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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 月4 日至12 月10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生物遗存采样及实验室操作系列标准培训班”在兰州举办。培训班由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承办，具体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落实，分别邀请标准文件制定、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与田野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培训教师，采用集中授课、分组讨论和现场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员们进行培训，并对考核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培训班学员为来自全国各地考古科研院所从事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与研究一线的科研骨干。 生物遗存主要包括人骨遗存、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三大类，其对于探讨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段的人类和动物的基因、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古代众多科技工艺流程；古代社会的资源获取和利用、生业方式及特征、社会组织结构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其进行科学采样和实验室操作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前辈先贤就非常重视采集生物遗存加以研究。1924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起草的《考古学会简章》中便指出：“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间接所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排泄物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随后，对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历城城子崖等遗址进行发掘与调查过程中，人骨、兽骨等生物遗存也被单独收集、记录、整理并加以研究。建国之后，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迅速开展，一大批骨骼遗存及碳化植物得以出土，并交由古动物学、古植物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专门研究，相关论述的发表也极大的提高了学术界对人群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上个世纪末，科技部召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学者专家联合攻关，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对其评价，学术界至今仍褒贬不一，但无人否定它在开启和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研究课题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研究范式，并把生业、技术、环境、碳十四测年等与生物遗存相关的内容单独列为若干个子课题，而相关研究成果也极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动因的认识。可见，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对遗址出土各类遗存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之共识。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与研究氛围下，国家文物局“十二五”以来制定、发布和实施了一批关于生物遗存采样和实验室操作的行业标准，涉及到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和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等。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部署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完善标准化体系，全面提升我国标准化水平。为了宣传、贯彻、推广和实施生物遗存系列文物保护与研究行业标准，增强田野考古采样工作的科学性，提升实验室分析和测试的技术水平，完善相关科技考古研究的学科体系，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此次培训。 在讲授《标准基础知识》《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田野考古出土动物考古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碳十四年代测定骨质样品的处理方法》《碳十四年代测定考古样品采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田野与室内实验操作技术的同时，培训班还邀请相关专家结合甘肃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演变，尤其是西城驿等考古遗址的实际情况介绍了科技考古的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田野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中科技考古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等相关问题。另外，培训班还以讨论课的形式，请学员们就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关系、如何促进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发掘研究人员的沟通、加快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融合各抒己见。为加深理解，培训班专门组织学员观摩遗址出土的碳化植物遗存与动物遗存，并安排参观马家窑与齐家坪遗址，开展植物浮选技术现场教学。 培训期间，无论是课堂授课、室内讨论，还是田野考察与实验操作，大家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参与度，这在结业考核环节体现的尤为明显。从考核答卷来看，学员们对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等研究方法所需样品的提取及实验室操作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还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挖掘生物遗存的学术价值、推动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深入融合。作为田野考古一线人员，不仅要苦练田野考古基本功、深入认识本领域研究趋势，还要努力学习科技考古知识，拓展知识结构，突破传统视角，从不同角度对遗址、遗迹与遗物开展系统研究，同时也要注重对考古队员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队伍对于科技考古研究的认知水平和参与热情。作为科技考古工作者，要主动深入田野考古工地，向考古学家学习田野考古知识与技能，深入了解样品出土单位的考古背景与文化内涵，充分利用发掘资料，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对于在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具体如何有效组织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协作时，参加考核的学员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在发掘过程中要与科技考古研究人员保持紧密的联系与沟通，发掘过程中遇到特殊现象邀请专人清理，并请相关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采样与科技分析工作。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协作形式，也是当前科技考古从业人员较少、科技考古研究理念普及不够深入局面下形成的一种合作模式。该模式促进了科技考古研究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开展，在推动考古学与科技考古的整合方面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工作者要建立起长效的合作机制与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制定遗址发掘方案时，发掘领队要根据遗址性质和学术目的评估可能要涉及到的遗存种类和研究重点，并邀请科技考古人员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掘方案与研究计划，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发掘与研究工作。遗址勘探与发掘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物探、三维重建、低空航拍等科技考古技术与方法，并请专业人员提取研究年代、人群结构、环境景观、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等相关课题所需样品，并开展相关培训，提高考古队员的知识结构与实践技能。报告编写过程中，发掘者要与科技考古人员相互切磋砥砺，对研究内容进行有效整合，系统、科学、全面地揭露遗址的文化内涵与社会面貌。这种模式中，科技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有机地融入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从而从整体上拓宽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提升考古学研究的层次，加强提高考古学研究的精度。虽然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种超前的研究模式，但必将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 总体而言，“生物遗存采样及实验室操作系列标准培训班”的开展不仅对于提高学员们认识生物遗存在科技考古及考古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有重要作用，还丰富了大家的知识结构，对今后深入开展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协作研究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可以多举办类似的培训，为更多的文博工作者提供学习的机会，从而提高我国生物遗存类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水整体平。 此次培训活动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一方面固然是培训教师与学员们对于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敬业态度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考古学的学科属性决定其研究对象斑驳庞杂、包罗万象。在学科交叉与合作日趋深入的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历史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使用自然科学、农学、医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事实上，能否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尺。展望今后的学科发展趋势，科技考古必将贯穿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的整个过程，并逐渐与考古学融为一体，以便对古代社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进而推动历史科学研究更上一层楼。（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28日7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