翰林院掌院徐桐代奏。看到折子的内容，徐桐已经要昏厥过去，哪里敢代奏。然而彼时的媒体已经无孔不入，遇到这样的话题新闻，必欲曝之天下，可是这样做给当事人造成什么后果，就无人去管了。 彼时《国闻报》知道沈鹏此文后，即邀去发表，即《编修沈鹏应诏直言折》，一时京城舆论大哗。不论看客诸公私底下怎样议论，场面上总要说此事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一定要惩处沈鹏，但似乎也不愿深究，只是将他发回原籍看管了事。倒是已经幽禁在家的翁同龢生怕此事牵涉自己，天天在家紧张得不得了。翁家三代谨小慎微，遇到这样的事真是躺枪了。 沈鹏一案，随着他被遣回常熟看管，尘埃落定。但此事在常熟文人圈中却继续发酵，促成两部小说的创作，一是《轰天雷》，一是《续孽海花》。 《轰天雷》的作者署名藤谷谷香，于1903年出版，又于1904年再版，可见当时颇为流行。文学史家中，阿英最早注意到这一小说，将其收入自己所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中。不过，阿英并不知道此书作者是谁，对小说影射之人、事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推测应当来自常熟，熟悉当地的人情掌故。至1986年沈缙提出《轰天雷》作者为常熟人孙景贤，小说主人公“荀北山”即沈鹏。沈缙为沈鹏后人，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 到1997年董文成、王明琦点校《轰天雷》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对孙景贤的身世已有详细交代。此公字龙尾、号希孟，曾留学日本，写《轰天雷》时仅二十二岁。他伪托一个日本名字发表小说，避世人的耳目。 小说开篇说常熟晚近出了三个大人物，“一个是位极人臣，尊为师傅的老中堂；一个是倾国倾城，第一无双的都老爷；一个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太史公。这三个人都与觉罗朝很有关系的，一个立朝无疵，是个纯臣；一个扭转乾坤，是个能臣；一个披肝沥血，是个忠臣”。 “老中堂”自然是翁同龢，他在清末常熟士人中，声望无二，孙景贤在后文中，还说要以翁为中心创作小说，题作《缙绅领袖记》，也可见其人望。“都老爷”是都御史杨崇伊，他是戊戌政变中的关键人物。戊戌政变前，慈禧太后本在颐和园，于八月三日下午接到杨崇伊奏折，奏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八月四日慈禧太后即回到宫内，于八月六日训政。所以杨崇伊的奏折可视作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他的关键作用，历史学界中1990年代以后才由孔祥吉、茅海建等揭出。但由孙景贤描述可见，此事当时在常熟士人中尽皆知晓。小说中的“荀北山”更说道：“常熟既出了一个巨奸大猾，罪魁祸首，必须再出一个为国忘身的大忠臣，方给吾常熟人争争气！不然，吾们的脸子都辱没尽了。”孙景贤且交代要以杨为中心创作的小说将题为《魑魅魍魉》，可见当时常熟一般年轻士人对杨的态度。 最后一位“太史公”便是沈鹏，小说中他是个书呆子样而又以惊天动地为追求的人。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沈鹏中进士前后的故事，极能体现其刚正又迂讷： 谭老爷回去，唤厨房备了几样菜。北山来了，二人对酌。谭老爷喝了一回酒，捋了两捋胡须，对北山微笑道：“北山兄，我与你一个人似的，说话不怕你怪。我听见城里几位老先生说，当翰林衙门，须要考了差，或者开了坊，才可以得志，不然就是一个苦京官罢了。那十余年在京的费用，倒不省呢！你要想想法儿才好。”北山答应不出来。谭老爷道：“我教了你一个法儿。在本乡包仓米，管闲事，可以弄钱的，你如肯出面，我与你牵线。”北山听不明白，道：“什么叫做包仓米，管闲事？”谭老爷道：“你小时候就进京，怪不得你故乡的时事一样不懂。我告诉你罢，中了举人，自己的钱粮可以不完，自己如没有田产，亲友们及一切不干涉的人，只要将田过了你的户，你在衙门里招呼一声，也只要完二三成好了。只要户头多，一千、八百块算不得什么，这不是白用他的么？这就叫包仓米。譬如人家有词讼，请你到衙门里去说情，你只要看哪一边送的礼物多，就帮哪一边。那县官见翰林先生说的话，比爷娘还灵，没有不依的。你不看城中几个绅士么，都是靠这两样金饭碗的。这是官面的弄钱，还有那不官面的。”北山问道：“不官面的是什么？”谭老爷道：“就是聚赌抽头。”北山又问，谭老爷道：“譬如你做了东家，约了许多赌鬼，或摇宝，或牌九，看押主的多少，每挡抽几块钱，这是下等弄钱法儿。寻常人做了，衙门里要访拿的，有些功名，就不敢捉了。你看徐市苏家尖，不是常有几个绅士在那里聚赌么？”北山方晓得天下还有这些事情，心中决断不来，嘴里不做声。 孙景贤创作《轰天雷》，以本乡人写本乡事，同乡士绅都是知道的。《徐兆玮日记》中就提及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孙景贤将《轰天雷》带给徐阅览。而沈鹏的挚友张鸿写《续孽海花》，第五十五、五十六回专写沈鹏，开篇就说明沈鹏与自己总角之交，所以要专写一回驳正《轰天雷》中描写过甚的地方。无独有偶，张鸿的笔下也专有一段写沈鹏中进士后的世情： 北山次日动身到了天津，搭乘海轮直达上海，然后又坐小火轮一径回到家中。见了兄嫂等自然悲喜交集。接着开贺祭祖，家乡人见了这个少年太史公，自然钦慕的不在少数。北山不免出来酬应，从前听见北山来了，躲避着不见的人，都来欢迎北山，唯恐请不到他。北山回想三四年前一肩行李，匆匆北上的时候，哪有一个人送他。当时有些亲族背后说道：“他冒险北上，将来要由北京同乡打发回来，一切盘缠恐怕仍要我们拼凑出去。他此次的盘费不晓得从那里来的？其实他安分守己，处一个馆，能够中了举人，替我们完的钱粮帮帮忙，那时我们再帮帮他到北京去不好么？”后来北山中了北闱的举人，他们已经变了论调，说道：“他从小是很聪明的，所以年纪很轻就中了。此次何妨回来开开贺，两漕上自然应当送一份礼，我们合族的钱粮，他只要说句话，一定可以卖帐的。我们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得些实惠。他不回来，可见他还有些书呆子的气息哩。”不料第二年又连捷了，点了庶常，他们就天天望他回来，从前恐怕拼凑盘缠的思想是一概消灭了。所以北山回来，他们就排日备着筵席，请他赏光。北山的性质本来是忠厚的，也不去计较从前的形状。 两部小说都谈到当时常熟的“故事”，即士绅包仓米。本来清代江南士绅包揽赋税，并不是新鲜事，乾隆之后的记载不绝如缕，事态到太平天国战前最为严重，因为包揽造成纳税户的负担极为不均。太平天国战后，经过冯桂芬的推动，江南的赋税征收不公有所减缓。而到光绪中后期，则如小说所述，颇有一些高层士绅包揽赋税，甚至开设赌局，虽则获得实利，但人望坠落，也是可以想见的。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刚毅就被委派南巡，虽然清理田赋并非“工作重心”，但以此为契机，刚毅将矛头指向江南士绅。刚毅列出影响田赋征收的三方面因素，官员、胥吏、士绅。但最后着重说，官员与胥吏的问题，都可以有办法惩戒，只有士绅的包揽，地方官是拿他们没办法的，所以要重点处理。刚毅在奏折中说： 三弊相因，举国家每岁应征熟田钱粮，合计不下数十万两，暗蚀于无形。顾弊在官可撤可参，弊在书差可斥革惩办，独弊在绅户，大半缙绅望族，其中洁清自好，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倚此为生，声气广通，奥援遍树，欲图整顿，倾陷随之，官斯土者遂不敢议及清赋。 刚毅上奏是在七月一日，而在当年下半年及第二年初，仅在常熟就有三个举人因抗粮被斥革，还有若干士绅被调查。曾朴甚且为躲避追查而出逃。刚毅的这一套办法，江南士林很不满，所以后来曾朴创作《孽海花》，专门有一段嘲讽刚毅南巡。但当时的常熟士林，则气氛肃杀，或明哲保身，或声望不足，无人敢与地方官有所拮抗。 常熟年轻一辈的士人，对这种情形是不满的，但他们当时多数不过三十上下，资历、人望不够，只能腹诽。七月间徐兆玮就在日记中专门写了一组《清赋末议》，并给张鸿写信说：“近日拟为《清赋末议》一篇，专就二邑立论，以冀廓清弊窦，成后当寄俟鉴定也。” 《清赋末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徐兆玮对“士气”的重视，他认为士绅在赋税问题上作弊，遭到官府的打压，又受到地方社会的轻视，由此丧失与官府对等议事的尊严，影响是很深远的： 凡在缙绅各宜争先输纳，为民户倡，州县不得以声色相加遗，总书不敢以尔汝相轻侮，庶几为吴中延一线之士气，而不至荡焉澌灭也。 吾邑士气斫丧已极，其实如包揽词讼，开场聚赌，授人以口实者屈指可数，徒以拖欠额外钱粮以杜塞其口，遇有一二公事辄噤若寒蝉，喑若仗马，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则我之额外钱粮将因此发动也。 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刚毅清赋而讲的，虽然是谈赋税问题，重心却在维护“士气”。所谓“士气”，包含了几层不同的含义：士绅对地方社会的责任、士绅的自我认知、士绅对地方官对等议事的权利。由此可见，刚毅清赋对士绅心理的冲击，甚至要超过赋税方面切身利益的损害。 这些议论，对“荀北山”有相当的刺激，这体现在“劾三凶”时，他特别指摘刚毅清赋一事。此外，沈鹏当时娶常熟世宦之家费念慈之女，但新婚后不论妻子还是外家，都对其非常冷漠。沈鹏也不解风情，因此愈发郁结，新婚不久即负气回京。各种精神刺激下，想要以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做一了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幕，沈鹏写下洋洋洒洒的《应诏直言呈请代奏折》，其中说道： 若今三凶在朝，凭权藉势，上托升慈之倚畀，隐与君上为仇雠。而其余之以世仆而怏怏于少主，以党阉而窃窃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贵之计。核其情状，往往而然，而三凶又为之魁。三凶者何？大学士荣禄、大学士刚毅、太监李莲英是也。 奏折中罗列荣禄等三人罪状很多，其中对于刚毅，特别提出他在江南清赋，荼毒士绅： 迨皇太后训政之初，刚毅首以杀戮士人，钩稽党籍为务。幸而皇太后聪明仁恕，只戮数人，不事株连；若允刚毅之居心，不至尽杀士类不止。夫士与民，国家之赤子，圣主所爱惜者也。乃刚毅之筹饷江南也，则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闾阎惊扰，而又裁撤学堂，摧伤士气，省数万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纪诵圣德，一闻中外之讹言，辄用怵惕而忧疑，其用情虽愚，其爱君则挚；刚毅必指为汉奸，摧彝挫辱。夫人一念爱君，即为汉奸，则必仇视皇上，腹诽圣德，而后为大清之良民、中国之良士。是则率国人而叛皇上者，刚毅也。 这一论调，显然与徐兆玮、张鸿等人是相同的。“劾三凶”虽然激烈极端，但其中的一些话，未始不是当时不少江南士绅想说的。所以《轰天雷》中安排了一段议论： 幼标道：“此段说刚毅，却也痛快。我们正是被他清赋，弄得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论起罪来，刚毅是首，彦秀是从。只是北山参刚毅，不及彦秀，也算是遗漏了。”鹣斋（黄谦斋）笑道：“他这个折子，倒不为清赋起见；若为清赋起见，自然要参及彦秀了。”琼秋道：“据我看来，食毛践土，包仓米究竟不是正道。”幼标道：“这是腐儒的说话，你怎么也讲起来？”琼秋道：“宁为腐儒，勿为文士。腐儒还有些骨气，文人无行不成了轻薄子弟么？”幼标不服，二人争论起来。 《轰天雷》是小说题材，孙景贤在其中也做了不少虚虚实实的处理，不过，就表现当时常熟士人圈的世情、掌故来说，甚且要比一般史料所见来得更真切。这个士人圈，有自己一套烂熟的行事规则、利益关系，甚至可称之为一种“文化”。性格刚直木讷的沈鹏，与这套“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苦闷而求解脱，但解脱之道，却是极端惨烈的。另一面，当刚毅所代表的那种权威压向这个士人圈的“文化”时，他们也无力反抗，张鸿、徐兆玮等人，也感受到了这种无力，他们所寻求的解脱之路，则走向了与沈鹏不同的方向。 张鸿在写给徐兆玮的信中说： 弟意中国必君民共主，方可富强，能借此会以为倡导民权之用，尤善。自由独立，世上公理，此弟之微志所在，然此时尚愿秘之，恐闻者骇异也。 这条路，已经将历史引向不同的逻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