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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绛县地处晋西南，临汾盆地南缘，汾河下游，北依吕梁山，南望峨嵋岭。孝陵遗址位于新绛县三泉镇孝陵庄周围，东北距著名的陶寺遗址约50 公里左右。2004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了做好侯马至禹门口高速公路的文物保护项目，对公路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并对新绛孝陵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结束后，曾对遗址的发掘成果做过简略的报道。其中，成组群陶窑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和关注。2015 年，《新绛孝陵陶窑址》发掘报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报告分五章对孝陵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公布。除第一章对遗址和发掘情况的概述外，还分别介绍了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分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遗存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匆匆学习一遍，简略地谈几点感想。 虽然孝陵遗址早在1954 年就已发现，但一直未有勘探和发掘。种种原因所限，此次发掘面积尽管只有1146.2 平方米，但已经足以显示孝陵遗址的重要性。根据调查、勘探和发掘可知，孝陵遗址主要分布在汾河支流鼓水河两岸，南北长1000、东西宽约2000 米，总面积约200 万平方米。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在调查中也采集到仰韶文化及汉代以后的遗物，可见该遗址一直都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诚如刘绪先生所指出，孝陵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又一处超大型聚落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时期，规模超过孝陵遗址的只有襄汾陶寺遗址。尽管发掘报告以《新绛孝陵陶窑址》命名，更强调陶窑址的重要性，但是该遗址本身的重要意义却决不能被忽视。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史前文化发达，特别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孝陵遗址恰好处于两大盆地交界地区，规模如此之大，不仅是探讨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关系的重要遗址，还是研究两大盆地文化区域变迁的关键地点。  毫无疑问，陶窑址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陶窑41 座，陶寺文化陶窑2 座。如此密集的陶窑及其附属设施的发现，在史前考古中是非常罕见的，为史前制陶手工业专业化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由于遗址本身经过数次平田整地，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陶窑仅存火膛、火道及工作坑，再加上窑址多次频繁使用，晚期陶窑的破坏等因素，把如此密集复杂的陶窑及其工作坑的关系搞清楚，显非易事。发掘者尝试多种手段结合，剥茧抽丝，厘清了陶窑址的建筑、使用及废弃过程。报告中将43 座陶窑分为8 群23 组，揭示了陶窑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详细介绍了陶窑的结构及出土物，显示了高水平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精细的田野工作态度，值得特别称许。根据陶窑保存及发掘情况，报告对火膛、火门、主火道、支火道、窑室、窑门、窑顶等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总体而言，孝陵遗址发现的43 座陶窑在结构上基本一致，火膛位于窑室前下方，火膛与窑室部分重叠，火焰经过火道进入窑室，属于窑床式升焰窑。报告对陶窑结构细节尤其关注，对易于被忽视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比如Y14 南面主火道上口部放置三块烧结的土块，彼此之间留有空隙，这是用来分散火力特意放置的，发掘者没有把它当做塌落的残土块清理掉，在陶窑结构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再如Y36 北侧主火道以北的窑室边壁上， 有12 条宽0.03～0.05 米，横截面为三角形的槽状条痕，报告中认为应属于调节火势的烟道痕迹，也很有启发意义。报告特别注意到个别陶窑使用时期的堆积中，出土单一类型陶器的现象，表明有些陶窑是专门烧造某种陶器的。报告结语中综合陶窑址各种遗迹遗物，对孝陵遗址的陶器生产进行了简略的讨论，指出这是一处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制陶作坊，观点也非常中肯。遗址中发现的一处非正常埋藏遗迹很值得关注，与Y40、Y41 毗邻的H55 中，发现两具人骨架，骨架凌乱，其中一具身体扭曲，一具无头骨且从腰部斩断，报告认为与两窑有关无疑是正确的。类似的发现已有多处，如安阳鲍家堂遗址就曾在废弃陶窑的火膛中发现两具人骨架，陶窑附近还发现埋藏猪骨架的袋状坑。随州金鸡岭遗址陶窑附近发现一具人骨架，全身扭曲，四肢捆绑，下肢被斩断的痕迹非常明显。有的陶窑火膛内有放置人头骨的现象。为什么会在陶窑附近出现这种非正常死亡的埋藏现象，颇值得深思。报告认为H55 发现的两人，可能因严重失职导致整窑产品损毁而遭受处罚。考虑到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及动物骨架与陶窑的空间关系，不能排除与陶窑建造或者使用过程中进行的祭祀有关。 报告在介绍出土遗物时，按照出土单位，不论遗物的质地、残否，将全部遗物提供给读者，省却读者的翻检之劳，值得称道。至于发掘者对出土遗物的意见，则在结语中进行讨论。既给读者提供了相对客观的资料，发掘者的意见亦得以充分发表。时下仍有考古报告发表材料时，按照质地、类别，分型分式介绍标本，出土于同一单位的遗物被拆得七零八落，研究者不得不来回查阅，才能把本是同一单位的遗物重新聚拢，稍有疏忽可能还会有遗漏，可谓费时费力。 报告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报告正文116页，配备了193 幅线图，除了发掘总平面图外，对单个遗迹及其出土遗物均配有线图，陶窑更是有多个层面的平、剖面图，主要的遗迹和遗物配备了彩版，还附有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统计表，极大地方便读者了解各个遗迹的总体情况。 当然，由于发掘期间工期紧张的原因，此次发掘也留下了些许的遗憾。正如范文谦先生在后记中提到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在一定的压力下过多地考虑了经济建设，如此重要的制陶作坊没能保护下来。此外，规模如此庞大的陶窑址，除了陶窑及操作坑外，与制陶相关的遗迹发现不多，比如取土遗迹、存储遗迹、淘洗和练泥遗迹、陶坯存放遗迹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一处制陶作坊的重要因素。 《新绛孝陵陶窑址》的出版，为晋南地区史前文化及史前手工业生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晋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若有后续工作，更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是足可期待的。（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7日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