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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简称《花东墓葬》）①发表了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年12月——2001年1月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的54号墓的全部资料。花东M54，是殷墟发现的第三座保存完整、面积较大、出土遗物丰富的高级贵族墓葬。该墓为长方竖穴，口部长5.04米、宽3.3米，底部长6.03米、宽4.4米，深6.2米。M54出土各类随葬品577件，其中青铜器265件。在青铜器中，有礼器40件，种类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相当齐全。在这四十件青铜礼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牛尊。 牛尊的编号M54：475十146，出土时器身破碎，经考古工作者精心修理，已完整复原（图一）。尊的整体呈体态健壮的牛形，牛头前伸，嘴微张，面额下凹，目字形眼，眼球上凸，两耳外展，头上有扁三棱状、向后弯卷的双角。牛的背部微下凹，上有一长方形盖，盖中部有一半环形小钮，盖与器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牛腹丰肥，腹下有四条壮实粗短的腿，足末端显蹄瓣，足后部有凸起的小趾。牛臀部呈弧线状外鼓，臀后部有一下垂的短尾，尾端呈纺锤形。器通长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重7.1千克。 这件牛尊，纹饰繁缛、精美。牛眼两侧各饰一小虎纹，卷云纹角，长身拱背，尾端上翘，腹下有双足，足端有利爪，体饰鳞状纹。牛的下颌两侧各饰一鱼纹。耳下饰小鸟纹，小鸟头向着牛背，勾喙，圆眼，长尾下垂，尾端分叉。牛的双角饰节状纹。颈的两侧饰夔纹，夔口向下作倒立状，张口卷鼻，圆角方形眼，瓶形角。牛颈上部饰饕餮纹。饕餮，圆角方形眼，张口露牙，粗鼻粱，双角上竖。腹部两侧饰虎纹，虎头向下，对着前腿，张口露牙，嘴角上翘，圆角方形大眼，卷云纹角。虎的躯体较长，尾顺臀部下垂，尾尖向内弯卷。虎的前足在牛腹的中部，后足在牛后腿的上部，足端有四利瓜。虎身及双腿饰双线节状纹，尾饰鳞状纹。在虎背上部有一条夔纹，躯体较长，一足，尾部上卷。虎的前后腿之间，有两条短体夔纹，其口部对着虎足。在牛尾左右两侧，各饰一S形的直立夔纹。在牛的臀部及四足还有夔纹，但因锈蚀已模糊不清。尊上所有的主纹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尊盖上，钮的两侧，各有一夔纹，左右对称，卷云纹角，圆角长方形眼，直身，尾部弯折，尾端内卷。盖钮的顶部饰菱形纹，钮足两端饰饕餮纹。 总计，这件牛尊纹饰中有动物26个，计虎4（2大、2小）、鸟2、鱼2、饕餮4、夔14个以上。 在牛颈下部与器盖内壁，有铭文“亚长”二字，M54的青铜礼器中，有铭文的占2/3，其中24件为“亚长”铭，这表明“亚长”为M54的墓主。 M54的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阶段，略晚于妇好墓，绝对年代可能在祖庾、祖甲时期，因此牛尊的时代应与墓葬时代相同或略早。 这件牛尊，以其生动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令无数学者及文物爱好者赞叹不已。本人有幸多次观看实物，经过认真思考，有以下三点认识： 一、关于此尊所表现的牛的类别。 在殷墟时期，殷都一带牛是最常见的家畜，可分为黄牛与水牛二种。这件牛尊的形态，体格粗壮，四足较短，头顶有一对向后弯曲的扁三棱状大角，这些都符合水牛的特征，无疑它应是水牛的象形。在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中，牛尊的造型首见，但在其它礼器上用牛头作为装饰图案则屡见不鲜。如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的牛方鼎，主纹是一牛头②。在殷墟出土的罍 、尊的肩、腹部常见凸起的立体兽头，不少作牛头形，这些牛头纹饰，从牛角的特征看，均属水牛。在殷墟发现的石礼器中，也有作牛形的，如侯家庄M1500大墓出的两件石牛③、妇好墓出土的“司辛”石牛④，从外形看，也似水牛。（图二 ） 在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髂中，牛骨的数量相当多，但大多是黄牛，罕见水牛⑤。为什么遗址所见的牛的种类与青铜礼器上的牛的形态有所不同，其原因是什么？ 著名学者张光直指出，商周青铜礼器“是巫觋沟通天地配备的一部分，而其上所像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⑥。青铜礼器上的水牛，也应是担负着通天地的职责吧。 上面提到的三件石牛的出土位置也可作为这一观点的旁证。西北冈M1500，是一座带四条墓道的王陵，在该墓的南墓道，深6.72－6.84米的夯土中，发现石龙、石牛、石虎各一对，它们首尾衔接，头北尾南，排成二行，处于同一水平面上⑦（图三）。石牛长28.3厘米、高13.、6厘米，重8.42公斤。在殷墟带墓道的大墓中，南墓道较其他墓道要长，通常也较宽。如M1500南墓道通长48.55米，为斜坡状，东、西、北三条墓道分别长20.05米、22.65米和22.60米，均呈台阶状。南墓道是殷墟大墓中最重要的墓道，是下葬时将棺、椁及随葬品送至墓室的主要通道，亦是墓主的灵魂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重要通道。位于南墓道的石牛、石龙、石虎，具有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作用。妇好墓所出的“司辛”石牛，长25厘米、高14厘米，出土时位于墓室中部椁顶的上层的显赫位置。石牛上的“辛”字，是妇好的庙号。可以推测，这件“司辛”石牛的作用与M1500的石牛、石虎是相同的。 以上表明，在殷人的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比黄牛更具灵性，所以让它充当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而黄牛虽然有时也用于祭祀，但更多的用于食用和役使。 二．关于牛尊的虎纹 牛尊上最大、最醒目的纹饰是位于牛腹部的虎纹，在《花东墓葬》中，作者称它作夔纹⑧。笔者认为，称夔纹不妥。夔，是传说中的动物，是龙的侧面图像。殷代的夔纹，一般作张口，体躯或直或曲，头上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腹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虎纹是写实性的动物纹样，头较大，巨口张开，背部上拱或微凹，长尾，尾尖大多弯卷，腹下有双足，足端有利爪，其躯体和尾部有条状纹（或作节状纹、云纹、鳞形纹）。青铜器上的虎纹与殷墟出土的石虎、玉虎、盾牌上的虎纹及甲骨文的虎字形态相似（图四）。牛尊腹部及眼部两侧的纹饰符合虎纹的特征，理应称之为虎纹。 虎纹在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上发现不多，据粗略统计，有以下几件（见下表）： 殷墟青铜器上所见虎纹表
此外，在M5：803四足觥的盖上，有一长条兽纹，有学者称为虎纹⑨。有的称为龙纹⑩，还有的称夔形纹11。 以上饰虎纹的的器物，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它们都是铸造精良的重要器物。如司母戊大鼎是迄今商代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圈足觥、牛尊，造型生动、纹饰瑰丽；蟠龙纹盘，形体亦较大，纹饰精美。妇好铜钺，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9公斤，是商代铜铖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其二，它们都出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出虎纹最多的墓葬是妇好墓，其中四件有妇好铭，应为妇好生前所用的的器物。妇好为殷王武丁的配偶，地位尊崇。出司母戊大鼎的西北冈M260，是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墓主可能是武丁的另一位法定配偶妣戊12。出觥盖的后冈M9，是一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有亚字形椁室，墓主是地位极高的贵族或王室成员13。出牛尊的花东M54，该墓墓口面积16.6平方米，比妇好墓（面积22.4平方米）少6平方米，墓底面积达26.5平方米，比妇好墓又大4平方米。该墓有殉人15个，殉狗15条，出土各类器物五百七十多件，特别是墓中出土了七件铜钺（一件属长40厘米的大钺，6件中型钺），这是殷墟商代墓葬中出土铜钺最多的一座墓。据研究，青铜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墓中随葬青铜钺的多少和大小，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军事统帅权的大小”14。可见M54的墓主“亚长”是位军权在握的高级武将，是地位极高的贵族。 从以上叙述可知，虎纹只出现于重要的青铜礼器和兵器上，虎纹礼器或兵器的拥有者为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身份极高。由此可以推测，虎纹不是普通的纹饰，而是贵族身份、地位、权力的标示物。 三、关于湖南衡阳出土的牺尊的名称、时代及铸造地点。 1977年11月，湖南衡阳市包家台子出土了一件铜牺尊15（图五）。该器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形如水牛。盖前端为牛首，后端为牛背。牛的头部有扁平弯曲的双角，目字形眼，眼球上凸，双耳外展。盖部正中有一立虎形捉手，后部有脊棱突起。牛腹下部有四个粗短的蹄足，足后有突起的小趾。牛的臀部正中有下垂的短尾。流的上部，即牛颈两侧饰夔纹，下部及牛尾上部饰饕餮纹。腹部两侧各有一凤鸟纹，凤的躯体呈横长形，勾喙、圆眼、头上有向内弯卷的长冠。凤的足爪伸至牛的前足，凤尾伸至牛的臀部之后向上弯卷。盖钮两侧饰鱼形纹。全器以云雷纹为地纹，长19厘米，通高14厘米，重776克。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失盖的凤纹牺觥，在造型、纹饰、尺寸均与此器相似，有学者认为此器与衡阳之牺尊可能是一对16。 关于衡阳出土的这件牺尊的命名，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称之为牺尊、牛尊17，也有的称它作觥18。这两种命名，各有一定的道理。认为它是觥的学者，可能是强调此器有短流，以牛首和牛背为盖，盖较长。而称为尊之学者，则觉得觥之特征除前端有流外，后端还应有半环状鋬，但此器无鋬。我们认为，还是称它为尊较为合适。原因有三： 其一，过去学术界称为牛尊的器物，如《西清古鉴》三二·十八，亦有短流，以牛首和牛背为盖的。此器也收录于《古代中国青铜器》195页图三、三四兽形尊中19可见是否有流，有时也不一定作为区别觥与尊的最重要标准。 其二，此器与花东M54的牛尊相比，尺寸较小，重量也轻，但二者外形上均像水牛犊。牛的双眼、双角、腹部及蹄足（足后部都有突起的小趾）最为相似。应属同一类器物。 其三，尊可作为盛酒器之通称，即王国维所说的“小共名之尊”20。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及《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单立鸟兽尊一类，将“鸟兽形之尊彝统称之为尊”21。由于衡阳这件牺尊，有流，具有觥之部分特征，我们认为将其称为觥形牛尊更科学。 衡阳牛尊的时代，学术界亦有几种意见：有的笼统说它是商代晚期22，有的认为属殷代晚期（指殷墟文化三、四期）23或殷墟晚期至西周初24，也有的将之订于殷墟文化二期25。我们认为，尽管衡阳牛尊的纹饰配置与花东M54牛尊有所不同，但二器均有虎纹、饕餮纹、鸟纹、夔纹、鱼形纹、鳞状纹、云雷纹等，这些都是殷墟文化二、三期较常见的纹饰。其装饰风格都是以云雷纹衬地，在主纹上还阴刻云纹、鳞状纹的“三层花”，华丽繁缛。尤其是造型上，二器较相似，估计其时代应接近。大概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考虑到衡阳尊上凤鸟纹的形式，或许可到殷墟文化三期早段。 关于衡阳牛尊及湖南出土的鸟兽形尊的产地问题，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属于江南青铜器系统，为湖南地区铸造的26。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原地区27或可能是江汉平原铸造的28。从衡阳牛尊的形态、纹饰、装饰风格等与殷墟所出的M54尊相似，我们认为它的铸造地是在中原、在殷墟，至于它如何传入湖南，可作两种解释： 其一，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的商族与长江流域的民族存在着联系，此器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或三期辗转流入湖南。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的郭家庄M26，出土了12件青铜礼器，还出了三件硬陶瓿29，与湖南岳阳对门山出土的A型硬陶瓮（应称瓿）极为相似30。既然殷墟墓葬出有湖南地区的器物，那么在这一时期，在湖南地区出土殷墟青铜器，也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二，如一些学者所论，是商末周初时殷遗民南迁时带来的31。至于哪种解释更合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 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台湾台北，1970年。 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台湾台北，197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5研究动物考古的李志鹏博士告诉笔者，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了许多牛骨，能看出其形态的，均是黄牛。 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7同3。 8同1，124页。 9A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B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2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刘一曼：《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5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1期。 13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4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15冯玉辉：《湖南衡阳市郊发现青铜牺尊》，《文物》1978年7期。 16A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下一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B陈佩芬：《凤纹牺觥》，《湖南文物》第3辑，1988年。 17A．高至喜：《论中国南方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B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18A同16B；B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675－67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C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11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同18B，该书100页，谓《西清古鉴》三二·十八的牛尊时代约西周时期。 20王国维：《说彝》，《观堂集林》卷三，1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1客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 22A同15；B同16A。 23A同18B，675页；B同17B。 24向桃初：《商周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2006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5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14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26A同17A；B熊传新：《湖南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86年。 27同17B。 28同24。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10期。 30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1994年。 31同17B。 附图：  图一 M54出土牛尊（M54：457＋146）  图二 1.妇好墓“司辛”石牛 2.HPKM1500石牛  图三 HPKM1500南墓道石龙、牛、虎之排列情况  图四 1. HPKM1003盾上的虎纹； 2.HPKM1550石虎； 3.妇好墓玉虎（M5:405）; 4.甲骨文的虎字；  图五 湖南衡阳牛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