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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这一史前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打击乐器，在考古发现中有一个被逐渐认识的过程。最先为考古人辨识的是集中出土的红山文化的陶鼓和零散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陶鼓。 红山文化集中出土陶鼓的地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一处是辽宁凌源、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  红山文化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彩陶鼓 1973年，辽宁阜新胡头沟发现1座石棺葬，墓上揭露出一个大石圈和排列有序的彩陶筒形器11个。它们都叠压在石圆圈东外侧下面，立置，成一排，筒口皆残，残口上都覆盖一至三层薄石板，有的器内放河卵石一二块。 1985年，辽宁凌源、建平县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一号积石冢，内外墙之间，发现大量红陶筒形器碎片；东西向的石墙内侧，发现一排红陶筒形器，已掘得24件。另外，三号积石冢内石圈和中石圈里散布着大量的红陶筒形器碎片。从出土的情境和器物的特征上分析，可以推测红山文化的“红陶筒形器”不是日常生活用器，因为如果是配套使用的器座，没有发现与其套在一起使用的上部陶器，既没有发现其出在房址内，也还没有见到其在墓葬内的死者身旁下葬；如果是盛器或储藏器，筒形器没有器底，不可以连同内部的承载物一起移动。既然它成排插立于祭祀遗址或墓葬上方的石圈旁边，就说明其跟祭神或者祭祀死者有密切的关系，属于宗教用品的一种。 马家窑文化的陶鼓以前多是散见于该文化分布的甘青地区，1986年，兰州市博物馆在遭受破坏的永登县乐山坪墓地征集800余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器，其中有7件“喇叭形器”。这几件喇叭形器，一头大一头小，大头呈喇叭口形，小头近似碗形，中间连接部分是圆柱状，上下两端不封口，中通；上下两端同一侧各有一环状小耳，小端口沿外翻，大端近口处有六个鸟喙状凸钮；器物的表面以红黑两色彩绘出图案，图案是由网格纹、锯齿纹、旋涡纹、垂幛纹等构成。整体造型与今天兰州太平鼓极为相似，小端的折沿和大端的凸钮可以蒙皮为鼓面；上下两端的小耳可以用来系绳，用时挂在颈肩处，悬于腰间，所以其应为细腰鼓。1997~1998年，甘肃省博物馆又在甘肃和青海各地征集10余件陶鼓。 有学者根据已识别出的陶鼓形态，并结合文献记载提出陶鼓认定的标准：鼓匡圆形中空；上部有可以蒙革的部位，或为了更好地蒙上皮革而制作的凸棱、凸钮等附件；上下贯通；器壁上有镂孔；有便于提携或可以悬挂的把、耳等附件；有镂孔或彩绘等精美的装饰。其中尤以鼓匡和蒙革最为重要。根据这样的判别标准，考古人从以往发掘品中的漏器、漏缸、筒形器、器座、喇叭形器、异形器、尖底缸、陶釜、陶罐中，识别出一批数量颇多的陶鼓。这些陶鼓涉猎的考古学文化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红山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秦王寨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等；地域上分布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代上从距今约6000年至距今约4000年。 史前时期的陶鼓，由于蒙在上部或上下两端的皮革鼓面为易于腐烂的材质，多已无存，仅存鼓匡。先秦文献《诗·大雅·灵台》云：“鼍鼓逢逢”，郑笺：“鼍，鱼属……形似蜥蜴，四足，长丈余，甲如铠，皮坚厚，宜冒鼓。”可知，鼍即鳄鱼。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曾出土鼍鼓，鼓腔是个圆木筒，口部蒙鳄鱼皮，原来鼓腔（木筒外壁）涂有红彩。根据古代文献可知，用以冒革的材质还有麋鹿皮革、牛皮革、马皮革和夔皮革等。 作为史前时期最主要的打击乐器，举凡祭祀祖先、送葬死者、驱邪除虫、征讨会盟、祈祷丰年、耕作狩猎、宴飨宾客、娶妻迎亲的场合，都可以听到陶鼓发出的节奏鲜明、苍劲深沉、粗犷豪迈的声响，都可以看到先民们在鼓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的身姿。 （原文刊于：《广州日报》2016年8月14日B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