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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恐怖主义，商代人牲，阿兹特克帝国，比较分析 KEYWORDS Terrorism, Human Sacrifice in Shang Dynasty, Aztecs, Comparison. 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的商代和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都因为卑微和受屈的起家历史而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并将杀人祭祀宗教化。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怖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治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 In past, both Sh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Aztec in Mesoameraica applied terrorism as political strategy. Because of their pent-up contexts when they had grown up, the chiefs were scanty of subconscious confidence to subjugate the compassing mighty civilizations, preconditioned their aggressive and terrorism strategy. By its nature, the terrorism would rather be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physic for encouraging the vulnerable confidence of terrorists than the strategy for accessing to certain political purposes. “恐怖主义”是一个今天人们十分熟悉的名词，指“通过暴力恐吓手段从心理上压服对手，以达到政治目的。”[1]当今世界仍然使用“恐怖主义”谋略的国家或政治组织，它们通常没有足够的军事、经济、尤其是政治实力，却有极大的霸权野心，但是内心深处却对自己信心不足，因而才采此下策。近年来，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一系列的有政治目的的绑架、暗杀、爆炸事件，往往殃及无辜，形成一股引起世界和平人民部分恐慌和强烈愤恨的暗流。 恐怖主义策略作为政治手段，在历史上被频繁使用。尽管同今天的恐怖分子地下手段形式不同，历史上恐怖主义者采用的是公然的残暴大屠杀手段，但都同样用以掩饰它们色厉内荏、征服统治信心不足的内心。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攻陷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与四亿五千万全体中国人为敌，却急于想实现日本统治这个庞大中国的梦想，明显信心不足，于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即使是德国纳粹党徒也为之惊谔的“南京大屠杀”，愚蠢地妄图用“恐怖主义”的手段，从心理上压服中国人。东周时期，崛起于西戎地区政治上落后的秦国，其统一中国的雄心同它自卑的潜意识形成强烈的冲突，于是演绎出“长平之战”秦将白起胜利后竟“坑杀”赵国降兵四十余万人[2]，明显带有恐吓“山东六国”的目的。 在世界上最为有名的、历史上曾经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国策”的国家，当属16世纪在中美洲创造了最为辉煌文明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s），其发达的文明与恐怖的人牲同样使西班牙殖民者感到震撼。布兰•发甘在她的《地球之民》一书中说：“时至1519年西班牙人征服时期，阿兹特克社会已经执行着一个狂乱和血腥恐怖主义（bloody terrorism）国家的职能，并由于听命于狂妄自大的帝国统治者而使恐怖主义繁盛起来。[3]”阿兹特克奉行恐怖主义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早在12世纪，作为半开化的Chichimeca部族中的一支游牧部落，政治落后（尚未进入酋邦社会）但富于侵略性的阿兹特克人，向富饶墨西哥谷地迁移。经过屈辱的、充满战火而又漫长的迁徙，阿兹特克人于1352年终于在“月之湖”西岸沼泽化的荒岛上，找到了一片立锥之地，建立起一个名为“特诺其迪特兰”（Tenochtitlan）的据点，后发展成墨西哥谷地最大的城市。在向周围所有先进文明民族学习建立国家机器的同时，开始了创建文明帝国的骄傲历程。然而，这棵被当时周围文明城邦视为“可恶的野蛮人”的小松树，若试图在巨石缝中求成长，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15世纪初，阿兹特克一位熟知本族好战本质的顾问和将军特拉凯利尔（Tlacaelel）建议国王Itzcoatl，将恐怖与人牲作为统治所征服地区的政治方法。他们阴险地将恐怖主义浸入宗教教义，说伟大而暴戾的太阳神惠茨洛泊歧特立 Huitzilopochtli每天必须享用敌方战士的心脏和血，才有动力在次日黎明再次升起。因此，阿兹特克战争的最主要目的成为掠夺战俘作为人牲。据西班牙殖民者的记载，仅1487年阿兹特克首都内“大庙”（Great Temple）的一次祭祀就用人牲八万人，尽管此话有夸大之虞，但是每年阿兹特克首都有成百上千的青年不断地被作为人牲惨遭杀戮，有些甚至被礼仪性地吃掉。“大庙”的两条并排的台阶，被战俘人牲的鲜血染红了[4]。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恐怖主义艺术也为政治效犬马之劳。发掘“大庙”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台基一侧墙壁上镶嵌的石质浮雕“骷髅阵”（Skullrack），每排16个，共5排，总计80个骷髅像[5]。“大庙”还出土了春天与丰产神Xiep Totec的石雕头像，表现的是一个蒙着人牲整个头皮的人头[6]。当年臣服的首领常被邀请来此参观，恐吓的意味不言自明。不知阿兹特克的恐怖主义谋略在创建强大帝国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少实际作用，但至少从心理上为增强阿兹特克统治者的统治信心起到比较重要的辅助作用。 其实，最早将恐怖主义策略作为国策的国家，并不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而应是中国的商王朝。如同西班牙人愕然于阿兹特克辉煌的文明成就与野蛮的人牲祭礼，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也困惑于商王朝文明的璀璨和人牲的野蛮。 同阿兹特克类似，商王朝的人牲同样披着宗教礼仪的外衣，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商代的人牲是一种思想基础渊源于“食人”传统的宗教行为，正如黄展岳先生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7]指出的那样。但是，一旦这种人牲祭祀象阿兹特克和商王朝这样形成长期的、定期的、大规模的杀人祭祀礼制，尤其是馘首献俘的礼仪，其中恐怕已经注入了恐怖主义的因素，并且作为一种国策在贯彻。考古资料和史料都表明，历史上将这种带有恐怖主义因素的宗教作为国策的文明国家只有商王朝和阿兹特克。二者有着类似的诞生背景和成长经历。 早在中国史前晚期的龙山时代，战争遗迹已经普遍地显现在考古遗存中，有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详细。这时的恐怖主义手段从偶然的仇杀演变为偶然的带政治目的的屠杀恐吓，本与宗教祭祀无关。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时期的H8、131、287、338、339等五个灰坑中出有做挣扎状的人骨架，总计6具人架中只有一具为壮年女性，其余5人全为男女少年儿童。由于这些灰坑和人架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 context）没有同任何宗教祭祀遗迹发生关系，有可能是非祭祀目的、屠杀恐怖活动的遗存[8]。然而在当时，最为显著地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屠杀遗迹首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圆形乱葬坑，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与兽骨同出。涧沟遗址中两个龙山文化半地穴式的窝棚里共发现6个人头盖骨，其中两个女性头盖骨已经制成头盖杯[9]。暗示当地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手工艺领域。涧沟的屠杀乱葬圆坑的行为模式，被殷墟所继承,小屯南地祭祀坑(H33)[10]、大司空村圆形祭祀坑[11]以及著名安阳后岗圆形祭祀坑[12]等，皆为涧沟圆形祭祀坑的后续。而郑州商城一段城壕内出土的100多具人头顶盖骨[13]，将涧沟龙山时期制人头盖杯的传统继承下来。这些传统的继承，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邹衡先生、刘绪老师等学者，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古研究，精譬地提出先商文化肇端于豫北冀南地区的漳河流域[14]，这是十分正确的。又《史记•殷本纪》：“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所以作为先商文化主体前身，河北涧沟、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等龙山时代的聚落大约就是商契及其族人的家园。安妮•安德黑尔（Anne Underhill）在她的《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聚落差异》一文中，从房屋面积、墙体工耗及其分布等方面入手，对后岗和白营两处聚落进行分析，认为虽然后岗是个城址，但是后岗与白营聚落内部的居住建筑上均不存在等级差别[15]，即社会的分层不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不高。这便意味着，尽管商契的文化置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卵翼之下，但其社会政治水平相对落后，或许尚未进入到酋邦社会，就如同14世纪前的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组织一样，依旧是部落社会。在技术领域里，无任何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迹象。 全文阅读
（原文题目：《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原文发表在《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发表较早，于今也有现实意义，所以重新在本网发布。） 作者： 何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考古研究、考古学理论研究、夏商周考古。 Gary W. Pahl，美国人，1952年生，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人类学系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California 考古。Anthropology Department, 1600 Holloway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