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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蒙古与哈萨克斯坦两国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布尔干省巴彦诺尔县索伦布姆巴加尔地方发掘了一座7世纪古墓。在大量随葬品中，集中发现了41枚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虽然考古学家们并未发现能够确定墓主身份的墓志铭和其他文字性古物，但从古墓的唐代形制和墓道开口朝向南方，以及墓道两侧壁画大多为唐代风格和内容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唐初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突厥贵族，这一推测还从墓室门框下方发现的汉字得到佐证，推测为参加古墓施工的唐代工匠签名。该古墓主要发掘者蒙古科技大学的考古学家宝力道先生在其刚刚出版的专著中对此做出了细致的考古分析，为进一步得出合理的结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令人深思的是，像巴彦诺尔这座古墓一地便发现数十枚拜占庭金币的情况在整个东亚地区尚无第二例，即便在传统公认的丝绸之路主要通道东段，即我国古代西域直到西安、洛阳沿途的古墓发掘中，也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为此中国专家组于2016年8月专程前往考察研究，确定这些拜占庭金币除两枚真币外全部为仿币，但是其货币印模种类之多也令人惊讶不已，其中有些金币的印模和铭文在我国从未被发现过。由于这些金币在古墓中存放集中，并与墓主人的其他珠宝装饰物放在一起，我们同意蒙古考古学家的初步意见，即在巴彦诺尔博物馆展品说明中指出的：这些金币用于装饰而非流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它们属于装饰品或随葬品，但是这些仿制品涉及的币种之丰富，是不是可以推测，它们是在本地仿制的，那么这些仿制品的原型金币也可能用于流通。如果它们是其他地方仿制、之后再带入这个地区，那么这些金币是在哪里仿制的？这个问题还牵扯到它们是如何被人携带进如此偏远的地区而不破损？因为这些钱币非常脆弱，极易变形。巴彦诺尔古墓的这批拜占庭金币是否意味着它们只是蒙古国各地大量尚未出土的拜占庭金币的“冰山一角”？蒙古学者明确指出，经过系统的全国古墓调查，目前已经挖掘的古墓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两国学者共同认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该地区曾经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集中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显示了草原民族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传统上，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在我国的西域，而其开通的时间也在张骞出使之后。当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时，没有人想到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带还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通道，更没有人想到这条草原通道的存在可能早于张骞之行。我们至今还延续着对古代丝绸之路时空范围认识上的缺失，尤其是中原古籍文献的记载常常忽视这条通道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关于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如今，在所有相关的书籍和论文中，几乎还没有人将这条丝绸之路东段北线通道纳入到丝绸之路中，所谓的丝绸之路东段也从来不包括沿蒙古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向西伸展的草原道路。我们翻开任何一幅丝绸之路的地图，都找不到关于这条路线的任何踪迹。在2014年6月多哈大会上宣布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图谱上也没有其踪影，甚至在蒙古国多家博物馆的相关地图上也没有其标记，似乎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事实上，这条“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东段北线应该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尤其在当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学者们更应该抓住时机从学术上展开研究，挖掘出这条被忘却的路线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重视和开展相关研究将极大地扩展传统丝绸之路观念的时空范围，这对当前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中蒙两国学者已有共识，一致认为应开展更多合作，对遍布在草原各地有待挖掘的古城和古墓进行更系统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以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古代丝绸之路。 其实，那些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按照其祖辈传承的生存经验，即顺应本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无论是匈奴人，还是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人，草原民族传承至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合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合理与本土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和态度。他们不变的游牧生活传统在古代单一农耕世界和现代单一工业文明世界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下，草原民族的生存方式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文明多元化的生动榜样，而我们习惯称之的“先进”“落后”等理念也应该重新反思，游牧民族对人类不同文化技术的传播作出的贡献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蒙古国发现的这些拜占庭金币，不仅为东西方经贸关系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更重要的是提示我们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要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充分重视草原民族生存方式的历史贡献。（作者：陈志强，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14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