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忠培先生的交往，是缘于对陕西省渭南史家墓地、华县元君庙墓地的研究。那时是神交，是隔代神交。其实，最初的见面交往大致在1980年前后，那是《元君庙仰韶墓地》书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编辑过程中，张先生出差住在考古研究所对书稿进行编辑修改时的见面交往。后来因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从1993年开始交往增多，再后来因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展览，互相交流。最后一次交流是在2017年1月21日晚上，我送去出版不久的新书《妇好墓玉器》，请他批评指正。那时他刚吃好晚饭，神态很好。没想到，不到半年的时光，他竟然与世长辞。 通过近四十年与张忠培先生的接触交往，张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中国考古学发展道路上一位执着的探创者”。他勇于探索、不断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当先。下面列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研究 元君庙仰韶墓地研究大的学术背景，是尹达先生于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后，提出“要用考古资料或考古学研究来揭示氏族社会制度”。具体的实施是从1955年石兴邦先生主持的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开始的。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步为这方面的探索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58年发掘了华阴横阵村墓地、宝鸡北首岭聚落与墓地、华县元君庙墓地，并且全面揭露，极大地充实了研究氏族社会制度的考古实物资料，由此在我国掀起了：剖析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地、结合经典著作的理论阐述、探索氏族社会制度研究的一股热潮。其中苏秉琦先生对元君庙墓地的研究寄予很大的希望，1959年下半年指导张先生对元君庙墓地发掘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 对元君庙墓地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张先生学术研究的勇于探索的精神。他通过对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型式分析、墓葬人骨的年龄、性别以及体现的辈分信息的分析，阐述经典著作中论述的有关一个部落两个氏族的氏族公社社会制度。这个分析探索的过程，如果不具备十足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是做不到的。在对元君庙墓地分析以揭示氏族社会制度的研究中，张先生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既发挥考古层位学的作用，又发展考古类型学的运用，运用陶器的型式研究，采取特殊器物特殊处理的方式，进行陶器器物组合的对比分析、桥联方式分析，还探索创造了遗迹移位法的研究。这些研究方式，尤其是遗迹移位法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探索实验。由于在元君庙墓地研究过程中实施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探索性的研究方法，使得其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在后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张先生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例子，是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 2008年，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对张先生来讲是一次现实性的挑战，当时他的腰间脊椎盘已经长期患病，经常直不起腰来，这势必影响他接手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他最后决定动手术，排除病患的障碍，以便身体允许他去开创中国考古学会工作的新局面。腰间脊椎盘周围神经密布，手术时稍微有闪失，就会造成瘫痪的后果。他冒着极高的风险，在2008年6月前后去医院做了腰间脊椎盘手术，并且在手术后不到三个月就着手了工作量很大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的换届工作。由于他手术后养病不到三个月，后来他的腰部还是落下了病根。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张先生牺牲自我，敢于担当的精神。 2008年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换届之后，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每年筹划召开一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2009年在哈尔滨、2010年在武汉、2011年先定在兰州后改在浙江嘉兴、2012年在石家庄、2013年在西安……。学会每年还举办一系列的中小型会议，使得中国考古学会的学术活动频频闪现，使得中国考古学会这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生机盎然。他还要求每一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都要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并且要求论文集的分量要足。他的任期是五年，要求五年五本，五本《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的封面色彩要一致，并且逐步丰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的内容形式。在他的各种坚持与努力下，中国考古学会不断壮大，面貌焕然一新。这与张先生敢于担当，敢于当先的风格与精神是分不开的。 第三个例子，是接手并开展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课题不是国家部委设立的重大项目，而是由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提出、中国考古学会组织实施的重大课题。由于不是国家部委的项目，没有经费支持，实施相当困难。只能像中国考古学会开年会那样，请有关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会议。开始由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秘书长徐光冀先生等人进行组织筹划，由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出面主办学术会议，于2002年由辽宁省考古学会、辽宁省文物局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大会，2004年由浙江省文物局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学术研讨大会。2006年，时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张忠培先生与秘书长徐光冀先生组织筹划，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承办在成都召开了第三次学术研讨大会。这样组织筹划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虽然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困难也较多，也是较难为续。 2008年，张先生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同时还应邀担任了由中华文化促进会、良渚管委会等单位在杭州余杭组成的“中华玉文化中心”的主任，开始实施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的课题，设计了新的思路，通过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合作的方式，秉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理念，打造一个学术研究平台，即“良渚论坛”，作为实施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课题的稳定平台。并且改变以往单纯召开学术大会的形式，提出并实施了“四个一”的运作模式，即举办一个出土玉器展览、编辑出版一本展览图录、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汇集出版一部学术会议论文集。两年运作一次，于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举办了四次。 经过这样创新的运作模式，发挥中国考古学会主导学术、中华玉文化中心打造平台这两个方面的优势。研究形式影响很大，研究成果传播很广，尤其是明确了研究对象是考古出土的古代玉器而不是传世品，更不是来路不明的所谓古代玉器，以正古代玉器研究领域的学术风气，引领中国古代玉器及玉文化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的深入研究。 张先生对每次展览、会议、图录、论文集的组织实施及有关细节，包括展览与会议的名称、展品内容、会议形式、参加人员、论文的审理取舍等，事无巨细，一一过目审核定夺。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精力，以便取得最好的学术效果与社会反响。正是张先生在组织筹划上的开创新模式的运作，并切身的投入，为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把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上升到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高度。而经张忠培先生的努力，打造了一个稳定的、高水平的、专业的研究平台，开创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我们希望这来之不易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究的稳定的平台、良好的局面，在张忠培先生之后，能够继续得到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华玉文化中心等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创造条件，继续发展、发扬光大。 以上三个事例，虽然很小，但以小见大。通过这三个事例，我们看到“勇于探索，敢于当先”是张忠培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也是他干事业的特点，更是他做人的特点。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本文为朱乃诚先生在2017年7月25日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张忠培先生追思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稿件由作者提供。）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