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北方的广大草原是欧亚大草原东南部的组成部分，它与欧亚草原的文化联系，是一个国内外学者都关注而有悠久历史的研究题目。可惜的是，过去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在这个题目下出版过一部专著。杨建华他们写的这部《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是头一部，所以可喜可贺。这不仅是因为在国际学术界给中国学者争得了应有的发言权，而且对几十年来在中国北方茫茫草原上辛勤考古的两三代田野工作者们是一种回报，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部书正如作者自言，“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互相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是一幅从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后长达2000年的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以金属为代表的文化交往的历史画卷”。不管这个画卷还有多少空白或不完善之处，由他们辛辛苦苦交织起来的画面，会使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还比较陌生的新天地，给我们今后的新的发掘和研究提供更新的关注点和更多的思路，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今天，自然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这部书当然也提出了作者们自己的重要见解。我拜读之后，觉得最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欧亚草原的东部分出一个“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个冶金区在公元前2千纪初处于萌芽状态，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正式形成，包括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并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东部文化向西推进的形势。而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草原普遍游牧化的时期，西部文化向东推进时，在亚洲草原东部仍保持了原有的传统。 这种在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的东西两分观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门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北方青铜器”应有区分东、西的意识，应该抛弃过去混沌的“卡拉苏克式”“斯基泰式”或“鄂尔多斯式”之类的观念，实事求是地提出新的概念。当然，不同时代的东西分区界线如何划分尚待继续研究，“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矿产和冶炼中心有待田野工作进一步开展，方能使这一观点立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二是用具体的事例进一步发挥了大卫·克里斯丁提出的观点，即“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亦即住在中国北部的“从事农业的野蛮人”。也就是说，今后中国考古界应该以更大的注意力对待文献记载中只有很少篇章的“戎狄”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不论是对于欧亚草原的历史，还是对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历史，“戎狄”遗存的研究都应该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三是对匈奴起源的研究，应该把视野放到整个亚洲草原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匈奴联盟形成的历史基础。既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只在中国北方去找寻所谓“早期匈奴”，也不能局限在蒙古高原去求解匈奴起源，而应该既考虑“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历史传统，又研究这个冶金区在草原普遍游牧化之后发生的变化，才能找到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正确途径。 当然，在如此漫长而又如此广袤的范围内，即使是单单对特定的金属遗存的复杂现象，要得出统一的见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部书也可以说只是提供读者们驰骋大胆想象的一种依据。 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提供了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全景，来认识和解释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遗存，但同时也感到对利用中国考古本身具有的天然优势，即古文献记载，来启发研究的关注点和思路，尚有不足。例如，书中只是在第五章第二节分析北方长城地带在东周时期分成南北两个不同文化系统时，引用了相关文献，认为在南是戎狄，在北的是胡（我则仍保留意见，认为胡和戎狄应从人种来分，不能从所用器物来分）。但如果扩大时间范围来看，在《左传》所记述的春秋时代，不仅有白狄在黄河以西，还有赤狄在山西东南部，而且既然称“狄之广漠，于晋为都”，则整个山西大部为戎狄（《春秋左传》中戎狄可换称，无严格区别）所据。春秋初年，狄所伐有太行山以东的邢、卫，致使邢迁夷仪，卫迁楚丘，再迁帝丘。而狄灭温（苏），所及已达东周王朝的核心地带。周王室内乱时王子带（甘昭公）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伐京师入王城，可见戎狄已入居伊洛地区，之后又侵郑、伐卫、侵宋，并东向侵袭齐、鲁。而且周襄王曾一度娶狄人之女为后。王师和戎狄间的直接战争一直到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仍有记载。《左传》还记载，卫庄公（公元前480-前478年在位）在都城城头上（其时都已迁到帝丘，在今河南滑县境内）望见戎人所住的戎州，“见己氏之妻发美”，就要把她的头发给自己夫人做假发。可见当时戎狄在河南也分布甚广。现在我们虽然可以从春秋时代的秦、晋、燕等国乃至中原各地的青铜器中分辨出一定数量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为当时戎狄存在的证明，但时至今日，对陕西、山西、河北以及河南地区的戎狄考古学遗存，认识还是很不清楚，甚至根本说不出华夏之外的戎狄遗存何在。我在2002年写成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一文中，曾提出过陕北米脂张坪发掘的四座墓是春秋时代的狄文化遗存的观点，但在杨建华他们这部著作中，仍被认为是晋文化遗存。当然，在眼下考古工作开展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仍然应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古代文献的作用会受到更多的重视，戎狄这一在中原文化和北亚游牧文化的关系中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人群，其历史踪迹一定会越来越明晰。 另一方面，统观全书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蒙古国内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还很欠缺。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无法作比较细致的论证，而只能作或然性的猜想或粗疏的推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奴文化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的探讨。这是很多读者一定会感觉到的。其实，还有很多研究者都不一定注意到的，如西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玁狁”。据金文记载“玁狁”作战时是有车的，和春秋时华夏军队与戎狄作战时所提到的“彼徒我车”显然不同。这个西周时期的“玁狁”人群目前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尚没有找到遗存，其老家是否在已发现不少和商周金文中“车”字相仿的岩画战车的蒙古高原，不也是有待探索的考古课题吗？所以，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方面，我们更热切地期待着我国近邻蒙古国的田野工作和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不断破解旧谜团，提出新的研究任务。 1993年我曾给杨建华写的中国第一本外国考古专著《两河流域史前时代》作序，只过了二十年多点，她不但在西亚考古方面出版了更深入的研究专著，而且领头写出了从东欧绵延到中国长城地带的欧亚大草原的考古专著，是非常令人高兴并感动的。我衷心祝贺她半生辛勤劳动取得的可贵成果，并欣喜地看到吉林大学的外国考古研究已从单兵作战到初步有了学术梯队，而且薪火承传不断扩大。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写出更深入的研究专著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杨建华著，上海古藉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定价：158元)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1日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