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郊的丰镐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所在。自从上世纪50年代正式在这里开展考古工作以来，丰镐地区已发掘西周墓葬一千余座。张礼艳副教授2009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即以这批墓葬为中心，对西周考古与历史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六年的修改完善，2015年6月，这篇论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正式出版。笔者读后颇有感触，认为这是西周考古领域的一部力作，更是新形势下考古学回归自我的成功之作。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张礼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定价128元 本书作为专论一个具体小区域的著作，篇幅有洋洋42万多字，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绪论中系统回顾了丰镐地区西周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以下第一章中首先对这些墓葬出土的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建立起西周陶器演变序列和墓葬分期序列；第二至六章再以此为基础讨论文化因素、墓葬形制结构的历时性变化、墓地分区、墓葬等级和社会地位、邦墓及京问题。章节结构科学合理，论证逻辑严密，而且内容充实，所论持之有据。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作者的导师、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立新教授在序言中已从七个方面做了系统概括和评价，笔者在这里着重从两个方面予以点评。 一是该书基于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分析，建立了迄今为止丰镐地区西周陶器和墓葬最为完善可信的分期编年体系。丰镐遗址是考古发掘出土西周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尤其随葬的陶器数量众多、组合完整，被视为建立西周文化分期的“标杆”，相关的基础分期研究也一直是西周考古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已有的研究多是着眼于年度发掘资料或者单个墓地的资料，而且对陶器（如鬲、罐等）文化渊源和谱系特征的认识不透彻，造成依据陶器建立的分期编年方案存在不小的误差，有些见解还被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或教材引用，影响比较广泛。正如立新教授说的：“西周陶器的编年研究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即使是在诸多方面取得重要收获的丰镐地区亦是如此。” 张礼艳的这部著作首先解决的就是这一基础性问题。她全面收集了过去所有已发表的丰镐地区西周墓葬资料和研究文献，深入梳理了研究历史和各种观点。在此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原理，通过对墓葬陶器的深入细致分析，将6种主要陶器即鬲、簋、豆、罐、盂、瓿（共计2000余件，其中发表线图或图像者近500件）做了全面系统的型式划分，建立了横向共存关系和纵向演变关系都完整清晰的分期方案。最终将丰镐地区的西周墓葬综合划分为六期，并结合同出有铭青铜器对六期的年代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判断，认为第一期为西周早期偏早（即武成康时期），第二期为西周早期偏晚（康王晚期和昭王时期），第三期为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第四期为西周中期偏晚（恭懿孝夷时期），第五期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共和时期），第六期为西周晚期偏晚（宣幽时期）。 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作者几乎对每件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等特征都有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做到了“分到不能分、合到不能合”这一类型学分析的基本要求，并充分运用了发掘所获层位关系与组合关系，还与其他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综合比较，时刻注意各类陶器在文化渊源和谱系特征上的不同，以及同出的典型有铭铜器的重要年代信息，从而使得型式划分结果和分期编年方案科学合理，客观可信。这既为后续章节对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分析讨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避免了因对类型学原理缺乏科学理解而产生的分期方案人言人殊和庸俗化倾向，超过了此前有关研究建立的分期与年代意见。因此可以预见，该书所建立的西周文化分期编年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框架，应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新标尺，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是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又对丰镐地区西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是对随葬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从文化渊源和地域传统的比较入手，将陶器所见文化构成分为主要文化因素和次要文化因素，并通过历时性变化分析，认为来自先周文化和商文化的因素以及周人创新因素是丰镐地区西周文化因素的主体（即主要文化因素），同时吸收了关中东部、晋陕高原、西北地区和京津唐地区相关文化的因素，还受到了周原地区和太行山东麓相关文化因素的影响（即次要文化因素）。又通过墓葬各项特征的历时性考察和统计，认为丰镐地区的西周墓葬经历了两个变革期，分别发生在西周中期偏早和西周晚期偏早。这期间的论证过程科学合理，并将型式划分的结果纳入进来，与类型学分析形成了严密的逻辑呼应，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基于类型学及文化因素分析，本书又主要通过聚落考古的视角，并结合文献记载和金文资料，对相关社会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如将沣西和沣东已发掘的西周墓葬做了墓区划分，并明确提出沣西的有关墓区应分别是周人、羌人和殷遗民的墓地，并通过墓葬等级及其历时性变化的分析认为，周人的社会地位总体上比殷遗民要高，而且殷遗民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推移，从西周中期以来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不见，最终沦为社会底层。又如根据丰镐地区西周遗存的整体分布格局，提出沣西和沣东的有关区域存在《周礼》所记载的“邦墓”，但西周时期尚未实行“公墓”和“邦墓”分别埋葬贵族和平民的制度；沣西即传统认为的沣京范围内应有两个中心，并属意新旺村和冯村一带可能是 京所在。这些观点着眼于聚落分布格局特点，能够自成一说，值得继续关注。 总之，该书基于扎实可靠的类型学及文化因素分析，并结合文献和金文资料，对丰镐地区墓葬反映的文化及社会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发人深省的创见。尤其是所建立的西周陶器分期编年体系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的方案，具有标尺作用，相信定能更好地指导各地西周考古遗存的分期与年代研究。当然，本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不足之处，如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已发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不少墓葬已被盗掘，因此在分析葬俗特征、墓地分区等问题时应注意局限性，有些认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在近几年丰镐一带连续取得重要考古新进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又如本书关于类型学分析的陶器分期图排版过小，图像不太清晰，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点表达。好在这部分内容作者已先期发表在《考古学报》2012年第1期上，读者可对照参考。 除此之外，笔者进一步认为，该书还是新时期考古学回归传统的成功之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经历了一场看似平静、实际却是影响深远的学术变革和转型，随着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传入与实践，多学科研究手段的不断运用，考古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能力大大提高。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现在可以说这一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已从重建文化发展序列转变为对古代社会的综合研究上，考古人也在努力优化自身的多学科知识结构，逐渐从“资料提供者”转变为“课题组织者”。应该说，这场转型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考古学进入新一轮大发展的标志。 但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一方面，随着自然学科手段的大量运用，研究队伍明显趋于多元化，尤其是来自自然学科的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到考古研究中来，导致研究领域也正在走向碎片化，甚至有过度科学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一些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方法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人怀疑类型学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科学性与重要性，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理论方法。相信很多考古人对此都有切实的感受，甚至出现了很大困惑，感觉我国考古学多年来形成的传统优势和“纯洁性”正在丧失。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必须要引起重视，并尝试予以逐步解决。 张礼艳的这本书作为近年西周考古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力地证明，类型学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并未过时，恰恰相反，只有对这些基础理论方法的原理和操作有过硬的掌握与实践，运用这些“利器”对遗存的分期年代和文化因素做扎实深入的分析，才能对古代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背景和框架有基本了解，才能研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否则再好的研究课题也将犹如空中楼阁，失去坚实的基础支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诸多研究案例已经充分证明，类型学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所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存在意义。在新形势下，这些基础理论方法更应该内化为考古人必备的基本功，重新回归和坚持考古学的自我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学科合作中做到“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更好地适应考古学发展的新形势。该书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10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