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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日本汉学界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号湖南之内藤虎次郎。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他的《支那论》，都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其气象之博大，后来者几无人能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论学术造诣之精深，则宫崎市定远超乃师之上，更值得重视。 《宫崎市定全集》在宫崎氏生前就已编定，皇皇二十五卷，涵盖中国历史之各朝代、各专题，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及中西交流史等亦均有涉及。其每卷之跋语汇编成《自跋集》（听说也要翻译出版了。去年同事薛羽在东京神保町曾淘到一册，价甚廉。予再寻则不可得，惟购得《全集》有关宋元部分之三册及六朝卷），观之可于宫崎氏之学术有一宏观之了解。 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被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册，是一部写给日本人的普及性中国通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应对其受限于时代有了解之同情。一方面，四十年来史学界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颇有足以替代或更新宫崎氏旧说者的部分；另一方面，宫崎氏不能外于时代思潮而孤立存在，书中所展现的许多观念、许多倾向，是当时日本（乃至“文革”中的中国）之社会政治现实的折射与反应。因此，需抛掉后来者之“偏见”，才有利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该书。 在《结语》中，宫崎市定宣称：“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中国史》320页）这里面尤其使我觉得应该予以重视的，是在自己观察之基础上建构学术体系。作为一部通史，欲完全摆脱他人的研究，或者欲对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段与所有方面都有所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宫崎市定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在他所认为的重大的、值得研究与重视的问题上，都有精深的理解。从本书的参考文献解说中，即可令人吃惊地发现这一点。这是传统日本汉学的扎实之处。对比于西方中国学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而其基石则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则理论体系之有效性如何，或许不无疑问。而再将其理论移植于中国，回过头来从理论出发观照历史，又有多少真实的有效性，个人是颇持怀疑态度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要选择哪些历史事实，从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体系，这是要自出手眼的地方，“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在《全集》第一卷的《自跋》之中，宫崎市定尤其强调了自己以“景气”为核心的经济史观，而这，便是宫崎氏的“个性”与独得之处。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即以太古至秦汉为古代，三国至五代为中世，宋至清为近世，而又增加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最近世。由三分到四分，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划分背后的依据为何。当年读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与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即感觉宫崎氏“唐宋变革论”主要建基于经济方面的变革，而与内藤以时代精神作区隔（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甚至我都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唐宋变革论”，貌同而实异（当然宫崎对内藤所概括的几方面都认同，且予以深化，但在最根本处则有着明显不同）。所以他会有“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中国史》196页）之结论。更推而广之，宫崎氏的分期，实际上也是经济史观的反映。他的分期依据，主要即在于中国宏观经济之“景气”与否。他认为，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所以能够带来秦汉帝国的强盛。中世之特色则是经济的退步和恶化，社会则具有分裂、离心的倾向。至近世，景气变动的周期缩短，大约一个王朝即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而总体上，近世都笼罩在空前好景气时代造就的“文艺复兴”之下。至于最近世，则是工业革命后带来的革命性的新的飞跃。在宫崎市定看来，社会、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是经济景气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宫崎氏的“景气”说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的趋势，而非静止的某一时刻的状态。 对于经济之“景气”的判定，最重要的指标是货币的流通量。书中对于黄金、白银、铜钱、纸币在各个时期的流通变化都有分析，而且特别强调在世界范围内予以解释。中国货币的多少，不仅是国内社会政治变动与货币政策的反映，同时也是东西方商品贸易交流的结果。宫崎市定几乎时刻注意到世界史上尤其是西方历史对于中国的影响，而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研究中国历史，也正是作者的基本立足点之一。作为一个“文化一元论”者，宫崎氏认为文明起源于西亚，向西传播发展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发展为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不仅如此，在后世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西方常常是更为发达的，而中国境内的许多物质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多竟是由西方文化刺激甚至直接由西方传到中国的。这一“文化一元论”的基本立场，我们尽可以不赞同（至少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很大程度是受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影响），但不能否认的则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历史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如作者所强调的，哪怕是只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而与世界史发生关联。 一部好的通史，不可能对所有的内容面面俱到，必然反映着作者历史观之下的独特认识，且能够贯穿始终。于是，不可避免地，作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去选择材料，也就会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脉络中“忽略”某些历史事实，甚至造成某种“遮蔽”。从经济史观出发，宫崎氏眼中的中国历史，更多地集中于受经济强烈影响之社会政治等方面，而对于文化生活等方面涉笔相对较少——当然不是不涉及，如对于孔子，对于理学，都有着墨，这只是就整体倾向而言。这是毋庸讳言的。但顺着作者的思路，在他的视角下去看中国历史，除了宏观视野，也可以发现很多国内似乎并不那么重视的“角落”。比如，一个非常值得注意而饶有趣味之处，是宫崎市定对于经济产品“盐”，尤其是食盐产地对于社会政治影响之重视。他在书中多次指出，夺取食盐产地对于国力强弱变化的直接影响。他认为，春秋时齐国依靠制造与贩卖海盐而强盛，晋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有解州盐池，而后来秦之国势如日中天，则得益于逼迫魏割让了安邑及其附近的盐池。又如晚唐五代之际，淮南盐场地位重要，领有此地之南唐得以称霸江南，后周夺取此地之后乃可以限制南方发展。随后宋有雄厚的财政支持以顺利诛灭南方各国，即依赖于周世宗的这一遗产。甚至对于近世的“叛乱”，他也格外强调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的作用。联想到我们今天尚未完全废止食盐专卖制度，这一观察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书中有些观点，是尤其值得中国普通读者予以注意并加以反思的。如对于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在笼统地宣称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君主独裁”，宫崎市定则明确指出了两者的不同。所谓“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其表现在由大臣提出处理政务的意见，而由君主作出最后的裁决，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属于个人的终极权力。“君主专制”则是一切事务都以君主个人意愿为转移，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肆行己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上看，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独裁”转变，其中蕴含着“进步”的因子。抛开“进步”史观，也可以不去比较“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的优劣，我们却可由此去探究“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究竟以何种形态显现，进而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构建思路与某种“合理性”，以及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虽然“以史为鉴”这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有用之处”。 在《总论》之中，作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以历史为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而“不能直接顶用”。历史学应保持其纯粹的“中立性”而远离实际政治。也可以说，历史学不过是做自己应当从事的对于过去发生一切事情的梳理与解释。人们想从中获得的，并不是历史学本身的任务，而是人们自己内心与现实需求的投射。就一般所谓可读性而言，该书的《总论》和《自跋》，因为没有太多故事，大概要算是枯燥的内容。但我特别推荐首先阅读这两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其中对于何谓历史、时间与空间、世界与东亚、信息与选择、记忆与方法等等似乎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都有精到而通俗且韵味隽永的解说，可以由此打开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增加回头反思历史的维度。而这，或许也是该书超越于具体的观点而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