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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地处青海省东北部地区的湟水中游，这里土地肥沃，适宜于原始农业生产。数千年来，先民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不朽的文明，他们逐水草而居，多以游牧，狩猎为生，亦在一些河谷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并过着定居生活。 这些游牧部落便被统称为羌人，是居住在这里的最早的土著民族。那么古代先民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下农耕种植何物？吃什么食物呢？ 多处遗址有力佐证 为探寻这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由平安文物管理所配合兰州大学古代种植植物考古项目调查，对部分遗址进行考古测年及植物遗存鉴定。 结果显示，位于平安东村（甲）处遗址剖面暴露齐家文化房址（白灰地面）、灰坑、文化层，地层中出露齐家文化泥质红陶片。此遗址共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379粒，均为炭化谷物种子，其中粟355粒，黍24粒。 青石崖遗址原名寺台遗址，位于平安巴藏沟乡下星家村寺台，地处湟水南岸支流巴藏沟河东岸台地。剖面暴露齐家文化房址（白灰面）、灰坑。地面散布齐家文化泥质红陶高领双耳罐、双耳罐、夹砂红陶绳纹壶等残片。此遗址从浮选样品内共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5粒，均为炭化粟。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田野考古调查   东崖头庄坟坡遗址 新庄（甲）遗址原名祁新庄圆台地墓地，位于平安三合镇祁新庄村东南约200m。遗址出露大量卡约文化残片。此遗址内共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9粒，均为炭化谷物种子，含黍4粒，大麦2粒，小麦3粒。 红崖下阴坡遗址位于安石灰窑回族乡红崖村东1500m的下阴坡。地处湟水南岸支流三合沟小支流下河滩沟西岸第二台地，剖面暴露灰层厚4m，出露卡约文化夹砂红陶片、夹砂红陶鬲足。此遗址内共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6粒。其中谷物种子2粒，含大麦1粒，燕麦1粒。其他种子4粒，含其他禾本科1粒，未知3粒。 首次现身的燕麦 从以上几处遗址文化层内炭化谷物浮选来看，“东村（甲）遗址”、“寺台（家）遗址”的齐家文化（4000年左右）时期本地区就种植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作物。而卡约文化（3000年左右）时期的“新庄（甲）遗址”、“红崖下阴坡遗址”中浮选出碳化植物谷类种子有黍、大麦、小麦，从而表明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已经传入该区域。  三合（乙）遗址保护碑 在“红崖下阴坡遗址”里除含以上谷物种子外，首次出现了燕麦，这在河湟谷地及青海省内尚属最早发现。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平安河谷的广大地区炭化谷物种子普遍较多，表明3000～4000年前粟（俗称谷子，脱了壳的叫小米）、黍（子实叫黍子，碾成米叫黄米，性黏，可酿酒。）、燕麦已经大量种植，为普遍食用的粮食。而且麦类作物亦出现于大部分地区，且以大麦为主。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转化为麦类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兼营畜牧业和狩猎生产活动，过着小部落的群居生活。 朝代更迭中的农耕文明 汉元鼎六年，河湟一带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的开发建设。历史上汉族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至河湟流域，从此羌汉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共同开发这片土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经济逐渐变为畜牧兼营农耕业。 汉宣帝时期，在平安地区设置安夷县，并在河湟要道筑站设驿，构筑军事防务，军屯与民屯相结合，进山伐木造车，拓荒垦田，引水灌溉，治理湟峡。 随着汉族人口大量移入河湟地区，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播进来，铁犁牛耕和“代田法”，亦在此时开始传入到该地区，使生产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该地区，提高了本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汉武帝晚年启用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在河湟地区推广耕作技术，组织汉羌族兴修水利，设置铁官推广炼铁术。至此，戍边屯田的制度形成。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移民、屯田、实边做为开拓与巩固西陲的重要国策。 东汉时继续实行屯田戍边的策略，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且扩大规模。而河湟羌人在汉族军民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过渡，并在与汉族的交流或与土著的结合中形成了新的民族聚合体。中原汉人许多工匠、商人、艺人等来到湟水流域，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与当地土著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随着汉王朝对河湟流域的治理，中原先进的科技、文化亦传入了该地区，对本地的经济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平安三合镇新安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石磨就是有力佐证。 魏晋时期安夷县属西平郡辖，经过多年征战，至西晋时期，平安得以短暂休养生息，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 随着各少数民族分裂割据建立政权，安夷县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北凉及南凉。兴盛时期实行兵农分离的策略及汉人垦殖、先卑人作战的民族等级制度，“劝课农桑”，恢复经济的政策，使河湟地区一度成为整个河西陇右最为繁荣的地方。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西都为湟水县，今平安区地属湟水县辖。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征大破吐谷浑后，置河源、西海、鄯善（平安属鄯善辖地）、且末四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过粮以给之”，大开屯田之策略，屯垦取得了明显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该地区除以农为主外，亦兼营畜牧业或家庭饲养业。 隋唐是历史上第二次往河湟地区大规模迁徙汉族的时期，这一时期隋朝光化公主和弘化公主远嫁青海吐谷浑王。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由唐蕃古道入藏，汉吐、汉藏和亲，带动了大量汉族西迁河湟地区，大量汉族军民的到来，使中原先进的手工业、农业文明都在河湟谷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唐王朝在该地区推行军屯和民屯，在河湟两岸广置耕田、兴修水利，具有相当的规模。 宋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北宋统治河湟地区为时短暂。公元11世纪初，青海东部的封建势力拥立吐蕃赞普后裔为王，称“唃厮啰”，号宗喀王，建立宗哥城（曾一度在平安地区建都），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加强政权和军事建设，并采取联宋抗夏政策，从而使河湟吐蕃等民族有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生产环境。此后不久河湟地区被宋军占领，恢复农业生产，招募劳力修筑沟渠，开渠引水，开垦耕地，使得农业得以发展。 元朝时承袭宋制大量迁入各族移民，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使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商贸文化在河湟地区得以并存共荣。 明朝是汉族第三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迁徙至青海的重要举措。明洪武初年明王朝用武力攻占西北，留下大量的军队驻扎，这些军人继而变为军屯。汉族军民再一次更大规模地迁移河湟，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兼收并蓄了华夏大地多元文化，又吸取了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海汉族文化特点。 纵观明清两朝近五百年间，“屯田戍边” “移民河湟”一直被当作国策来执行。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亦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文明，农耕文化深深扎根在了河湟这片土地上。这一时期，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的耕地面积一再扩大并巩固。 民国时期青海被以马步芳为代表的军阀所统治，劳苦大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平安建县，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平安的农业发展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规模化种植和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得以推广，各级政府在规范引导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应服务，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 （原文刊于：《海东时报》2016年10月19日第A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