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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是考古发掘所得的主要人工遗物。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陶器种类、制作技术及装饰风格都不相同，这些特征是形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类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陶器的研究一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侧重。自考古学开始以来，考古研究人员关注的主要是陶器的器形，大到器物的形状，小到口沿、腹部或底部等局部特征，还包括纹饰或彩绘等。陶器的器形研究是考古类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本考古报告里，有关这方面的描述肯定是十分详细的。除器形研究以外，自上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先生、李家治先生致力于古陶瓷的成分和物理性能研究，认识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成分和烧制温度。后来参与这类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多，使用的设备甚至包括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核反应堆。除上述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围绕陶器的制作工艺进行探讨。最典型的研究实例是国家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这本书对一些遗址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归纳出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陶器制作的一些规律。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围绕陶器进行探讨，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认识。 我们认为，在金属器使用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是当时人类最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有一部分还作为生产工具。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制作陶器就是古代人类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一定时期内，制作陶器凝聚着当时人类的最高智慧。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一些文化中的部分陶器还成为显示规格高低的陶礼器，是社会复杂化的物化标志之一。因此，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器形、制作工艺、生产管理、使用功能、文化交流、特殊含义等全方位的研究，是探讨古代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次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对陶器开展研究，目的是认识在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多个地区的陶器制作工艺及技术有哪些同一性和差异性，如何具体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制作陶器的特征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围绕这个研究目的，我们主要设置了把握各个遗址的陶器制作工艺特征；探讨陶器制作工艺特征是否存在地区差别和时间差异；了解在特定遗址是否存在高规格的陶器制作工艺及一般陶器制作工艺的区别；认识一些特殊陶器是否产自特定遗址，然后分配到各个遗址，或者产自各个遗址，然后集中到特定遗址这样几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陶器样品的化学和矿物组成测试和硬度、强度、吸水率等物理性能分析，研究各个遗址陶器在原料选择与加工上的特征。测试各遗址各类陶器的烧成温度。利用岩相分析等方法研究各遗址的陶器的矿物组成，特别观察掺和料的种类、比例和来源。观察捏塑、贴片、叠筑、盘筑、轮制等不同成型方法在各遗址中的应用情况及发展变化特征。观察各遗址各类陶器的颜色种类及变化情况等。 我们的研究队伍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协助，山东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 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年代呈系列的陶器标本主要出自河南地区的西坡遗址、古城寨遗址、二里头遗址、南洼遗址和上海的崧泽遗址、广福林遗址、马桥遗址。另外，也包括陕西和山东一些龙山文化的遗址。 现在这个课题正在顺利进行，已经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我们在研究中体会到要做好此次研究，还有一些方法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比如，在分析陶器的成分时，可以分别使用中子活化分析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试这样两种方法，前者制样方便，测试准确，已经运用多年，出过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后者制样较为麻烦，但是测试结果同样令人满意。而且放眼国际上的研究现状，其应用前景似乎看好。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由于仪器的系统误差、标样的不统一、样品的溶解程度等原因，用这两种方法分别测出的数据之间实际上不能互相比较。因此，在分析陶器成分时，选择何种仪器测试或两种仪器并用测试，关系到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我们在此次课题中必须定夺的问题。再有，根据现在的测试结果，在各个遗址选择的生土成分似乎都和各个遗址出土的日用陶器成分不能对应。我们由来已久的概念就是古代居民都就地取土制作陶器，但现在科学测试给出的结果却不能证明原来的推测。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制作陶器的陶土不是来自当地；还是古代居民就地取土时有特殊的选择和处理，这也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如果真的是由于后者，那么我们必须修正原来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争取在执行课题的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