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19日，李伯谦先生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学，内容是刚刚拿到样书的《感悟考古》的《导言》部分。 当年（1987年秋学期）在北大读书时，上过李先生为硕士生开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讨论课，这是27年之后再次聆听主题相同的“师语”。当年的课上，我本颇为活跃，此时自然感慨良多，大脑也在极速地运转。李先生讲完之后，我非常激动地向主持讲座的苗书梅院长要求发言。在简短的、条理有点混乱的、略带颤音的讲话中，入职不久、尚未找到“师感”的我向同学们宣称：这篇《导言》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论纲，是继夏鼐等先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之序论、俞伟超等先生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之后的又一次全面讨论，同学们应该认真学习。  《感悟考古》封面 此后，时常想起这次讲座，尤其是旅途中翻读《感悟考古》之时。总觉得当时的即兴发言没有把话说透，但可惜一直没有找出时间来理清思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计划在2017年1月9日共同主办“《读写生命大地——记20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研讨会”，接到邀请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将两年多来的断续思考写出来，以便与参加座谈的同仁和各位读者分享。  中国考古学的三大论纲 中国考古学的三大论纲不仅出版年代有先有后，而且写作风格也有所不同。 夏鼐、王仲殊先生的《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卷首），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奠基之作。布局宏大，逻辑严谨，几乎涉及了考古学的各个方面（表一）。四个一级标题分别是：一、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二、考古学简史，三、考古学的方法论，四、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第一、四两个部分是本体论，讨论考古学的名称、定义、目标、内容（即分支）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学科发展史。第三部分是方法论。根据以往出入几个学科的经验，若要了解一门学科，最基本的就是学科史和方法论，因此本体论、学科史和方法论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读写生命大地——记20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2017年） 虽然对考古学科的本体进行了讨论，却没有使用“理论”一词。这可能与当时学术界对“理论”的理解和使用有所不同。正如俞伟超先生说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新出现的那些考古学理论，实际上有许多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的中间环节性质的理论……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可能是习惯于直接使用哲学的历史唯物论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的现象，而忽略了中间理论的建设（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序言第10页）。”  夏鼐先生 测验：上过青铜器课的同学，请说明夏先生正在研究的是什么青铜器？出自哪个时代、文化、遗址？能否查出它的“户口”？ 在讨论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期时，“理论方面的发展”小节做了三个方面的总结。一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考古学家普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考古学研究。二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反思。提到民族志中的一个人群冬夏各用一套物件，及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的对应关系。三是以宾福德为首的“新考古学派。”  表一 《考古学》的篇章结构 俞伟超、张爱冰先生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后来收入俞先生的论文集《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此文发表之前，俞先生曾邀请青年学者对文章进行专门座谈。记得是在历史博物馆（后并入国家博物馆）内的一座二层小楼，总共大约六、七个人，大家围着桌子传看手写的稿纸。快结束时，《东南文化》编辑部的贺云翱和谷建祥先生加入。当时的《东南文化》十分注重考古学理论建设。会后俞先生请吃工作餐，这是第一次近距离与俞先生交往。这次座谈是学术史上意义深远的小聚，体现了俞先生的学术精神及对青年学者的提引。  俞伟超先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封面，文物出版社，2009年） 在座谈会上听讲及后来阅读正式论文之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俞先生宏博的多学科知识、哲学家式的思维与推动考古学进步的激情。全文试图用十个论题建立一个系统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按照文章最后的总结，这十论中有三个本体论和七个方法论。若按时代划分，又可分为老三论、中四论和新三论。老三论、中四论是对已往理论与方法和总结，新三论则是全新的探索（表二）。其中尤以“全息论”最为醒目。全息论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学术思想，其基本原理是部分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考古学家习惯于从残破的遗迹、遗物中寻找历史信息，因此对于这种理论比较容易适应。俞先生非常明确地将这一新潮理论应用于考古学，是非常大胆的。至于全息论并没有在考古学界大兴其道，可能是由于考古材料的“死性”与真实历史的“活性”之间的天然距离。 《新理解》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建设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其最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地方是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其次才是理论与方法本身。  表二 《考古学新理解论纲》的十论 李伯谦先生的《<感悟考古>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总结了几十年来对理论与方法的思考。该文最大的特点是谦虚、谨慎、从容不迫和循循善诱。李先生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而是以与青年学生交谈的方式，侃侃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表三）。由于李先生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学术地位，以及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心路历程必然包含着十分严肃的考古学话题。 就内容而言，李先生的《感悟考古》和俞先生的《新理解》相比，少了中四论的“环境论、计量论和技术论”，但是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则大大拓展，更增加了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考古研究中的“情境”分析和精神领域考古这些新内容，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这一个案研究（表四）。  表三 《感悟考古》的十七论 “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与夏先生《考古学》中的“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的对应关系”遥相呼应，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系）文博院（夏）商周考古师生的永恒话题。其内容并不限于族群，还包括与族群密切相关的政治实体。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用信纸写成的为讨论课准备的《政治事件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发言稿，由此可以略见对待政治、族群与考古学文化的态度。将“族属”专列为一个论题，反映了李先生对夏商周（尤其是夏商）考古的研究与思考，也显示了一个具有“编史倾向”的考古学者的自信。“编史倾向”虽为一些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所不理解（洛沙·冯·福尔肯霍森著、陈淳泽：《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但几代中国考古学者锲而不舍的追求自有其学术渊源及学理上的合理性。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是人类学出身的，他的第一个考古计划就是探寻晋南的夏文化（张立东：《李济、西阴村与夏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经过1977年之后大约20年的热烈讨论，以及1980年代以来各种“新”考古学与“新新”考古学的不断冲击，至今仍有青年才俊前赴后继，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项研究在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学术上的重要性。《感悟考古》对族属问题的讨论是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突出贡献。 性别研究是女权运动的后续之一，直接影响到很多学科的研究取向，“情境”分析则是流行在文学史、艺术史等诸多学科的一个学术视角。在这两项研究中，考古学仅仅是分战场之一。这两个论题反映了李先生对西方考古学思潮的认识、实践和思考的过程。精神领域的研究是考古学的传统内容之一，但由于中国考古学家对“唯心主义”的敬而远之，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早年俞先生的《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就是这方面的上乘之作。近年更有何努兄的不懈努力和卓越成就（《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是介绍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过程。通过其中的“我比较满意的是文明起源问题上突出神权和突出王权两种模式及其不同发展前途的提出”，可以看出李先生对精神文化的重视。  表四 《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与《感悟考古》的比较 总观李先生对待理论与方法的态度，可以说是重在实际应用，或接地气，而不是强搬外来的理论，或坐地空谈。 下面复习一下《感悟考古》的两段话： 遗迹也好，遗物也好，都是古代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遗留，是他们特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物，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把它们发掘出来，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将其蕴含的、反映的思想、行为揭示出来，去复原历史。 我认为应当是立足于我们自己的考古实际，对国外涌进来的理论也好、方法也好，经过缜密的分析，有选择地使用，在使用中甚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修正、改进（第6-7页）。 最后节选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以与学界同仁共勉：“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节选 （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河南大学公共考古中心 张立东 三代文明 • 原创第2期）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