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苏秉琦在山西侯马考查，图右为李伯谦。 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当孙万伟老师试探性地问我，可否和同学们座谈，我当即答应。尽管我患有中风后遗症，说话迟钝，也明知我的视野和高度很有限，但我体会到了，隔代、甚至隔两代人的思想交流，有它的正面意义。人类就是这样进步的，科学事业的继承发展也是如此。 提起家父苏秉琦，我虽写了25万字的书稿，仍然觉得还不能用一句话、或是近百个字的一段话，来概括我对他的感想、思绪、认识。1997年，父亲离世。2009年，我有幸参加了在牛河梁举办的“纪念苏秉琦诞辰100年暨牛河梁大遗址开工典礼”的会议。让我感动的是，父亲生前的感染力和人格魅力，使他在离世12年后还被那么多人怀念、纪念。但与此同时，在和不少与会者的谈话中，我感到许多往事不久就会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书面资料也会飘落，很多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和人物很生疏，于是学理工的我萌生了写几篇文章的设想。随即又想，倒不如把这些题目合起来做成小册子。 回想起2014年秋，我拿着书稿踏入三联书店大门时，就叮嘱自己，对这个拙作必须低调，只求发行后有些大中型图书馆收藏备案，让后人知道那些即将如烟散去、或已被人淡忘的历史。我没料到发行之后卖得较顺畅，当然我清楚：这绝非来自执笔的我，而是还有人乐意了解或者怀念父亲。 写作延续了6年，此间，有许多友人断续向我说了他们对父亲的见解，以及如何来写此书的建议，都自有其道理，也都让我受益。这些意见大体是： 一、他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执教30年，有那么多可引以自豪的学生，所以，“你该以教书育人为主线，娓娓动听地展开书写”。 二、他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走向成熟的见证人、执行人与推动者；他在考古教学、考古研究、现场调查与发掘、考古理论等方面都有足迹与成果，以此来分类阐述，最有力量。 三、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他的人格、品德和魅力，具备了学术领军人的标准，可以按其特有的经历、工作特色、少有的人格魅力，还有难得的学术造诣等几个侧面一一展示，而其核心和动力的源泉，是他的爱国之心和爱民族之躯。 四、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优秀思想者，方法论为其特色。“你可按他的思想方法、学习方法、思考方法、工作方法等作为红线、列出实例来阐述”。 五、他是位“勇（泳）者”，耐受过多次运动的锤炼未折损，学会在逆风逆浪里朝着既定方向破浪，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朴实的心灵。 我的写作，就是在没有明确的终结性答案的困惑中前行的，但心中有一点却很清楚，而且在写作后期感受越发强烈：他首先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其次是位忠于中国考古事业的献身者，再其次是一位好人——几乎没和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当然，这三者间有密切的关联。  苏秉琦全家福，摄于1965年底。前排为苏秉琦夫妇，后排自左至右为苏家四个子女：怡之（老四），恺之（老大），悌之（老二），慎之（老三）。（均苏恺之供图） 几乎不用“一帆风顺”这个词 三联的编辑部给此书加上了一个重要而醒目的副标题“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这时代二字很有份量。苏秉琦之所以是苏秉琦，之所以不能复制，全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有关。父亲生在20世纪这个动荡时代（也是关系我们祖国生死命运的重要时代），是抗日烽火，是全民族的生死大课堂，教育并锤炼了他这个热血青年，爱国爱民之心变得根深蒂固。在解放后的前17年里，经历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他受到了磨练，进而能在1976年以后，以70岁高龄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将学术生涯推到了顶点。这就是他说的幸福。 他的确幸福——出生于世纪之初的1909年，是梁启超疾呼重修中国古代史的1908年之后，去世于世纪之末的1997，几乎横跨了这个世纪，成为了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 他有幸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友人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但他还告诫子女，必须以自己的奋斗为基础。陕西的石兴邦老先生对我说：你的老父知道自己只是普通学历，也就越发懂得，必须努力加努力。 关于他的努力，说一个典型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指着外国友人送来的水晶工艺礼品“一帆风顺”说：“一帆风顺？那只是一个愿望或者祝福语，就像‘长命百岁’之类的词句，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也从不想。我几乎不用‘一帆风顺’这个词，人生就是逆水行舟。我自幼就被告诫，此生必须在大风恶水里绝不停息、不断奋力搏击，才不至沉没，拼搏着才能挣得自主地呼吸，呼吸着就是为了再拼搏前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父亲虽是家里的老小，却从未受娇惯。拼搏一直是他精神境界里饱含的主题词，而且是和他立下的爱国爱民的誓言融在了一起。1983年我出差河南鹤壁，顺路参观了岳飞祠堂。他听了我的见闻后说：“老早和你讲的精忠报国，你要不断地领会。特别是‘精’，指纯净无杂念，也就是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力量，毫无保留；‘报’是主动献出身心而不求回报、不计客观环境条件。” 我还想到，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振兴和培养有着较深的思虑，按他自己的话说，是“疼痛感知神经”从未消失。一次他说道：“傅吾康先生曾对我说，他发现中国人偏爱甜食。我当时听了没太理会，环境的差异必定带来饮食的偏爱。可后来我注意到了，各民族的精神世界、情感取向确有差异：俄国人多有酷寒里特有的豪迈气魄，少有我们江南水乡的风花雪月的情趣和小调；善于苦斗的德国人、日本人虽然也喜欢看喜剧，但更热衷于看悲剧，他们需要在悲剧里吸取积极的因素，冷静思考深层次的问题，达到‘转悲为力’的境地。比如德国人严厉教导男孩子，要自幼懂得责任和担当，等等，确有其可取之处。”他还说，“在和平年代的青年，或许最需要的营养补充剂，是苦涩味。那些具有‘悲剧精神’的人，其创造能力会优于沉迷于痴爱喜剧的人。” “眼睛朝下，关注底层” 小时候，当别人不搭理我的幼稚提问时，父亲却很明确地表扬我：“你会提出问题。”而且他会把话题深入，表扬我善于发现问题。我成人后每每想起，都愿把它誉为给我的指路灯。而对我教育启发最大的一个例子，源于一次聊天。 1950年冬，我三伯父来北京办事，在我家住了大约一周，13岁的我和他接触较多。他告诉我，普通人只会背小九九，他则会快速地背出“大九九”——从11的平方开始，直到30以内的平方。事后我向父母说，没料到三大伯的脑子这么灵光。父亲说，你三伯父像你这么大时，曾在保定市中心的一个布店里当了几年学徒，终生受益。所以你可以留意咱家附近各种店铺里的学徒，看他们怎么在从早到晚的辛苦劳作里，用心学到技术。父亲说：“徒工的徒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徒劳的徒，白白做工没有报酬。”这对我的思想启蒙很有利。我上初三时曾在一次自由选题的作文里特意写了学徒工，得到老师的表扬：“别人没注意的周边小事，你却观察到了那么多。” 那时，多数店铺都有学徒，年岁在10岁到20岁，多是农村来的，也有城里的苦孩子，入门时家长要通过中间人（保人）和老板签生死合同。我虽少有机会和他们正面交流或交友，但时间一长，还真积累了许多鲜活的见闻。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懂得了我很幸福：我能进入学校，还能在放学后自由地和同伴们嬉戏玩耍。由此我知道了要努力学习，我的成绩逐渐从中上等升到了高三时的前几名。这个学习主动性不是来自爸妈的政治口号和大道理，更不是靠训斥。 我还懂得什么是基本功。在位于新开胡同的圣济堂老药铺，刚来的学徒除了做扫除等杂活外，营业期间就在店堂一侧老实地站着，看老店员如何秤药、解答顾客的提问。十几岁的孩子，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没有个把月是练不出来的。没有顾客时，他们也没凳子坐，还要背诵大药柜子每个抽屉上写的药名，这些药材位置的摆放虽然各个店铺不很一致，却也有大致相同的顺序。晚上店铺关门了，他们在灯下练写字，练习打算盘，把师傅口述的药材属性——主哪个经络，性味如何，主治哪些病症，常和哪些药为伍，主要的产地，如何辨别质量的优劣等等，一一背熟。下一步是在柜台后面学习如何用纸绳和纸张包扎草药，要包扎得很瓷实，外形规整大方而且不会破损，这要有点硬功夫的。还要掌握如何快捷而准确的秤药，例如秤某种药三钱，共五副药，你只需秤出一两五钱，然后将它们依次倒在五张纸上，老店员可以凭借目视法把它们分得极匀。如此等等。 有些店铺则特别注意和懂得顾客的心理。卖蔬菜干果的商店，严格要求学徒对各种商品“下手有数”：往秤盘里第一次倒入商品时，就要尽可能接近你预想的份量，尤其是不得超量——如果你放入多了，秤杆高高翘起后你再从里面往外拿，这个画面总会让顾客心理觉得不舒服；正确的做法是要在第一次放入时秤没翘起、有意地还亏欠一点，这时你再把份量一点点补足，直到称杆翘得高高的，此时顾客心理会觉得很满足。 父亲说，你要懂得“拜师偷艺”，“偷”就是自己要在一旁留个心眼。父亲的这一教导，也来自他的人生理念：眼睛朝下，关注底层，是做人的基本。父亲说的“底层”一语，在1969年时是罕见语，他没有用贫下中农一类“规范化”的字眼。 1959年9月初，我出差成都和重庆，沿长江路经万县，碰到一位老先生，他说这里每个人只能买到一块“小小的饼饼”(月饼)，糖果也难买到了，觉得这个中秋会过得很凄凉。回家后父亲听了不免惊讶：“这可是天府之国，却有这样的征兆，值得注意了。”果然，北京在欢度了十年大庆后没几天，市场供应立即变阴了。我对父亲的预判很是佩服。 “要有大爱无疆的心境” 1976年初，我的单位在西山温泉村建立了地震台站，我常去那里。他竟郑重地建议我，务必到临近的显龙山，瞻仰辛亥革命滦州纪念塔，那里有冯玉祥、赵登禹和张自忠的题字，尤其是要看看冯玉祥题写的“精神不死”。我暗暗思量，这是否就是他的爱国精神不死？ 他对我母亲说，“要有大爱无疆的心境”，不妨从李石曾的大爱无疆说起。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小儿子李石曾生于清末，得到过慈禧嘉奖，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毛泽东曾对河北人说“你们高阳出了个李石曾”。李家有个特点，在外当官挣来的钱从不投放回老家，也不留给后代，而是全部回馈给社会，没有沿袭耀祖荣光的旧习。我估计父亲受到这个影响，他很欣赏陶行知的那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 现在，在高阳老县城，李鸿藻的故居已做了修缮，准备修缮的苏秉琦故居距李鸿藻故居差不多3公里。李家和苏家，在20世纪里有几桩联姻，相处较好。这使得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很注意李石曾的动向。说来也巧，李石曾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把皇室遗存向公众开放。这个观念或许影响了我父亲，在1950年他就提出了“考古是人民大众的事业”。九年后，父亲已经走上社会工作了，就常去那里。当然，在日军占领北平且以故宫顾问为诱饵让我父亲交出资料期间，他有意不去故宫是个特例。李石曾担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时，父亲毕业也进入了这里。但我父亲并没有看重和使用这层私人关系。后来到了昆明，倒是和新认识的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谈得来。父亲对李石曾在北平的西山地区的文化建设活动也很注视、尊重，怀有很深的感情，但少有外露。 还有个旧事也曾让青少年时期的我不解，现在才懂得这里有他的人格标准。在昆明黑龙潭“中央机器厂”里有个负责财务的人，在1943年最艰苦的时期，竟然克扣了工人的薪金福利转入了自己老家。事情败露后厂长很是气愤，要严惩他，狼狈的他四处求人去为他说情，也找到了我父亲。父亲执意不去找厂长说情，宁愿“借给他”一个多月工资的钱。这在“工资勉强吃饱”的当时是很要命的钱数，全家六口人都得吃苦。我想要是换了世俗的我，宁愿去厂长那里好歹说几句话应付，而父亲想到的是那些正焦急等着偿还血汗钱的工人们。 “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 父亲把教学当作报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求生手段、履行义务。这或许和他对陶行知的尊崇有联系。他曾很感叹地在家里说过几次：“在50年代的政治学习、政治宣传里，对三四十年代的‘教育救国’思潮和行动做了过分的否定或蔑视，把那些很赤诚地投入教育救国的人和事都抹杀、否定了，这是片面和无知歪曲了事实，曾让我心里很痛，无法承受。”在他看来，有个例子有力地说明了骨干人才、精英对国家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在日本侵华的末期，盟国在探讨“日本还能在中国维持多久”时，有一种估计是半年，其根据是在日本国土还保留着一两万名从事教育和科技的中青年，他们可以派到战场抵挡一阵子。可是日本不久就无条件投降了，这些宝贵的人才力量没有葬送战场，保留了日本的元气。“这个决策人很厉害。我们要认识到，好的大学和知名教授，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分的地位、职责和深远意义。”父亲说，“李济先生教导了那么多的好学生，在他和傅斯年的大学教育生涯里，都认为大学的学术气息、教学活动和政府的政务职能不可过多地重叠、纠缠。” 父亲教学态度好，因为他原本就很乐意做教师，而且有一个重要的潜在思想：做人不是光想着自己为社会的创造，还要寄托期望于下一代。所以他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学生说笑聊天，寄希望于学生。 说几件旧事：1946年，昆明学生被军阀镇压流血，校长傅斯年站在学生一边，他很赞赏傅斯年爱护学生的表现。直到50年代，俞德浚夫人鲁老师的侄子来北京探望他姑姑时，父亲还特地细细询问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参加地下党、组织学生罢课运动时的场景。1947年，清华、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路经我们宿舍大门时，他在宿舍大门对着许多围观人感叹道：“热血青年啊，国家的未来的栋梁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和家里人说：我（在北大）每每看到一批批的幼稚气未消的新生入学，我心里说不出的欣慰。 他很赞赏台湾的星云大师的话：“人不能只是想着如何使自己取得成绩，而要多想想如何使大家的才能也得到发挥”。他由此常对人说：“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 他一向注意学生个性的发挥。“所谓个性，就是风格魅力。常说见文如见人，就是指文章表现出了写作人的思想情感和风格特质。这是长期积累、淬炼而逐渐形成的，涵盖了道德修养、读书的知识积累与精神世界的提炼，社会活动的经历与经验，秉性的锤炼和提高”。 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我感觉，可能就是在教学生涯里，压抑了许多自己的个性。其原因当然首先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老师是旧知识分子，是要被改造、要听从学生们的，这个思想包袱很重。此外他还说，他意识到他不是自由的个体，室主任的帽子提醒他，要呵护教研室的整体。 即使如此，我还是能看出他个性的显露。他说：“有个性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教师没有好的个性，怎能带出能冲锋的好学生？俗话说，将强强一片，将弱弱一窝，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发散式的讲课最佳，收敛式的死板教学弊病很多。他怀念西南联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少老师是发散式讲课，重视和发扬学生自由思考、主动思考的教学方法，一对几的、面对面的、互动式的讲述。他说：“这很值得现代教学重视，我们少有这样的做法。” 正如欣赏中国画时，他爱写意画胜于工笔画。他在素描器物外形图、花纹图时注重抓其特点，似于漫画，他的讲课偏爱发散式的教学。最近我看到北大出版的口述历史书籍中，有学生回忆，苏秉琦讲的课“有些玄”。我猜想是，他讲到关键处不是大声强调，而是变弱了，似在沉思。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猜测是：让学生们课下去慢慢思考吧。我记得他要我细细读文献时说过：“你要特别注意，作者做完了铺垫而写到某个关键点时，也许还有点什么话，可到了下笔处反而不写了。而你，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做下记号，不要错过。”他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里的“门”不是指基础知识，而是这个笔头迟疑、没向你清晰交代的地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地狱之门”。“好的学生定会留意这里，感到有滋味有嚼头。而差的学生则想，连你这个老师都没讲清楚，何必要我来关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对文化建设方面种种不正常现象感到忧患。例如文化人的失去自我，丧失是非观念等。对于不够理想的高等教育，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的教育战线里有值得反思之处，该是“忍痛”思考的时候了。我们绝不能办成“现代化养鸡场”，不能是磨损掉学生的优点、个性，甚至是磨损了生命活力、创造精神，“这关系到整个考古文博事业，甚至是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 他此生念念不忘的，还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我们不是殖民地国家，要对得起这个时代，不辜负先辈。”他说，“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军事上独立、自由了，列强们经过半个世纪的侵略也明白了，想用武力来摧毁、抢占我们这个人口多、历史久、地盘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可现在我们国家依旧面临着新的严峻威胁：西方国家从文化差异和文化博弈里，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更加不间断地企图瓦解改造我们。所以，要想民族强，必须使民族的精神灵魂强，为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加强，历史考古学更是必须冲在前面。” 前人已去，我们后辈从他们身上得到些启示，既是怀念和尊重，也是成长的正确之路。 （作者为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苏秉琦之子，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9月2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整理。）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6年11月4日第13、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