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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阶段，前辈学者发掘周口店遗址、仰韶村遗址及殷墟遗址时，都是针对具体的遗址开展工作，就事论事。之后，随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研究人员开始逐渐对不同时期的遗址进行区分，归纳出如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和隋唐考古等等。依据上述各个时期考古学遗迹和遗物的特征，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两大类。 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开始阶段，也是主要针对具体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鉴定、统计和研究，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属于不同时期的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特征。随着资料的积累，不同时期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特征开始渐露端倪。我们发现对于史前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对于史前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当时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其中包括鉴定各种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种属，统计他们的数量，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比例，以及对于普遍存在的随葬或埋葬动物的现象进行分类和研究等等。而到了历史时期，除了以上的探讨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内容明显增多。比如在属于商末周初的山东前掌大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动物中狗的比例几乎占到大多数，这和墓葬中多有腰坑，在腰坑中多埋狗有关；而在文化层出土的动物中，狗的比例就很小，猪、牛、羊的比例占到绝大多数，反映出实际生活中并非以狗肉作为主要的肉食资源，显然，出自不同功能区的动物遗骸包含了不同的信息。另外，在河南殷墟、山东前掌大等遗址的墓葬中存在随葬猪、牛、羊前肢的现象，研究发现随葬前肢的多少与墓型的大小有关，在同时随葬多条动物的前肢时，均选用同侧，且同一种动物的前肢仅随葬一条。对照文献，《礼记•祭统》提到，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可见使用动物进行祭祀属于特定的礼制，有明文规定如何做。但是，对照我们在诸多商代遗址中的发现和研究，发现出土的猪、牛和羊的骨骼都是肩胛骨、肱骨、桡骨和尺骨等，证明当时埋葬的都是动物的前腿。因此，文献《礼记》的记载其实有误，商人同样是贵肩而非贵髀的，而且使用这种习俗的时间比周人早，周人其实是继承了商人的传统。又如，在河南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的羊骨中未见0至2月的羔羊，2至6月的羔羊也极为少见，这与一般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取羊肉的遗址应有的死亡年龄分布状况不符，因为那样的话，由于刚出生不久的羔羊死亡率普遍较高，我们发现的羊骨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羔羊骨骼存在，由此推测，当时殷墟可能已存在专业化的养羊群体，专门负责给城市提供羊肉，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可见到了历史时期，肉食供应往往与社会分工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再如，在陕西大明宫麟德殿附近的灰坑里曾出土一批动物遗骸，且同出的封泥上多印有进贡时间、进贡地点等字样。这些动物遗骸中既包括鹿、熊、兔等陆地上的野生动物，也有猪、牛、羊等家养动物，还有水里的螃蟹、会飞的大型鸟类等。这些不同的动物在唐代究竟被烹制成怎样的珍馐美味，流传至今的唐代宫廷菜谱《烧尾宴》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帮助我们通过出土的动物遗骸，对唐代的佳肴美食有所了解。作为实例，还有通过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中出土的大量骨料和半成品的研究，认识当时骨器手工业的制作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及专业化管理；通过对战国以来的多个遗址中出土的马骨进行观察和研究，探讨腰椎上的多处病变与骑乘的关系等等。 由此我们认为，除了需要遵守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之外，历史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应该和史前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有所区别。历史时期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首先是对于出土动物遗骸的研究要更加关注出土背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时期遗址不同区域的功能性特征更加典型，同为建筑基址，可以分为宫殿、民宅等，同为墓葬，可以分为贵族墓、平民墓等，同为作坊，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之间也有不同。因此，不同功能区域出土的动物遗骸会因为食用者或废弃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对于同一遗址中不同区域出土的动物遗骸，既要注意他们的共性，也要注意他们的个性。其次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等级分化，礼制亦日趋成熟和完善，而动物往往成为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体现等级化的重要用具，我们对于历史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研究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探讨其包含的属于礼制范畴内的含义。其三是要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古代文献中有很多与食用、祭祀、战争等相关的动物利用记载，对于这类文献，要认真研读，结合出土动物遗骸的鉴定和整理，进行探讨。我们既可以把古代文献作为开阔思路的启示，也可以借助动物遗骸的研究，认识古代文献的不当之处，这两方面都将有助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其四是随着饲养动物目的的多样化，动物遗骸上往往保留了不少反映当时人的特定行为的信息，比如当时人骑乘马匹、用牛犁地等行为，都有可能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相应的病变痕迹，对此要进行认真地探讨。其五，伴随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动物饲养业的发展，为了适应人类的不同需求，可能会对动物品种进行人为的选种培育，动物饲养被打上更多人为干涉的印记。山西和湖南出土的青铜猪尊，在造型上已经具备南方猪和北方猪的不同特征，而不同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陶猪俑，更是具备多个明显的地方品种特色。我们在今后历史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要更加关注各种动物的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探讨他们在地区性和时代性上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对象的特征是与其所处的具体时间、特定空间密切相关的，时间、空间的不同直接反映在文化现象的差异上，我们对于这个方面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设定具体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技术路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历史时期的动物遗骸开展研究。（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