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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事件，已发掘的 11 座墓葬中以四号墓规格最高，属于西周初期，而且保存完整，出土青铜器数量较大，种类丰富，有鼎、簋、盂、甗、簠、甑、罍、壶、尊、盘等。墓中所出土的铜簠，系首次发现，是目前可以见到的该类铜器中最早的实物。石鼓山四号墓所出铜簠有两件，一大一小，体型悬殊，出土时并排摆放，大者 （M3：808） 通高34.5、器口长 45.4、宽 34.8 厘米，重12.7 公斤，小者 （M3：803） 通高19.5、器口长 25.6、宽 18.8 厘米，重3.9 公斤。两件纹饰相似，但造型略有差异。小簠器底为圈足，器盖上四角各设一个扁平捉手。大簠上下部分相似，皆有圈足，但在下腹一长侧的腹面中央悬挂1只小铜铃，内有铃舌，显得尤为特别。 除石鼓山出土的铜簠外，目前发现的铜簠年代的上限只能推定至西周晚期，如扶风云塘窖藏出土的伯公父簠 （全集 5-83），通高 19.8、口宽 23、长 28.3 厘米，盖 （身） 两侧各置环钮一对，口沿下方饰重环纹，下为波曲纹，圈足部分为垂鳞纹。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一件，仅存器身，高9.5厘米，造型和纹饰与前者相当。 对石鼓山铜簠的命名，主要标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盖身同形，这两件铜簠大体上也符合这一标准。但其外观与常见的铜簠差别也较大。其一是外形。石鼓山铜簠呈椭方形，四角的斜边也略带弧度，而簠通常为长方形，腹边斜直。其二是对称性。石鼓山那件小型簠盖、身差别很大，无法完全对称；大簠上下部分外观虽较一致，但器身也较器盖略大。其三是器耳。石鼓山铜簠在下腹两窄侧设附耳一对，而簠多为上下器身各设一对环耳或半环耳。其四是合口方式。石鼓山簠为子母口扣合，而一般的簠为盖、身口缘皆平口，通过在盖外侧的四边正中设小卡来扣合。其四是器足。石鼓山簠为封闭的方形圈足，但晚期的簠圈足四边中间均开有凹槽。早晚期铜簠造型上较大的差异，如果是逐渐演变而来，现在还缺少西周中、晚期资料的支撑。如果换一个思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对该器认识上出现了问题呢？ 盨与簠的造型较为接近，一般认为铜簠与铜盨间有一定的演化关系。铜盨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器类之一，但至春秋后，逐渐被簠取代。目前最早的盨被认为出自晋侯墓 地 M13， 属 于 西 周 中 期 偏 早 阶段，似两件附耳方鼎扣合而成，盖口大底小，器口小底大。保利博物馆藏的白敢畀盨，亦为方形，器腹两侧有铺首衔环，但器盖四角出现了曲尺状捉手。上述两件造型较特殊。盨多呈椭方形，腹底接圈足或四足，盖顶有曲尺状钮或圈状捉手。器耳又分为半环耳和附耳两类。据朱凤瀚先生研究，西周中期的盨基本为半环耳，如应侯盨 （平顶山应国墓地M8：68），附耳盨则出现在西周晚期早段，如白鲜盨。从现有资料看，西周晚期的铜簠出土数量也要远低于同期的铜盨。 上述石鼓山铜簠的若干元素与典型的铜簠区别较大，但诸如椭方形造型、附耳的设置、器盖的曲尺状捉手、圈足等多种特征却与西周中、晚期的铜盨较一致，有很强的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将石鼓山簠称之为盨也不是很勉强。笔者认为，在西周初期出现的类似石鼓山铜簠造型的器类，很有可能就是盨、簠两种器类共同的源头，目前将石鼓山铜簠称之为簠形铜器可能更为准确。 石鼓山铜簠所悬铜铃是另一大鲜明特征。属于西周早期的悬铃铜器目前发现的已经不少，器类包括簋、豆、觚、卣、方彝、罍、盉等，并以簋最多见。西周中后期悬铃还出现在盘等器类之上，但均未见在簠、盨内底挂铃的现象。这些铜器的悬铃位置较为隐蔽，多数悬挂在较高的圈足内。但石鼓山铜簠却与常见的悬铃方式不同，直接将铃挂于器外壁上。这种设计的原因，或许是受簠盨之类器物较低的圈足所限，而不得已采用的方法，在其时、其地并非主流。石鼓山墓地所在的宝鸡一带，也是西周早期悬铃铜器出土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在宝鸡纸坊头、茹家庄的两座西周初期墓葬 （BZFM1、BZM13）中出土过4件悬铃铜簋。因此，悬铃器在该墓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27日第6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