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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从事环境考古研究的人员似乎是最多的。从到现在为止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分别召开的历届学术会议看，出席人数最多、召开次数最多的就是关于环境考古研究的全国会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碳十四年代测定、人骨研究、动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研究、陶瓷器分析、冶金考古等科技考古的多个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的工作大都做得可圈可点。因为研究思路明确、研究方法正确、研究材料丰富、研究人员到位，展望未来，其研究成果自然也一定会不断展现，越来越精彩。而相比之下，环境考古似乎尚未达到这个层次，整体上好像还是给人一种尚未在考古学研究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的印象。尽管多年来研究人员在野外工作中吃苦耐劳，努力实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与考古学的期待相比，还有明显的距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夏正楷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环境考古时谈到，环境考古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一些第四纪研究的方法认识古气候、古地貌、古生态等。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气候变化的曲线，和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照，认识气候变化对文化演替和发展的影响。第三阶段是开始把古环境研究与考古学研究密切结合到一起，主要是认识古代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等。他认为环境考古在探讨时空变化时有各自的特点，在探讨空间的变化时，主要是研究自然环境区域之间的差异，认识在各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在探讨时间变化时，要考虑自然环境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在适应渐变的过程中带动文化的发展，而面对突变给人类带来的不适应，往往会引起文化革命或文化衰退。他还用北京东胡林遗址的环境考古综合研究、河南孟津寺河南的自然剖面、距今4000年左右发生在多个地区的洪水事件及喇家遗址的灾害事件等实例揭示了古代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夏先生精辟地把此归结为是环境的烙印。夏先生的报告让我受益匪浅。 我和北京大学的莫多闻教授、我们科技考古中心的王辉博士经常在一起交流认识。今年春节听莫教授讲起他主持的中华文明探源项目中环境考古课题的新进展，主要是关于浙江良渚、山西陶寺和河南二里头这三个遗址的研究成果。依据他们的初步认识，重建这三个遗址当时的水文及地貌状况是他们课题组这两年来的最大收获。听完莫教授的详细介绍，确实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辉博士对如何做好环境考古研究也有自己的认识。他在我们科技考古中心编写、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一书中，围绕重建古代自然环境和探讨古代人地关系这两个方面做了详尽地论述，出色地展现了年轻一代环境考古研究人员的新思考。 如何做好环境考古研究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曾经在《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4日的科技考古漫谈之三《环境考古当前应该关注的问题》中提到，环境考古研究与其他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研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研究材料的获取这一点。其他各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都是直接在发掘过程中或者发掘资料的整理过程中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料，而环境考古研究人员需要获取的资料则必须独辟蹊径，自力更生，这势必大大增加研究的难度，可能这也是环境考古研究到现在还有所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多年来古气候的重建工作，我们初步认识到古气候与古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环境考古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研究古代确实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包含在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壤里，需要直接在野外对古代土壤进行观察，或是从古代的土壤里提取研究对象。从大的方面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都埋藏在土壤里，不说人工遗迹和遗物，即便是科技考古的研究对象如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等，都是从土壤中来的，但是这些人工遗迹和遗物、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的形状特征和形成过程都比较清楚，我们可以直接对他们开展研究。即便如此，有时遇到一些重大发现，也一定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比如我曾经在一个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灰坑里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马骨，考古研究人员认为地层和灰坑没有问题，绝对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个发现如果属实，很可能把中国古代家马出现的时间提前近2000年。结果AMS的测年证明，这具马骨其实是属于西周的。我还在河南偃师商城发现驴的牙齿，据考古发掘人员的判断，出土单位的年代应该属于偃师商城时期，这样就把中国家驴的出现时间提早了将近1000年。后来用AMS的方法对驴的牙齿进行测年，发现是属于汉代的。这些结果都显示出尽管动物种属的鉴定没有问题，但是标本的年代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开展研究、做出结论的过程中始终都要十分谨慎，一定要做到证据确凿。对肉眼可以辨明的古代土壤中出土的标本的认识尚且如此，环境考古涉及的古代土壤研究则更加困难，因为包含在超出遗址范围的古代土壤里的环境考古研究对象，绝对不像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那样可以一目了然，直接提取。另外对他们的形成过程，更是必须认真考虑，反复追究。比如是不是与当时人的活动相关，是不是出自污染，有没有特殊原因等等。如果这个证据本身的产生过程就不是那么单一，那么时间一致，而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研究，每个步骤看似科学，实际上得到的仅是出自另外一个自然环境事件或者存在大幅度时间差距的结果。这样的研究就是误入歧途。 今年莫多闻教授和我作为首席科学家，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环境考古和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继续摸索研究方法、努力找准突破点、力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尽快跟上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步伐，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