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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考古学是考古学原理、方法技术在法医环境下的应用。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地面勘探、发掘记录、分析鉴定等，涉及考古学、法医科学、生物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分析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应用范畴主要是犯罪现场和死亡调查，包括古代遗迹、近现代人权灾难、战争遗迹和当今刑事案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项考古学研究方向。  考古学与法律、正义、医药学的握手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 (Ⅲ)号决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简称CPPCG条约，“人权灾难”性事件的调查和认定逐步开始展开。考古学家参与集体墓地（mass grave）即“万人坑”的调查，肇始于二战结束前后，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对战争罪行、集体墓地进行调查，并开展了一些对战争死亡事件的具体发掘工作，其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最正式的一次是1943年到1944年，针对苏联屠杀波兰人的“卡廷森林惨案”，德国纳粹头目约瑟夫·戈培尔授意的调查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由于考古学家的缺席，使得大量关键信息被遗漏。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对人权暴力事件的关注度和敏感度，也推动了考古学家参与调查、发掘工作，以提供埋藏学方面的证据信息。 1984年，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EAAF）的成立，成为考古学、人类学参与人权暴力事件、集体墓地调查的标志性事件，被称为是“考古学与法律、正义、医药学的首次握手”。198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派出一支由法医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调查团赴阿根廷协助“强制失踪”案件集体墓地的发掘和调查。1976年到1983年间，数千人在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下神秘失踪，1983年新政府建立后，开始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由美国著名法医人类学家Clyde Snow牵头组建的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工作小组的建立，成为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人权暴力事件调查。此后，危地马拉等其他国家工作组相继成立，并参与到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案件调查当中。 1996年，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支持的对卢旺达大屠杀、斯雷布尼察大屠杀等集体墓地的调查发掘，成为法医考古学家、法医人类学家参与人权案例的又一高峰，这些工作的完成基本奠定了法医考古学在此类案件中的主导地位，并发挥了关键作用。近年来，法医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人权灾难调查以及刑事案件侦破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进展，研究范围和工作环境涉及原生、次生埋藏等多种类型，参与调查研究柬埔寨红色高棉遇难者遗迹、科索沃战争遗迹以及近年的萨达姆政权大屠杀事件，大力推动了国际人权事业的新进展。 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的历史价值 “万人坑”又称万人冢，是指埋葬多人的墓穴，当有大批遇难者死亡，并且需要将尸体尽快埋葬时，就会出现“万人坑”，“万人坑”的出现往往伴随天灾、疫症、种族灭绝及战争。在中国，“万人坑”是日本侵华时期掠夺中国财富、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是中华民族饱受战争摧残的苦难记忆。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所形成的，如南京江东门“万人坑”、雨花台“万人坑”、辽宁抚顺平顶山“万人坑”、山东济南琵琶山“万人坑”；二是日本侵华时期修筑大型军事工程或其他设施形成的，如内蒙古海拉尔“万人坑”、黑龙江东宁要塞“万人坑”、虎头要塞“万人坑”、吉林孟家村丰满水电站“万人坑”；三是日本侵华时期疯狂掠夺各类矿产资源, 施行野蛮的“以人换矿”政策, 造成中国劳工大量死亡而形成的，如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万人坑”、大石桥虎石沟镁矿“万人坑”、吉林辽源矿工墓“万人坑”、山西大同煤峪口煤矿“万人坑”、安徽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等。 日本侵华时期形成的“万人坑”往往保留有大量的遇难者遗骸，而这些遇难者遗骸本身既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历史见证，也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保护好这些重要的历史证据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万人坑”的研究亟需法医考古学的全面推进 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均未开展过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遗骸已经出现虫蛀风化现象，正濒临湮灭危险，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损失。 采用国际法医考古学理念对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进行信息采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工程，对于深刻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吉林丰满万人坑 目前我国对于“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特别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将这些遇难遗骸进行系统的国际标准的法医考古学调查，重要个体DNA样本的采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资源保护，法医考古学信息采集及综合研究保护机制，对于该类具有重要历史证据类遗骸资源保护与保存的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国际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此外，采用国际化、标准化的法医考古学信息采集系统可以为日后联合国形成相关日本侵华时期“人权灾难”性事件决议和相关文件的制定提供准确、全面的数据，使日本侵华时期的“万人坑”事件纳入到世界“人权灾难”性事件的认知体系当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为重新认识和把握日本军国主义及时下日本国内极右势力的本质，捍卫二战的胜利果实，维护国际秩序，保卫国家政治文化安全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9日6版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