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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个大会发言机会。今天我想就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其在汉王朝的地位，以及这种历史地位对辽金元明清时代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作用，谈一些看法。 当前学术界非常重视古代文明研究，目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起源，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主要学术任务就是探索、研究文明形成、国家起源问题；再一个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这实际上是解决上古时代的中国古代历史编年问题，即三代的年代学问题；最后一个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华民族”一词，虽然出现于近代，但是中华民族形成时代则始于西汉时期。我们的近现代国家，从生存空间、民族构成、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来说，就是源于西汉时代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学术上探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对汉代文明进行深层次、多层面的学术研究。中古时代以来至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以北京地区历史最为重要，这因为北京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中古时期以来至今的国家都城所在地。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古时期以来中国的国家都城？这就需要对中古时期以前北京地区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对北京地区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如前所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西汉时代，那么西汉时代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情况如何？这次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想应该为探讨北京何以成为中古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提供历史的、理论的支撑。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时代开始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代的长期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辽金元明清时期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即狭义历史――文献史学）而言，有着许多局限性。广义的历史学是由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即狭义史学）组成的，历史象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这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因此，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密切结合，应该是当前研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探索北京地区的汉代文明与其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政治中心（辽金元明清都城）的根本途经。 从汉代考古学探讨古都北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北京地区50年代以来的汉代考古发现。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主要包括城址与墓葬两方面。在城址方面，有些城址的使用年代可能从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或更晚的时期。城址中有汉代燕国或广阳国都城的蓟城遗址，还有曾经作为战国时代“燕中都”、汉代梁乡侯侯国首府的房山区“窦店古城”遗址，以及汉代的西乡县故城、广阳县故城等城址。在上述城址附近还发现了许多重要墓葬或墓地，如“蓟城”遗址附近的西汉“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两座王陵，还有北京地区历年来考古发现的大量汉墓及其出土的汉代文物。城址（包括人们的其它居住、生活的聚落遗址等）与墓葬是从阴阳两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社会历史。汉代燕国或广阳国都城――蓟城与其王陵――“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可以集中体现出北京地区在汉代的区域性的“中心”地位。蓟城与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及其附近其它汉代遗存，又反映出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学文化已经和当时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中原、关中地区基本同步。至于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不同之处，不属于汉代考古学文化的“主流”，应为“个别”特点，它们一般是由于受自然环境制约而形成的地域性特色。 秦汉时期开启了从先秦的王国时代，进入秦汉帝国时代。帝国时代的国家空间范围已经与先秦的王国时代空间范围大大不同，尤其是西汉王朝所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范围已经与当今我国空间相近，甚至有的地方范围会更大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范围中的帝国，其西部为“西域”及其中亚沙漠，东部和南部是海洋，北部和东北部是游牧民族或以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西部的戈壁滩与大沙漠，东部和南部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在当时一般来说不面临国家的安全威胁，也不适于生业的进一步发展。秦汉时代以来，秦汉帝国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北部是秦汉帝国安全的重点地区，西汉中期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营也是为了彻底解决北部匈奴的威胁。因此，西汉帝国东北部地区，成为西汉时代国家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而汉代的燕国或广阳国恰恰处于这一重要地区。汉代的燕国或广阳国都城是蓟城，从蓟城向北至广阔的内蒙古地区，向东北至汉代的“乐浪四郡”等地，没有比蓟城规模更大、地位更重要的城市。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也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汉代王陵。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的这两方面的考古资料都证实，北京地区是当时汉王朝东北部规模最大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也是该地区的交通中心、军事中心。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西汉时期形成以后，分成两个阶段：中华民族从西汉到唐宋是第一阶段，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辽金元明清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奠定了我们近现代国家的基础，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汉、蒙、满、藏、回等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已全面形成，汉字、儒家学说、汉译佛经的佛教和道教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等，得到中华民族一致认同。这两个阶段是前后相连的，是密切相关的，其空间相连点是北京地区，其民族构成发展相连点也是在北京地区。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证明，就北京地区而言，第一阶段谈的是在汉代文明中北京的作用。北京地区在汉代以前属于“燕文化”中心地区，先秦的燕国都城就在广义的北京地区。“燕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华北北部、晋西北、东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区。“燕文化”进入西汉时代，以北京地区为中心，完成了向汉文化转型。而且相对先秦时代的“燕文化”，西汉时代的汉文化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西汉王朝的地区性政治中心的燕国都城――蓟城，据有关蓟城遗址考古资料研究认为，汉代蓟城遗址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4000米，周长约14000米，面积约为1200万平方米，与同时期的其它城址规模相比，应该属于规模很大的城址。如与西汉时代其它周边诸侯国都城遗址规模比较：福建的东越王余善都城――崇安汉城遗址面积48万平方米、闽越王无诸都城“东冶”城址（即福州新店古城）面积不超过20万平方米，广州南越国都城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又如，与西汉时代内地一些发达地区的诸侯王国都城遗址规模相比：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遗址面积375万平方米、济北国都城――卢城遗址与济南国都城――东平陵城遗址面积各400万平方米等；再如，与一些郡治所在地的城址相比：河东郡治安邑城址面积约675万平方米、南阳郡治宛城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常山郡治元氏城址周长约4400米、上谷郡治沮阳城址周长5000米、右北平郡治平刚城址周长5200米等；至于蓟城以北或东北的大多郡治，如：定襄郡治成乐城址、辽西郡治且虑城址、乐浪郡治王险城址等规模，它们与蓟城遗址规模相比较，差距更大。西汉前期诸侯王国是以吴、楚、梁国为主，在汉代前期政治舞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而西汉中后期，在诸侯王国势力已被中央政府逐渐削弱的时候，燕国或广阳国却出现了“问鼎关中”的事情。《汉书•武五子传》记载，燕王刘旦就要与汉昭帝争夺皇位，刘旦之所以能够这样，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燕国或广阳国所辖地区势力的强大。这个强大的势力是与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分不开的。至于北京大葆台汉墓与老山汉墓的规模，在同时期的西汉时代诸侯王墓中应该属于比较大的，诸侯王国的王陵规模大小往往也是与其王国国力相适应的。因此，通过对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应该说北京地区在当时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重要地区，这为北京地区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第二阶段的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奠定了基础，做好了相应准备。 如上所述，北京地区进入辽金元明清王朝，长期以来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的首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因为北京地区在战国时代是“燕文化”的中心，到了汉代，“燕文化”接受了西汉王朝的主导“文化”――“汉文化”，成为了一个“汉文化”的地域中心。西汉时代形成的“汉文化”，其政治载体的主要体现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实行郡县制统治）――汉王朝，其文化载体就是汉字，其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其宗教信仰是“汉译佛经”的佛教（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其经济方面是“以农为本”、“货币官铸”、“盐鉄官营”。 “汉文化”在汉代及以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文化圈”，除了中国本土之外，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北部。“汉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北京地区由于其特定的区位特点，在“汉文化圈”的形成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对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影响，从它们之间的汉代考古发现对比，可以一目了然。正是这种影响为以后该地区全面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也使北京地区从区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发展为全国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帝国及其郡县制政体、汉字的推广、儒家思想确立、“汉译佛经”的佛教与本土道教流行、经济领域的“以农为本”和货币官铸与盐鉄官营等，这些特点从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应该从辽金开始，结束于明清时代。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辽、金、元、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均分布于北京地区以北，均以北京作为其都城对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统治，他们接受、推行、实施“汉文化”的“国策”。作为一个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相对落后的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一个先进的民族，并不是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这个先进民族，也不是用自己的经济生活（包括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女真人的狩猎、采集与农业兼营经济）改造“内地”经济，而是以接受“汉文化”以农为本的经济，接受了汉文明的儒家思想，接受内地的国家政治架构，接受汉字，接受汉译佛经的佛教与道教，这些都与北京地区在汉代以来的“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辽金元明清北京作为这些王朝的首都，正因为它是长期以来这一重要地区的“汉文化”重要中心，并由地区性的中心逐渐发展到全国性中心。因此，我认为汉代文明对于古都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