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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7日，张忠培先生应邀来天津参加张湾沉船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室内发掘和保护现场，他老人家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问我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还让我跟着他一起察看现场。午饭前，张先生要和我聊聊，当他听到我用“元君庙模式”研究大南沟墓地、岱海墓地后非常高兴，不顾上午开会的劳累，和我讲述了元君庙墓地发掘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1958年11月底，华县农民耕地发现了陶罐，马上告诉了北京大学华县考古队。杨建芳先生领着学生先开了一条探沟，发现了二三座墓葬，后来在元君庙围墙外面又发现了许多墓葬。1959年上半年，张先生领着学生去发掘，他们按照全部揭露的原则布探方，发掘揭露出成排的墓葬，直到周围没有再发现墓葬。当时张先生认为，元君庙墓地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描述的印第安人图斯罗腊部落墓地一样，一排就是一个氏族。在发掘现场，他请西安医学院的解剖学家鉴定人骨，这在当时考古界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我读了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事先有个知识储备，根据随葬品工具的不同，研究当时男女的劳动分工状态和社会地位，只有通过现场鉴定，我才可以得到更多人骨的男女、性别、年龄等资料。后来我根据一次葬、二次葬以及同一个墓葬里男女性别年龄结构，解释合葬墓是母系为单位的，又根据随葬品的状况和一次葬还是二次葬说明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再根据这里只有女孩进入墓地而且随葬品丰富，说明当时社会看重女孩，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我就说它是一个母权氏族，而不是一般的母系氏族。我就是简单的引用摩尔根的东西去解释，到底一排一排墓葬是不是一个氏族现在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内证。”张先生和我讲，在副博士研究生期间，他读过许多民族学材料，听过苏联专家的民族学课程，调查过广东南岗排瑶的墓葬，有比较扎实的民族学基础，他说：“我为什么首先想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因为墓地就像摩尔根描写的那样，完全是一对一的，一列就是一排。” 到了12月24号工地结束，张先生从工地撤回来，这时发掘报告也写完了，回到北京交给苏秉琦先生，当时苏先生有事不能马上看，过了一两年才看。 1961年2月，张先生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工作。这年暑假他回到北京大学修改元君庙墓地报告，张先生回忆道：“当时苏先生和我说，你应该搞分期。为了这个分期，我搞了两年，没有搞明白，怎么分也没有分出来。”1964年暑假，张先生又到北京大学修改报告，很想弄出个大概分期，但是分来分去怎么也分不出来。张先生说：“这次我要和苏秉琦教授交代清楚，约了一个时间，找到苏秉琦。我们在44斋的一个房间修改报告，他说尖底瓶应该有时间早晚，应该有所分期，但怎么样分期，他并没有说。我说，苏先生，我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进行分期的，这样、那样分期排来排去排不通，第三个方式也分不通，我说算了吧，分不了期了。苏先生脸色就不好看了。我说，苏先生，您看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我再考虑一下。我把他送出44斋，他老是对我说你回去吧，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直到消失。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为什么一定要分期。我想，科学研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回到屋里我继续排队，排来排去我发现，弦纹罐和尖底瓶结合的共生单位，有早晚还有层位根据，组合有一定的规律。以前罐子不按照纹饰，弦纹罐、绳纹罐、素面罐都放在一起排，结果怎么也搞不出分期来。我试图按照纹饰分开排，再按照器物型式变化，一下子就排通了。然后按照器物分期订墓葬的分期，根据墓葬纠正器物期别，那条线应该卡哪里，定了期以后再看平面图，看墓葬放到墓葬平面图是什么现象。我一看，这是一个墓地，分两个墓区，每个墓区都有三期墓葬，分期与墓葬的分布规律恰好吻合。这个墓地分区有他的科学根据，不是套用民族学的。经过三个晚上两个白天工作，到了第三天的白天，我找到苏秉琦，说我分出期了，墓地是怎么一回事，苏先生说，不谈了吃饭去吧！” “我为什么先搞器物分期，然后定墓葬的期别，再看平面图，我这样的工作程序是为了保证我的工作不带有任何主观性，以客观的工作来求证墓地的客观实际，给自己设置一些门槛来检验自己。通过这个过程受到一个教训，不能搞教条主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类型学。同一个罐子，我们看和古人看它的用途可能不一样，因此谱系就不一样，弦纹罐有它变化的谱系，原来大的后来慢慢变成小的，到西阴文化变为釜了，这个设想还要检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弦纹罐是一种炊具，这是我认定的，当时是不是炊具就不好说了，现在的分类是我们主观的分类，能不能符合当时的古人使用罐子的分类，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何追求新的知识，肯定是根据已有的知识追求，这样不可能不带原来知识背景去分析，而这种知识要在求新的过程中受到检验。通过这样分类，得到两个认识：第一，要按照纹饰处理罐子，而不是器形，这是大大的突破；第二，任何器物客观存在着谱系，弦纹罐有谱系，那别的罐子也可能有谱系，只是我没有发现。谱系的概念，尽管苏秉琦在以前写鬲谱的时候谈到了这个概念，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认识把我引到了当时类型学的一个高潮，头一次产生出中国解析墓地的模式，这是现在的时髦话，以前没有。以前的研究都是一个个墓葬，没有墓地的概念。我的研究第一次有墓地的概念，然后是怎么解析墓地，怎么搞类型学研究，最后形成一个解析墓地的模式，它的原创性在这里。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要反对教条主义，我有自己的教训，要从材料出发，通过材料发现问题。我把这个过程给你讲清楚了，你就知道原来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我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以及我的研究模式是怎么产生的。”上面这些内容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元君庙仰韶墓地》以田野发掘为基础，通过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从埋葬现象分析入手，深入到社会形态的探讨，是中国史前墓地研究的成功尝试，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经典著作。张先生的元君庙墓地研究，明显分为分析考古材料和解释考古材料两个层次，严谨的墓地分析是方法，合理的解释社会组织是目的，而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方法。 张先生强调，任何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模式的影响，都会根据已有的知识去阐释遗存。研究者应面对考古学事实，让考古遗存与现象处于内证或主证地位，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材料显示的客观情况，把它自在的规律抽出来，变为理论和一种方法。他的这个认识至关重要，没有第一步的分析遗存就没有进一步的阐释遗存。 张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揭示、研究遗存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以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他认为，这个历史不是狭义的历史，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所作的定义，即：人类社会诸关系及结构；人类在处理自身和自然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及自然的认识。他特别指出，正确的考古学理论，就是反映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性认识。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理论方法的最高层次。 我曾多次研读《元君庙仰韶墓地》，虽然每次都有所收获，但是都比不上这次张先生耳提面命。由此我深切地感悟到，张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的考古材料，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所建立的古代墓地研究模式，对于中国考古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0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