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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①]而得名。30多年来，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学界就陶寺文化的特征、分期、年代、性质、族属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成果丰硕。在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②]，对三期之间总体上有着连续发展序列的特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对陶寺文化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实际上，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发生异变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 一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发生了异变。 在分布范围上，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③]。 在文化特征上，早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少见。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见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主要器形有釜灶、斝、扁壶、大口罐、小口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豆、单把杯、高领尊、碗、钵等，还见有深腹罐、盆形鼎、斜腹盆、甑、缸等。斝式样较多，见有深腹圜底盆形斝、单耳罐形斝、折腹斝等。陶寺文化中期陶器的制法虽然仍以手制为主，但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质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灰陶比例增加，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皮陶的比例有所下降。纹饰仍以绳纹为主，但篮纹、方格纹有所增加，另见有附加堆纹、弦纹和划纹等。器形中，釜灶、夹砂直壁缸趋于衰落，鼎基本不见，斝仍有较多的数量，新出现贯耳盆形斝。绳纹罐、圈足盘、双耳折腹盆、素面斜腹盆、单耳杯、单耳鬲、单耳小罐、浅腹豆、高领圆腹小罐、带环状捉手的陶垫等新出现的器物，其作风与来自于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或三里桥文化）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说明三里桥类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陶寺文化中期还新出现了陶鬲，这种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夏商周时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现也蕴示着一些重要的变化。鬲的来源，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晋中、晋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是重点考察区，在山西石楼岔沟出土了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鬲，其时代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④]。若此判断不误，则陶寺文化中期又直接受到来自晋中地区文化的渗透或影响。 陶寺遗址“中期大城”取代了“早期小城”，这是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异变的最为重要的标志。陶寺早期小城城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面积达56万平方米。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墓地位于小城外东南部，墓葬排列有序、等级分明，已清理出大、中、小各类墓葬1300多座，包括随葬鼍鼓、特磬等高规格礼器的所谓“王”级大墓。然而，如此规模大、规格高的早期小城却被毁弃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偏晚阶段，陶寺文化中期新修建陶寺“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城址范围扩大，南北长2150米，东西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起来。 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有着不同的墓地，暗示中期城址对早期城址的取代并非孤立现象。至陶寺文化中期，早期小城外东南部的原墓葬区不再使用，代之以“中期小城”内新设立的墓葬区。中期小城位于中期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地位、用途特殊，发现有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⑤]。中期墓地位于中期小城内西北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葬分布密集。在此墓地已清理的22座墓葬中，属于中期的21座，属于晚期的只有1座。其中中期大墓ⅡM22为圆角长方形，填土中有已被腰斩的青年男子骨架，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玉器、彩绘陶器、漆木器、骨镞、猪骨架等[⑥]。这说明陶寺文化中期贵族墓葬是被集中在中期小城内的。 就墓葬本身来看，陶寺文化中期较早期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异。在墓室结构上，早期墓葬多为长方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多放置在墓主人棺椁周围；而中期墓葬出现圆角长方形，墓室较为规整，有的墓葬在陡直的墓壁四周敷以草泥，并伴有精良的装饰，大墓的四周掘有壁龛若干，用于放置随葬物品。早期大墓随葬品以世俗陶器群和木器、陶器、石礼器为主，有鼍鼓、特磬、土鼓等；而发现的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之随葬品，如ⅡM22则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其丧葬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另一方面，陶寺文化晚期与中期相比较，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异变。 从分布范围来看，陶寺文化晚期范围比中期更加扩大，文化遗存遍布临汾盆地及其周围地区，陶寺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发现有铃形铜器[⑦]、铜齿轮形器以及璇玑、瑗、钺、圭、璧、琮等高规格玉礼器[⑧]，出土陶壶上还有十分罕见的朱书陶文[⑨]。 陶器特征上，陶寺文化晚期陶器制法包括手制、轮制和模制三类。陶质以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灰陶次之，仍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磨光黑陶，出现少量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陶器器壁较早、中期薄，火候较高，陶色较为纯正，轮制陶明显增多。纹饰仍以绳纹为主，但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篮纹数量大大增加，方格纹数量也有所增多。器类上，釜灶和夹砂缸绝迹；外来文化因素增加明显，新出现甗、深腹簋、单耳或双耳的平底或三足杯、粗柄或细柄豆等器物，各种形式的陶鬲如直口肥足鬲、单把鬲、双鋬鬲、高领鬲等完全取代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也能见到盉、鬶等非当地固有的陶器。 在陶寺文化晚期，陶寺中期建造的大城城垣被有目的的毁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考古发掘情况表明，陶寺中期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说明当时存在有组织的拆毁城墙行为。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遗迹单位常堆积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如夯土块、白灰皮，说明这个时期曾有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的行为。一些陶寺文化中期的墓葬被有意破坏，从墓坑中央挖大扰坑直抵棺椁部位，或坑套坑地挖下去，这不像是一般的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政治报复行为。如陶寺文化中期墓葬ⅡM22，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扰坑ⅡH16打破，该坑从墓北壁中段打破墓室，直捣棺室，毁坏棺的上半部分，棺内有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和残余的随葬品，坑内有扰乱的人肢骨残片和随意抛弃的5个人头骨[⑩]。类似的毁墓行为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陶寺晚期各类文化遗存中还充满了暴力色彩。如2002年发掘的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沟（I HG8）出土有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一具被暴力残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架，两腿叉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11]。 从上分析可知，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晚期与中期之间发生了两次大的异变。这些异变并不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形成的自然演变，而是呈现出前者被后者所取代的特色，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发生异变意味着该文化的发展不应是某单一民族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是掺入有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陶寺文化中期较之早期发生的异变，反映出这个时期的族群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能仅仅仍然以某某族属遗存一言而概之，而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陶寺文化晚期发生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异变，显然无法用内部政治斗争、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破坏、报复等行为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手段的发生。由此可知，陶寺文化的发展并非那么单纯和“一帆风顺”，其文化形成背景、文化发展过程以及文化的消融应是复杂多变的，不同时期的族属、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这些现象应该是我们今后研究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必须给予认真考虑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②] 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⑧] 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⑨]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