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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凭借图书文献典为主要载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历史之久远，规模之宏大，为世界文化史所仅见。然而，近代以来，日本屡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并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采用多种手法搜集与劫掠中国的图书典籍。如1929年日本外务省直接插手秘密获取杭州“东海藏书楼”典籍，不仅提供运作的经费，并具体策划将典籍以外务省的公用货物名义，利用外交豁免权将其劫运至日本。 1931年至1945 年的侵华战争，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据1940年美国在华人士估计，中国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学者自发地或有组织地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 掠夺中国图书概略 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为了有效地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的组织。 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北平沦陷期间，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侵占南开大学后，还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抗战初期，人们认为香港安全，重要图书典籍便转藏港城。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谍报人员竹藤峰治引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大陆图书：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210箱、私立岭南大学图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图书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岭南大学图书馆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12箱，亦失去6箱，内有通报（Tong Pao）全份，Chinese Repository 两整套全份，影印明本《金瓶梅词话》，及4种罕传广东县志。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为战时在江南沦陷区收集的民间珍藏典籍，其中有吴江邓氏群碧楼藏书、常州费氏藏书、杭州胡氏藏书。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西村舍也、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代表日本5机关在南京获得汪伪中央图书馆“赠送”的复本图书30956册。 被掠夺至日本的图书，有典籍方志善本，有利于侵略的中国重要政治、经济资料。日本东京东亚研究所就有劫自我国的书籍共15470册。由于种种原因，战后，仅从日本追回书籍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存香港被日军攫取之善本书籍3.5万余册，抵日后由陆军参谋本部移交文部省发给上野之帝国图书馆。战局危迫后，该馆将原书分3批疏散，最贵重的运长野县山形县保存，次要的运伊势原地方保存，其较普通的仍存该馆地下室。这些古籍被寻获后，于1946年分两批空运、船运回国。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香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被劫图书594箱。从日本追还的图书中，还有山西临汾图书馆、上海市立图书馆、亚洲文会等机构的图书。 对中国图书资料的利用 为使图书资料更好地为侵略服务，日本国内成立了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搜集政治、经济图书情报资料，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有关中国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就特别希望得到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图书资料。1941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三田村一郎就要求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提供中国经济类图书、公报76种，以提供研究之用。考察日占时期南京一地的图书流动，便可见日本掠夺和利用中国图书资料之大概。 档案显示，自1943年起，仅下列5家日本机构就从南京获得有关中国经济情报的图书资料5803册。具体为：位于日本东京市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事务局资料课长冈野茂雄要求提供中国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结果获得“地质关系及其他财政地理关系资料264册”。其中有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17册、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227册。 “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调查部资料室”索要中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资料，1943年10月23日，在南京珠江路942号领取图书资料914册，其中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出版物90册，中央研究院出版物54册，地质调查所出版物350册，社会问题29册，产业13册，经济16册，财政10册，行政66册。 1943年11月4日，“华中兴亚院资料调查所”所长田尻爱义确认该调查所收到：图书资料910册、古今图书集成464册、丛书集成1989册、清史稿131册。其中，经济委员会的图书109册，中央研究院出版物152册，地质调查所出版物347册。 1943年10月7日，华北交通株式资业局的中山四郎领到图书328册。其中有交通通信23册，中央研究院图书9册，全国经济委员会出版物14册，地质调查所出版物205册。 1943年7月19日，台北帝国大学南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川子之藏索要图书，结果获得804册，其中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出版物67册，中央研究院图书37册，地质调查所图书325册，法律类73册，行政类75册，补遗10册，清史稿131册。 此外，一些机构还以中日学术交流的名义，向南京汪伪当局索取图书。如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常任理事佐仓重夫索要经济委员会、地质调查所的图书资料，结果获得所选定的地质、土壤、矿业图书资料113册。1944年8月，这些资料由小林笃带到日本。 南京沦陷期间，日本从未放弃对所掠夺图书的控制。即使1941年出于扶植汪伪政权的宣传需要，日军形式上将图书“移管”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还是由日本人控制。矢田七太郎、池田千嘉太任图书专门委员会顾问。1941年5月，该委员会共有职员20人，其中有日本派驻的福崎峰太郎、木下隆、梅田洁、橳岛善次郎、中村文三、大森毅、石井德雄、福崎和枝等8人。福崎峰太郎任事业科科长，梅田洁任编目组主任并兼整理组主任。不久，又聘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今关天彭任图书委员会顾问。所谓图书的“归还”，在日本人看来不过是“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为了加强对日占区的统治和“复兴”，1939年3月，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设置“中支建设资料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兴亚院的及川源七，副委员长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文化局长伊东隆治。“中支建设资料整理委员会”设立“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所长清水董三，所址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原中央研究院），主要从事图书的搜集和标本类的整理。具体分设图书整理部、标本整理部、编译部、复兴部。 编译部所编集的《资料通报》是文献目录类，内含经济政策、农业、水利、工业、铁道等合计17个种类的文献目录，以及《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南京图书部华文杂志、公报目录附新闻目录》（1940年6月）、《支那文杂志内容索引目录》（1940年10月），又编集《第二次支那文杂志内容索引目录》（1942年3月）等。编出的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上述活动为其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和统治中国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接收整理的文献中，有中国政府多年调查的各种资料，将文献翻译成日语并迅速利用，对于安定占领地和经济建设与日本经济关系，是必要的“基础的资料”。在主任大塚令三领导下，自1939年10月起，“编译部”迅速将中国各方面信息整理出来译成日语，通过文献目录《资料通报》、杂志《编译简报》、册子《编译汇报》，散发给有关机关。1940年－1942年3月，编译部就出版《编译汇报》88册，1944年4月刊行第100辑。100册按内容、主题分类，矿工业33册、农业29册、政策、外交关系18册、地域调查8册，以下有交通5册、水利3册、法律3册。《编译简报》，1941年6月发行第1年第1号，每号登载4-5篇日语译作。中国政府原有的各种调查报告，华中新沦陷区的组织、地域的诸多情报，通过此种活动而向日本方面传达。在对占领区统治和控制的“情报战”中，日本方面在南京等地劫掠的大量文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迫切需要获得更多南洋和华侨方面的情报和知识。于是，日本就利用在南京搜劫的图书资料加紧制作南洋关系文献目录，“鉴于时局之急需，就西文图书中有关南洋之文件开始编目至2月20日，打字印刷完毕”，并将“期刊索引中华侨关系之中文杂志论文，摘出整理，编纂目录”。 在沦陷区，日军曾将各地散乱图书搜罗集中起来，后来甚至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全部劫运日本。因此，战后一些日本的当事者便否认日军的掠夺行为，甚至说是他们“拯救了战火下的中国文献”。其实，图书没有全部劫往日本，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被打败，而是认为中国必将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现地运用会有很多便利。至于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实际控制权，“移管”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搜集、整理中国的图书典籍，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从整理、翻译重要的经济政治资料直接为战争服务，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即使图书资料没有运到日本，其行为性质也是掠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