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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汉族，云南蒙自人。1912年被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杨增新在新疆都督的督署大堂两侧悬挂了一副木制对联，上联曰：“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该联为王树枬所作，但杨增新将此联悬挂于办公所在地，却是其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对中央的“认庙不认神”。 对中央“认庙不认神” 杨增新为何有“认庙不认神”之态度，这不得不从他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环境谈起。中国传统政治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种中央集权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历代士人，杨增新亦莫能除外。杨增新曾言“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集权中央”；强调中央“无主”是天下动乱的根源。可以看出，杨增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十分希望国家统一的。然而，民国现实的政治场景却让他大失所望。 对于民国政局，杨增新这样评论，称“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认为当时各派系欲以一党之势力统治全国，故导致了国家的四分五裂，对中国纷乱割据的政治现状十分不满，呼吁消除种界、省界之歧，达到国家的一统。杨增新认为，时局不靖导致内地各省纷争而致兵连祸结、天灾环生，地方百姓贫者饥馑流离、呼号震野，富者输纳军需、疲于奔命，以致失业转徙、民不聊生，这完全是由于“武人专制”、军阀割据而导致。这种中央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的而产生的纷乱时局，使杨增新对现实政治十分不满，对民国初年时局是一种失望之感。虽然杨增新认为中央政令贯通，统一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之途，然而北京政府时代纷乱的政治场景，使他内心甚感失落，遂产生不论你中央如何变化，我皆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本人处理的“认庙不认神”态度。都督大堂对联的下联曰“边庭有桃源胜地”，这或亦是他要将新疆建成一个稳定社会环境的政治理念的表现。 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 袁世凯称帝，对于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杨增新而言，只要能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维持其本人在新疆的政治地位，事实上共和、专制与否，他本人并不在意；尤其随着政局纷争现象明显，他更认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关键是国家如何维持统一局面。因此，对袁世凯称帝，杨增新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袁氏称帝，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各地先后上表称臣，新疆也不例外。杨增新其弟杨增炳领衔，代表新疆各政治及民族势力，奏请袁氏速登大位，文曰：“窃臣接新疆蒙回全体王公电开国体解决，我皇帝曲体群情，许膺艰巨，从此国基巩固，国势振兴，薄海臣民曷胜钦感……吁恳从速登基”。杨增炳此举，谓其并不代表杨增新的政治态度，显然并不合适，应受到杨增新之指示。1915年11月22日，袁世凯册封杨增新为一等伯爵，11月26日杨增新接到策文，于30日电表忠心：“伏查臣猥以庸碌之才，遭遇圣明之会，督师西域，本无佐命征功授勋中朝，得蒙分封祭典，班位执中于王等，湛恩深感乎九重。惟有勉竭愚忠，宣扬德意，整躬率属，遥卫神京而已。所有感谢下忱，理合恭电具陈伏乞皇上圣鉴”。26日至30日这5天时间内，杨增新如何思考册封之事，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言明，但将30日的电文内容以及杨增新“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念结合思考，应该来说，杨氏电文内容虽有上下尊卑之间的形式语言，但也有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杨增新看来，共和政体抑或专制制度，本无优劣，而共和反易引起“纷扰”，不如专制之利于中央集权，袁氏登基，由“共和”而“专制”，并无不可，而袁氏又给其以优待，为何不支持呢？ 杨增新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行为，是一以贯之的。在云南发起讨袁运动后，杨增新1月2日电称：“君宪问题全国赞成，断非一二人所能反对，迺唐继尧、任可澄二人竟敢倡为异说，摇动大局，置全国安危于不顾，实属甘心谋逆，为全国公敌。……然增新防范极严决不致稍涉疏虞”。1月17日再电称：“共和政体不适国情，尽人而知之矣”。其后在讨袁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仍电称：新疆各界均深明大义，赞成君宪，“君主立宪系由各省国民大会代表投票解决，实全国民意之公断，非一二奸人所能反对”。在内外反对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宣布恢复共和。在这样的情境下，袁世凯仍想维持其大总统地位显然阻力极大，但杨增新仍然支持。1916年5月6日，领回八部哈密双亲王委派参领驻京办事员李谦、协办回部事务马廷襄联名呈电：奉哈密沙王、吐鲁番亲王叶明和卓等电，南北议和未能解决，“此乃关于元首退位之问题”，按元首退位一事，按之约法、揆之时局，“决乎其不可行也”。为何元首退位不可行？此缘于民国总统由选举而产生，并且有任期，“我公（指袁世凯）之为大总统也”，是由选举产生而任期则未满5年，不能因一二人之怀私势力的反对而推翻任期未满之元首，若此中国将隐患无穷。袁大凯是在内乱不宁、外患迭起的情境下而力挽狂澜的，环顾当今时局，“能孚望中外，扶危定倾者何人”，舍袁无他人矣。于新疆而言，“万一主权（指中央权威更迭）变革，国本动摇”，其时内外交困，必较内地为烈。因此，新疆全力支持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职位，对于有破坏之意、置国家大局不顾者，将秣马厉兵、大张挞伐。其时，新疆内部也有夏鼎、李寅等云南籍人士秘密进行反袁倒杨活动，被杨镇压。这些表明，杨增新认为当时只有袁世凯才能维持大局，避免分裂，故极力拥护袁世凯。 杨增新支持袁世凯，其内在因素复杂而多维，既有其内心传统君主及“天下定于一”思维的影响，也有其对共和“纷扰”局面的担忧，也不乏根据形势而附和袁氏的审势。1916年2月14日，他在亲自给镇迪道尹张植庭的信函中有言：“总之，天下二十二省均主张君宪，新疆从众；民国元年，天下全体主张共和，则新疆承认共和；洪宪元年，天下全体主张君宪，则新疆造成君宪，毫无疑义”。这一说辞，表明其“共和”与“专制”在其内心中，仅是政体的差异，决非需要顽强坚持者。是故，才有上述复杂的表现。 面对军阀纷乱的政局 袁世凯当政时，杨增新对南北政争的行为已属不满。袁氏死后，中国更陷于军阀纷乱的政局，北京中央政府屡易其主。对此，杨增新不论中央当权者是谁，都表示承认，但却不愿意中央干预新疆地方内政事务，凡北京中央政府派来之人，除与他有关系或特殊情况者外，他一律拒绝。为此，杨增新还曾专门向中央呈文称：新疆道员人多，无法安排，请停止分发道员；新疆全省县缺只有40多处，前已分发来新和原在新疆候缺的县知事人员已在百人以上，僧多粥少，请不再分发此项人员来新；每年内地陆军学校毕业生，由当时陆军部分发各省录用，他则称新疆陆军人员过多，拒绝陆军部派遣。凡此种种，表明他“认庙不认神”态度的日益坚决。 杨增新不问庙里是哪尊神，只管对着庙朝拜，但是他很多事情虽然是先斩后奏，然每办理任何一件事情都报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呈文备案，手续是完备的，尤其是涉及外交事件时，必须经北京政府核准后才开始去具体执行。因此，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与新疆省政府的关系表面上仍一切依旧，看似协调，但前提是北京政府不能干预新疆的内部事务。杨增新曾言：“北京政府远在万里之外，素对边情缺乏深刻之研究，每有措施，辄有方枘圆凿龃龆而难入之弊。”因此新疆与北京政府之间，长期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法理上的统一。 近代以前，虽然中西交流不断，但西方学理在中国的传播仍在一定限度之内，中国政治文化仍以儒家传统为主。时至晚清，西方列强以武力的方式，迫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加，不过传统文化的惯性并非短期所能改变。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杨增新具有“天下定于一”的中央集权思维，虽然他也兴办过新式武备学堂，接触了西方的知识与技艺，但其内心深处中国传统的影响仍占据着思维的主流，而民初政局的纷乱割据，更加重了其对西方学理知识的排拒心理。清末民初，中国士人的思维大致并未完全突破中西体用的窠臼，杨增新也应属于此一范畴。客观来说，杨增新对民初政局混乱的不满，使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更加强烈。于是，“认庙不认神”，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既希望国家统一、然现实政局又如此混乱的政治人物的一种政治行为与态度。杨增新曾称自己将恪尽职守、保境息民，等待中原太平；希望中央政府能勤修庶政，并表示自己服官近40年，以服从中央为天职，有爱名惜节之心，没有夺利争权的想法。这些，应非完全冠冕堂皇之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这样说：“我还知道，自从中国的内战爆发以来，他（指杨增新）一直将新疆置于战事之外”。杨增新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他执行的“认庙不认神”态度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