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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充满了争议的古老民族，曾经在西域辉煌一时。两千多年前，西汉使臣张骞为了联合远在中亚的大月氏共同阻击匈奴，从长安出发，开始了著名的“凿空西域”之旅，从而开启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 大月氏，该怎么发音？“大肉支”还是“大越支”？ 这个从名字的读音开始就充满了争议的古老民族，曾经在西域辉煌一时。两千多年前，西汉使臣张骞为了联合远在中亚的大月氏共同阻击匈奴，从长安出发，开始了著名的“凿空西域”之旅，从而开启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 作为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切口，人们对大月氏的足迹的寻觅曾多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直至今日，关于这个神秘民族的诸多问题，仍在云雾之中。 2016年6月22日，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十余名中国考古人。一支由中乌两国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古国。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从中国的河西走廊一路追寻至中亚，几乎是沿着当年张骞出使的路径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一切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已经在历史长河里消失了千余年的民族——大月氏。 这一次，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丝路古国的艰苦追寻，或将最终揭开关于大月氏的神秘面纱。 黄金之冢 1978年秋天，在阿富汗北部城市西伯尔罕城东北五公里处的棉花地中，一支苏联的考古队开始挖掘一个直径约100米，高约3米的山丘。 6年前，苏联考古队就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地方。经过反复勘察，他们最终判定此地是一处拜火教寺庙的废墟。 考古队员们从地面散落的陶片推断，这座寺庙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仍然存在，从遗迹现存的面貌来看，它最终应是毁灭于一场大火。  有可能与月氏人有关的拜宋市游牧文化遗址  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里大月氏风格的祭坛 古老寺庙遗迹的发现令队员们十分振奋，然而更重磅的发现还在后面。 1978年的11月15日，调查即将完成的时候，小山西端废墟的土堆中，一缕金光闪现。 一件黄金饰品的碎片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继续挖掘之后得到的结果让所有人激动不已，在拜火教寺庙遗迹之下，有一座来自远古的黄金之冢。 在这附近，考古队员又挖出了六座相同时期的墓葬，于是决定把发掘时间延长到第二年2月8日，这片墓葬被定名为提利亚特佩(Tilya Tepe)遗址。 由于地表没有任何的标志，七座墓葬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完整的保存，未经历任何盗挖。因其出土的两万多件文物中有大量金器，遗址又被称为黄金冢。 在第四号墓出土的金币上，队员们发现了罗马皇帝的头像，经过鉴定，这是罗马皇帝提比略发行于公元一世纪16年到21年的金币。于是，七座形制相同的墓葬被推定为公元一世纪20-30年代的遗存。 这一发现在当时震惊了国际考古学界，其原因是在公元一世纪20-30年代西伯尔汗城东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贵霜帝国。 史料记载，公元127年-230年，贵霜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拥有人口五百万，士兵二十多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 然而，在黄金冢发现以前，人类从未在任何地方发现这一重要文明的考古遗存。而这7座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证明了提利亚特佩遗址就是贵霜帝国兴起之前的墓葬。也就是说，人们终于找到了这一伟大文明确实曾存在于历史长河的证据。 黄金冢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金币、玻璃器皿、印度象牙首饰，甚至还有三面来自中国的青铜镜……从考古学方面，黄金冢佐证了一段丝路历史：显然，贵霜的文化中含有东西方多元因素，同时受到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考古学家不但在黄金冢找到了贵霜古国，还由此引出了一个更神秘的古国：这里是否也是大月氏的王族墓地？ 在黄金冢发掘的那个年代，史学界的主流的观点认为贵霜帝国是由大月氏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部建立。翕侯是古代乌孙、月氏等部族中的一种贵族头衔，意即“首领”，其地位次于王。所以，贵霜帝国的王族墓地，应该和大月氏人存在着联系。黄金冢很可能也是大月氏的文物遗存。 大月氏，同样是一个只存在于文献古籍中的古国。而它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要重要得多。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直接目的即为沟通与西域的联系，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张骞历经艰险，找到了大月氏，虽然没能说服他们夹攻匈奴，却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开启了东西方贸易和文明交流的通道。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写道： 这是一个见证伟大帝国兴盛衰亡的地方，任何一个文明冲突和敌国交战的效应会震慑到几千英里开外，通过一个网络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跟随着朝圣者、军队、牧人和商人旅行的足迹，伴随着交易的进行、思想的交流、相互的适应和不断的提炼。 大月氏，就是这样一个在丝绸之路上兴盛衰亡的“伟大帝国”。 不过，在阿富汗发现的黄金冢，数年之后才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视。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告诉记者，1991年，西北大学邀请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到西安，进行了三场讲座：巴米扬大佛、黄金冢和贝格拉姆。这三处遗存都与贵霜和大月氏有关。王建新是樋口隆康的讲座翻译，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了黄金冢“提利亚特佩”的名字，正是这个名字让他与大月氏结缘。此后，他逐渐走上了寻找大月氏之路。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王建新来说，提利亚特佩遗址既是震撼也是遗憾，“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当日本学者询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哪里时，我们竟然无言以对。要知道，历史文献确切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才是大月氏的故乡。” “肉”“月”之争 1978年提利亚特佩遗址的发现，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阵“大月氏热”。不论是之前的大月氏还是后来的贵霜帝国，它们所在的位置都处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段，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黄金冢的发现，点燃了全世界对中亚这片古老地区的研究热情。 但这股热潮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实质性研究进展。正当关于大月氏的神秘面纱刚刚被掀开一角的时候，提利亚特佩黄金宝藏却陷入了一场灾难。 宝藏发现的同年，阿富汗发生政变，成立了亲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扶持新政权，在1979年12月派出十万大军入侵阿富汗，镇压反对新政权的阿富汗游击队——塔利班。 虽然黄金宝藏当时已经发现了第七座墓葬并准备发掘，燃起的战火让考古队不得不终止工作，回填了提利亚特佩遗址。 据说，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期间曾全力追查提利亚特佩遗址文物的下落，甚至把当时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关起来严刑拷打，但是仍没有得到关于这批黄金宝藏的一点线索。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批文物当时被藏在阿富汗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一直到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这批珍贵文物才被转移到安全之处。 而上世纪90年代，包括王建新在内的一批中国考古人开始寻觅大月氏遗迹时，他们能够参考的也只是文献典籍中的只言片语。甚至就连大月氏的读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王建新告诉记者，月氏人是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小部分未迁徙的月氏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称小月氏，而西迁之月氏大部就被称为大月氏。 “月氏”两个字该怎么读？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中、小学历史课本多将其注音为ròu zhī（肉支），但这个注音正确与否争论很大。即便是现在，说起“大月氏”，很多人还是要为该读作“大肉支”还是按照字面读“大越支”争论一番。“大”字没有争议，“氏”是古音读作支，也没有争议，焦点就在“月”字该读“肉（ròu）”还是读“越（yuè）”。 “月氏”两个字作为族名或国名，在中国史书中首次明确出现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文中称：“东胡强而月氏盛”。 这句话的背景是，秦始皇时代，匈奴夹在东边的东胡和西边的月氏之间，处境窘迫。当时，在我国北方草原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其势力格局是，月氏势力比较强大，乌孙、康居、匈奴等都曾受其统治。 近代学者张西曼1947年出版的《西域史族新考》中考证：宋朝释适之的《金壶字考》一卷曾记录，“月氏……月音肉，支如字。亦作氏。” 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字里，“月”和“肉”的写法十分类似，据此，张西曼认为大月氏是大肉氏的误写，是塔吉克民族的发音，应读ròu zhī（肉支）。这种读音沿用了很多年。 而在更早的先秦古籍中，《逸周书·王会篇》里有一句：“正北…… 禺氏”；《穆天子传》卷一提到：“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管子轻重乙篇》中亦提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 清代学者何秋涛和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禺氏”、“禺知”就是月氏，因为月和禺音相近，所以月氏应读yuè zhī（月支）。 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史料中的“禺氏”就是今日的月氏，那么月氏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王建新说，时至今日，“月”的读音也不能说有定论，但是近年来大家更多的是使用yuè zhī（月支）的发音，尤其是在国际考古学界，yuè zhī（月支）使用得更多。  中乌双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现场开会  石人子沟遗址 北大考古学家林梅村近年亦有新的发现，在西汉时代的两片木简上有“大月氏王使”等文字，这两片木简上的“月”和今天日月的“月”从写法上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月氏并非“肉氏”的误写，yuèzhī（月支）的发音应该是在汉代就确定下来的。 月氏人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没有一致答案，但可以推断的事实是，月氏曾经是西域最强大的部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中国西部的霸主。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大部族在中国确切的活动地点，也存在极大的争议。 月氏故地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连间”，这几乎已经成为月氏老家所在地的固定说法，所以在秦汉之后的几千年里，不乏中外探险家在今日的敦煌和祁连山附近寻找月氏这一神秘民族的足迹。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敦煌祁连间”找到过关于月氏的一丁点线索。 1999年至2004年，王建新一直在做一件事——确定“月氏”的故地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哪里？当他多次徘徊在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周边荒芜的戈壁滩毫无收获后，不禁对“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西部的传统说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只有真的到过那里，才会明白为什么月氏的故地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王建新说。 位于甘肃西北部、兰州、张掖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大片地区地貌环境是大片戈壁滩，不生寸草，戈壁滩中有一些绿洲。“这里只能发展以定居农业和牧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而并不适宜游牧者生存。”王建新说。 按照历史记载，月氏人至少有50万上下，这么大的人群，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无法放牧，仅仅靠为数不多的绿洲是没法生存的。 “而且绿洲是固定而有限的，作为游牧人群的月氏在这里如何能游得起来？”虽然这里的地貌在几千年中可能发生些许变化，但不至于翻天覆地，王建新在对河西走廊的地貌进行了深度调查以后，认为月氏的故地并不在河西走廊西部。 认为“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西部是从《后汉书》开始的，《后汉书》作者是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王建新认为，出身南朝的范晔未必了解中国北方地区的地理情况，对月氏故地地理位置的判断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界一直在这个历史误判里寻找月氏的故地，这使得月氏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直到考古学家们穿过整个河西走廊，来到了新疆的东天山脚下，才解开了“敦煌祁连间”到底在哪里的谜题。 天山山系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平均海拔约4000米，东起中国新疆哈密星星峡戈壁，西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国，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山脉被称为“东天山”，绵延约1760千米。 东天山的山顶终年积雪，山顶并不陡峭，像被刀横着切过一样，狭长而平坦。从山脚下往上看，山顶就和云彩连接在一起，天山之名也由此而来。 诸多冰川河流自山顶流下，故而在东天山以北地区形成一片广阔的草原——巴里坤大草原。 根据《汉书》注，匈奴语中“天”的发音是祁连，中国的史书对月氏的记载最初就与匈奴有关，所以匈奴口中的天山应该就是祁连山。 林梅村在《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一文中指出，汉代的祁连山指的应该是新疆天山东麓，先秦称为“昆仑山”、唐代称为“析罗漫山”，都是吐火罗语中“天山”一词的各种音译。 “相比敦煌、张掖那些地方，东天山以南地区的地势地貌显然更加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可以肯定，月氏人生活的‘祁连’并不是今天的祁连山，而是新疆的东天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几百年间人们都没有在‘敦煌祁连间’找到月氏的踪影。”王建新说。 正是这个历史细节描述的错误，让很多大月氏、塞人、乌孙甚至汉唐文化的研究都发生了偏差，“敦煌祁连间”这一错误的矫正让很多历史疑问得以重新审视。 虽然大的范围确定了，但巴里坤草原十分辽阔，到底哪里是月氏的故地，还需要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查。 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第一次把眼光聚焦在这片草原之上。 上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所的一队人马进入了巴里坤草原。 在此之前，巴里坤草原一个叫兰州湾子的村庄有了一个意外的考古发现。 一个普通村民在巴里坤草原收集积肥用的羊粪，铁锹一下去，突然听到了类似刮石头的声音。再往下挖，挖出了一个看起来像腌东西用的陶器。这件陶器就被送往地区文物管理所，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部门的专家鉴定：这是距今两三千年前在此生活过的人使用过的陶制品。 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对兰州湾子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史前人类居住遗迹，石屋有主室、附室之分，共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经过碳14测定，该遗址被认定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000年左右。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像这样的石堆遗址还有三处，都保存完整，没有受到破坏。 兰州湾子在《汉书》中被称为“疏榆谷”，历史记载，塞人、大月氏人、匈奴人都曾在此地居住。虽然兰州湾子遗址经新疆考古所发掘，收获巨大，发掘出了珍贵的环首铜刀和铜鍑甚至是遗骨，但是，因为这里的尸骨遗骸既有欧洲原始白种人，也有黄色人种的羌人以及有多种血统的混血，而出土的器物也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文化遗存，所以兰州湾子遗址到底是匈奴人、塞人或者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月氏人，还是无从判断。 1990年，这里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出，当时这座遗址尚有很多待解之谜，只能根据最基本的特征称其为“石结构建筑”。 兰州湾子遗址的发现，是在上世纪末中国考古学家跟远古大月氏距离最近的一次，人们曾猜测兰州湾子就是大月氏的遗址，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撑。 不过，对于巴里坤草原这片处女地来说，兰州湾子的发掘毕竟是让西域史的考古研究往前走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古老游牧部落生活方式了解的加深，渐渐缩短了他们与月氏故地的距离。 一直以来，学界并不认为游牧部落会存在明确的遗址，因为从古至今流传的观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 但是，王建新他们经过多年对牧民的走访和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他认为，农业人群和游牧人群对聚落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新疆，农业人群选择在河湖边有水、地势平坦之处落脚，所以农业聚落遗址经常是盆地中心、绿洲边上，牧民则不同。 冬季的巴里坤草原十分寒冷，牧民不可能在枯黄的大草原上游荡，必须找一个适合的地点定居下来，天山南麓的山坡上才是最好的选择。 “冬季的牧民一定会在背靠山、避风向阳之处过冬。所以在靠山地区发现的遗迹，不可能是农业聚落，一定是游牧聚落。”王建新说。对游牧聚落认识的进展，让考古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山脚下被认为是普通羊圈和农民住房的石堆和土堆。 “游牧聚落遗址和一般的农业遗址不同的是，它通常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总是对它视而不见。”王建新说。 20世纪初，王建新把目光锁定在兰州湾子遗址西边不远处，一个早已发现却从未进行深入发掘的遗址上——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仁子乡石人子村南的石人子沟遗址。 早在1957年至1959年，新疆文管会（新疆文物局前身）筹备处文物调查组和中科院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新疆队就先后对这片遗址周围的墓葬进行过调查和试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木器等遗物，推断其发现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多年来，这片遗址就静默地矗立在巴里坤草原上，直到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到来，这里才真正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2001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对周围的地势地貌进行观察后，结合当时对于游牧民族冬季定居地点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农业遗址，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中大型的游牧聚落。”王建新说。 2005年7月至9月，西北大学的考古专家们对石人子沟遗迹进行了初步测绘，确认了东西宽约3.5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8.7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第二年，新疆文物与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哈密文物局合作，由王建新主持，对石人子沟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清理出高台1座、居址4座、墓葬12座。 石人子沟遗址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大型游牧聚落遗址，更加重要的是，结合巴里坤草原在东天山脚下这一特殊的位置，考古学家们大胆猜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大月氏在中国的故地，而石人子沟遗址，则被认定为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与石人子沟紧紧挨着的兰州湾子遗址，或许也同样是月氏的文化遗存。 石人子沟的发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发现与中国西域史和大月氏的命运转折有着密切的关系。 月氏西迁 根据已知的史料记载，张骞之所以千里迢迢远赴西域，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中亚地区强大的大月氏国和西汉联手，打击屡屡进犯中原的匈奴。 如果新疆天山脚下是大月氏人的故土，他们为何在西汉时移居到中亚，汉朝又为何把当时已远离中国的月氏看作打击匈奴的“盟友”，这又牵出了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大事件——月氏西迁。 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刘恒写了封信：“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冒顿单于说“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似乎月氏已经被匈奴灭国灭族，但事实并非如此。冒顿单于可能是在炫耀武力，恐吓汉文帝。 月氏并没有被冒顿单于“夷灭”，不过，此后月氏所经历的是惨痛的苦难。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到了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时，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冒顿单于是西域历史上很值得一书的人物。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随后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向西迁徙。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势力鼎盛，吞并西域诸国，独霸西域。同时期的汉朝刚刚建立，匈奴经常袭掠边境。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结果遭遇白登之围，侥幸突围脱险。 白登之围后，汉朝与匈奴订立盟约，采取和亲之策，每年还要送给匈奴大量丝绸、粮食、酒等物资，以换取和平。即便这样，匈奴仍时常对汉朝边界进行侵扰劫掠。 这样的“不平等条约”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汉武帝即位。 汉朝对匈奴的侵袭不胜其扰，又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匈奴世仇之意，但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奴右臂”。 正是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西迁的这段历史，才促成了张骞的“凿空西域”之行。张骞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月氏。然而，那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 张骞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的人，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并且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了解了乌孙、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叙利亚）、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为以后和这些地区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司马迁称他是“凿空西域”的人，梁启超赞他：“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新疆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大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包括若干大型聚落遗址。对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距今约4000～2200年）考古出土的人骨进行了DNA鉴定，这些人骨的基因中以蒙古人基因为主，同时还受到印欧血统的影响。也就是说，这里的古代人群是印欧人和蒙古人的混血。建立了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初步认为距今约2400～2200年期间的游牧文化遗存，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但是，要使这一认识得到证实和国际公认，寻找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并将其与东天山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实现两者互证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找到的大月氏人在哪里呢？ 张骞出使返回长安后，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两千年过去，那些《史记》中的国名和疆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其大致位置很明确，就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当我们在国内所做的一切研究无法再推进的时候，就是该走出国门的时候了。”王建新说。 走出国门 从2009年起，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南部、喀什卡达利亚州东北部和苏尔汗达利亚州境内的西天山山脉的山前草原地带开展考古调查，全面了解了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也为后面的中乌两国考古队的正式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3年底，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组成国际联合考古队，在王建新的带领下开展考古工作。 考古队发掘活动的学术目标，是系统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学信息，最终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为了寻找大月氏，中国的考古队第一次跨出了国门展开国际合作。 2015年9月至11月和2016年5月至7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境内撒扎干遗址进行了近3个月的考古发掘，共发掘了5座中小型墓葬、1座超大型墓葬、1座早期游牧民的石围居住遗迹和1处中世纪墓园。 撒扎干遗址出土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玻璃器、漆器残片等珍贵文物。根据这批墓葬和居住遗迹出土遗物判断，除了中世纪墓园之外，其余的遗迹年代均集中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元年前后，并且和早期游牧民族文化密切相关。 但是，撒扎干遗址的主人并不是大月氏。 在撒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位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的撒扎干遗址，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对于康居国的记载相合。 虽然撒扎干遗址不是月氏遗存，但是地处月氏北面的康居国遗存的发现为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撒扎干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确定了康居国的南界和月氏的北界。由此我们把寻找月氏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到撒马尔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区域。”王建新说。 阿姆河和锡尔河是中亚地区十分重要的河流，两河之间是中亚地区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遗迹。 大月氏区域范围的进一步确认，让王建新的目光重新回到他初到乌兹别克斯坦就留心的一处葫芦形的山谷。 那座山谷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流域西侧的西天山南麓的小城拜宋。“当时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地形太奇特了，山谷成葫芦形状，两条河从两侧流过，中间有一块台地，这里有丰沛的水源，奇特的地貌，并处于十分重要的空间地理位置，应该有重要的遗址存在。”王建新回忆说。 谜底即将揭晓 2016年12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拜宋市（BOYSUN）南拉巴特(Rabat)村调查时发现，当地村民在建房清理地基时，意外地挖出了来自远古的陶片和人骨。 考古队员们从出土的文物判断，这里应该是一片被破坏的古代游牧人的墓地。这处墓地就在曾引起王建新注意的葫芦形山谷旁，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年对这片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7年5月至7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对这片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了52座上部被破坏的小型墓葬。本次发掘收获颇丰，即便是很小的墓都有十分丰富的随葬品。 “我们认为这是一片贵族中的下层人的墓地，整个遗址的面积很大，2014年我们在这一带调查发现了数千座古代墓葬。在巨大的陵墓区附近一定还有居住区的遗址。地下埋了多少死人，地上就会有多少活人居住。而且，我认为居住区遗址极有可能就在拜宋市市区里面。”王建新说。 如今的拜宋市已经遍布现代化建筑，再也看不到一点过去的模样。对于考古队来说，在这片没有半点线索的地方发现居住地遗址，几乎是大海捞针。 考古发现不可能凭借运气，对于考古队来说，研究的推进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 “我们现在想到的办法，是找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拜宋市的航拍照片和六七十年代的卫星照片。”王建新说。 那个时候的拜宋市还没有那么多居民，市区面积比现在小很多，或许从老的航拍照片和卫星照片中，考古学家可以看到居住区遗迹的踪影。 考古学家所以对这片遗址如此执着，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正和《史记》等文献所记载的大月氏所在地的位置相吻合。遗址年代也和大月氏西迁到这里的时间相符。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找了很久的大月氏的遗迹。”王建新说。 另外一个重要佐证，来自于拉巴特墓地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骨的人类学特征。 “这里的墓葬形制特征和东天山一样，人骨的特征也相近。”王建新说，由此，他认为这里很大可能就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下一步，考古队将对拉巴特墓地保存完整的墓葬进行发掘，期望获得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多的证据。虽然这些墓葬的发掘还没有开始，但是王建新对明年的工作充满了期待，“也许会出土很多有价值的文物，甚至可能有文字。”同时，还将对东天山地区和西天山地区出土的人骨进行DNA鉴定，如果两者的DNA鉴定结果一致，那么就能拼上新疆月氏人和中亚大月氏人之间联系的最后一块拼图，证明两者确实有明确的血缘承继关系。 关于大月氏的一些争议，待到拜宋地区的遗址考古结果最后确认后，很可能得到最终确定一致的答案。 首先是月氏人来自哪里？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月氏人是印欧人，使用的是印欧语言和文字。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能支撑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这一认识的前提是，贵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因为贵霜王朝的钱币等文物上，使用了古代波斯文、希腊文、佉卢文等印欧语系的文字，国王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的特征。“这就是说，是拿着贵霜的资料说月氏人。”王建新说。 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大月氏是第一支从东方迁到中亚的人群，在月氏人到来之前，中亚是印欧人的天下。 现有的发掘资料表明，“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这一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很可能并非板上钉钉的事实。 王建新说，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汗河流域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是农耕文化遗存，属贵霜王朝建立之前的早期贵霜文化，其后的贵霜帝国也应该属于农耕文明。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苏尔汗河流域周边的西天山山前地带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很大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那么月氏在西迁中亚后仍然是游牧人群。 一个是游牧文化，一个是农耕文化，贵霜帝国是古代月氏人建立的传统观点，难以得到考古学的证据支撑。 王建新认为，根据现有信息来看，大月氏不但没有统一贵霜，反而很有可能最后是被贵霜王朝解体的，如果这一推测能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获得更多证据支撑，或将改写历史。 2000多年前，月氏人成为第一批移居中亚的东方人；今天，寻找大月氏又成为中国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作为被历史谜团包围的神秘民族，月氏是一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钥匙，凭借这把钥匙，诸多历史谜团有望在未来逐个打开。（图片由王建新提供） （原文刊于：《北京日报》2017年10月17日第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