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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忠培先生于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如此突然的消息瞬时间在文博学界惊起一片哀婉之音…… 回望张忠培先生的一生，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陕西这片考古沃土密切相连。  2013年出席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西安） 一、1958年，张忠培的学术起点年 张忠培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本意以历史学为研究方向，以史鉴今、为国效力。然而，在中学老师的建议下，他迈进了中国大学首设的考古专业门槛，自此走上了考古人生的求索之路。 1955年，张忠培在西安半坡遗址参加实习，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遗存材料；以后，在1956年西安沣西的考古实习中，他运用学到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把自己挖到的7座西周墓做了排序，分为三期。文章虽没有发表，但却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有关西周墓葬的分期成果，这为他1960年参加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写《中国考古学》工作，负责《商周—青铜时代》中的《西周前期》等编撰打下了伏笔。 1958年，这是张忠培为自己定的学术起点年。记得在2013年中国考古学会年会的致辞中，他曾动情地说：“坐落于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走上考古学道路的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从事考古的故乡”。 1958年-1959年，他带领北京大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性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这次调查发现了以老官台H1、H2及元君庙墓地几个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半坡类型的层位关系，是早于半坡类型的一种新的文化，即后来名之的老官台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头，证实了仰韶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确认了泉护二期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渡环节；还明确了华县、渭南从老官台文化到东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在导师苏秉琦先生的指导下，分别于1960年至1961年完成《华县泉护村》初稿（合著）、《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初稿。  1959年张忠培先生带领本科生在陕西华县实习间隙，参观半坡博物馆时留影，左三为张忠培先生。（图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料室） 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发掘时，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实践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同时，他第一次将解剖学家请到现场，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人骨性别、年龄鉴定，有意识地将多个学科视角纳入考古研究。 从1959年起，经过多年反复研究，张忠培厘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从此，开始了他“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追求，撰著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也于1983年面世。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部以墓地为单位且研究高度细致的报告，提供了解析墓地的模式，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组织与制度的典范。  二、心系渭河流域，持续关注陕西考古发展 张忠培先生学术发轫于黄河中游区域，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到东北参加教学工作，做了大量考古工作。通过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的过程，他对中国古今之变做了集大成研究，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和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 此后，张忠培先生持续关注陕西的文物考古事业，曾多次莅临陕西相关文物考古机构考察考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陕西的考古工作。 1988年11月，他出席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暨半坡博物馆成立卅周年学术讨论会”；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暨半坡博物馆成立卅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张忠培、邹衡、童恩正、严文明、王建五位先生合影（王益人拍摄） 1995年9月，在临潼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过程中，与黄景略、俞伟超、张忠培、徐萍芳、刘庆柱、张柏、孟宪民、李季、晋宏逵、王军、关强等先生现场指导并召开专题论证会，认为零口遗址是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的“前仰韶文化”（暂称），它填补了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的缺环； 1997年6月，在华县泉护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指导工作；  张忠培先生在泉护村考古发掘现场  张忠培先生在泉护村考古队驻地观察陶片 1998年12月，在秦陵工地、阳陵工地进行现场指导； 2000年2月，在我所讲学一周； 2004年6月，考察凤凰山（周公庙）遗址、凤翔西汉仓储码头遗址。  张忠培先生考察凤翔西汉仓储码头遗址 2006年5月，出席“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文化产业中期成果汇报会”，并对该项目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环境与生业课题”中期验收会场（马明志拍摄）  张忠培先生在陕西榆林市米脂姜氏庄园文管所（马明志拍摄） 2008年10月，出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建院50周年庆典，并就陕西考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2009年4月，视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11月，视察凤栖原考古发掘现场； 2011年8月，专程到陕西对考古工作进行调研，观摩了蓝田新街遗址及黄陵寨头河墓地的出土器物，并对白水下河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张忠培先生考察黄陵寨头河墓地的出土器物  张忠培先生考察白水下河遗址 2012年4月，调研南郑龙岗寺遗址和文物保护利用情况。  张忠培先生考察汉中市南郑龙岗寺遗址 2012年10月，出席在榆林神木召开的石峁遗址专家座谈会。他说，石峁的发现可谓是“石破天惊”，看了石峁遗址的城垣和发掘现场感到很震撼。他指出，这么大的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财富，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工作对陕西甚至全国都很有意义。  张忠培先生考察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2014年4月，考察清涧辛庄遗址，建议考古队在搞清山峁顶端建筑遗迹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全面揭露发掘，以判断其性质。  张忠培先生一行考察清涧辛庄遗址 2014年4月，出席在宝鸡举办的“纪念宝鸡斗鸡台考古80周年座谈会”，并与当年参加斗鸡台发掘的先辈的后裔在遗址保护碑旁种植柏树，以示纪念。    2016年5月14日，为准备石峁遗址国际研讨会，石峁考古队领队（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及考古队员邵晶赴北京，在先生的寓所汇报石峁考古发掘最新收获。先生表示“非常想去，但囿于身体原因，不能亲赴啦”。先生还表示，等身体稍健时，将前往石峁遗址摸陶片、辨谱系。先生对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关心可窥一斑。此番，先生驾鹤西去，遗憾种种！  2016年5月14日，孙周勇向张先生汇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 三、以西安为起点，倾心中国考古学会建设 1961年，张忠培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做教员，1972年主持创办考古专业，还参与创办了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的认识，坚持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新路，在我国高校文博专业建设及文博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 由于在考古事业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成绩，在1979年西安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张忠培成为了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他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期间，主导中国考古学正确走向，关注学科建设、学会发展；主张把学会办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开放办会、主题办会、民主办会；历年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年会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所涉课题涵盖了中国核心地区及部分边疆地区；为推进考古学会工作和发展，开创了新范式，做出了新贡献。 2013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上，张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考古学会与西安的不解之缘。他幽默却不失深刻地说到：“这次在西安召开中国考古学年会，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西安是中国考古学会的诞生地。现今距中国考古学人于1979年在西安成立中国考古学会已过去了34年，中国考古学会开始迈入了中年，今次回到故乡聚会，目的之一是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并请父老乡亲检阅我们，评估我们长成了什么模样！”先生自己说道，他年岁更长，深感难以再为中国考古学会服务了。在随后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上的讲话中，先生说：“我祝愿第六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一路顺风，把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把中国考古学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推向前进，使我们的中国考古学会兴旺发达起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任院长王炜林与张先生有师生情谊，他说：“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从元君庙、泉护村到渭河流域第一个编年序列、从河套项目到石峁发现、从尖底瓶到陶鬲、从史前聚落到古代社会，就连我曾经怀疑的庙底沟文化中心在渭河流域的结论也被杨官寨考古发现所证实……”。 张忠培先生的“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的学术理论指导思想，“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考古学治学之道，体现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学术视角，每每深思，都能受到启发。 今天，我辈已难以企及先生之高度，拙于领会先生之学术高深，唯有历数先生勤勉于三秦大地的足迹，追随先生的步伐，勉励自我。作为陕西的普通考古工作者，我辈当谨遵先生对陕西考古事业的理论指导，继承先生遗志，继续奋斗在考古事业第一线。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供稿：公众考古研究室，供图：业务办公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