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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霸国是根据2007至2011年发掘被盗的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时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确定的一个西周诸侯国。此前没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霸国，浩瀚的史书中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只言片语，那么这个神秘的国家如何能够隐藏了近三千年而无人知晓？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存在了多长时间，它来源于哪里？最后又去了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大河口墓地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今天的2014年，往前追溯四千年，才到我们传世文献记录的夏朝，即公元前21世纪。那么我们从夏朝再往前追溯一千年，即公元前31世纪才能够得上五千年的文明。一般来说，严谨的学者将夏代及其以前都归为传说时代，而将商代后期发现甲骨文字以后的历史作为信史。为了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通过多学科合作的手段主动探索，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而霸国的横空出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历史背景 公元前1000年前，商王朝统治着中原大地，和它同时期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国家。这些国家，有是商王朝分派出去的贵族建立的据点，有的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结成联盟的方国，还有的方国时叛时服，更有一些方国与商王朝长期对抗。这些国族大都是从古代的部族发展过来的，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交通和通讯的落后，这些国族的生活方式与中原以农业为主的国族在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中原国家往往将这些与其自身文化不同、经济形态有异的族群称为夷狄或戎狄。总之，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分布着很多的族群或国家，具体数量已不可而知，单从后世文献记载来看大体上应有数千个这样的国族。  商代末年，商王纣征伐东方的部族由于过于频繁，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兵士苦不堪言，国力大减。而西北方有戎狄等国族的侵扰不断，西土的周族实力渐强，周武王联合所谓的八百诸侯在商郊牧野一战消灭了商朝。周族或周邦，本是商王朝统治时期位于西方的一个小国家，文献上称为“小邦周”，其文化和经济较商王朝落后，但周族的首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以新生力量摧枯拉朽、推陈出新，夺得中原领袖的大权，面对商王朝及其属国、方国等大片江山，周族统治者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方式以“藩屏周室”，即保卫周王朝的江山。周王分封了儿子、兄弟或功勋卓著的大臣，建立了齐、鲁、燕、晋、郑、卫、荀、芮等诸侯国，还分封了先圣王尧舜及夏商的后代，同时还将商王朝原来的旧国重新分封，甚至将很多戎狄族群也进行了迁封，这样在周王朝统辖的区域内有1700多个分封国。 这些分封国，说是国家，其实都不是很大，大者有方百里，中者有方五十里，小者有方三十里，也有更大或更小的。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今天不同，人口稀少，气候温暖，丛林茂密，道路交通也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因此，在一个区域中一般都会安排有一个大国作为区域的方伯，这个方伯国家一般不干涉其他小国的内政，各个国家一般都有相对独立的处理內政外交的主权，但是在给周王室缴纳贡赋和对抗非华夏戎狄族群战争方面要听从方伯国的组织和召唤，这个方伯相当于二级行政区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替周天子治理一方，但事实上他又没有多少实际的控制权，周天子可以越过他直接与小国对话或往来，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政治体制。 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早中期周王室对诸侯国进行着有效的管控，管控的手段有分封、册命、朝聘、巡狩、征伐等，这些都通过“周礼”来规范，周礼相当于西周的法规。我们知道，在周王室的统治范围内，青铜器和玉器等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器形、纹饰、制法，这些器物的资源若非周王室直接控制，就会存在多种多样的风格，当然这种管控并不意味着所有青铜资源和玉器资源的原始加工和深度加工都要在周王室完成，比如铜矿的拣选、青铜的冶炼等都在矿料产地附近进行，甚至周王室也可以在青铜产地附近设置作坊进行铸造。  宗周与晋国 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在丰镐、周原和洛阳都有发现，其他封国也或有少量陶范零星发现，似不足以说明其拥有铸铜工业，比如在横水墓地的墓葬中就发现过陶范，它作为随葬品出现在被盗掘的大墓之中，可能是赠送或外来之物，在天马—曲村遗址J7区发现的陶范，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早期，有少量陶范《天马—曲村》作者认为可能为西周晚期之物，笔者在天马—曲村报告中没有找到发表的与陶范共存的陶器，而且这批陶范与西周晚期的青铜制品的风格也不符，因此这些陶范的年代可能也要晚到春秋早期。  大河口墓地出土二联璜组玉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玉器资源也一样，从矿料的粗加工到玉器的深加工，从矿源到矿工和玉器工艺师都被周王室垄断式地把控着，各个诸侯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制品，一种方式是通过分封赐器，另一种方式是册命赐器，还有军功赐器、往来朝聘巡狩赐器、甚至通过赗赙、赠送、媵器等多种礼仪交流的方式来实现器物的流通，当然，还有一种主要的获取方式，就是诸侯国根据需要来订做，通过用海贝、马匹、丝帛等等价物品交换来获得，像原始瓷器、金器、海贝等物品都是外来品，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订做的。  大河口墓地出土原始瓷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大河口墓地第1017号墓出土海贝 西周的青铜器和玉器等资源都被周王室掌控着，一个国家拥有这些资源和财富的多少表明其国力强盛的程度，一个贵族拥有这些资源的多少则表明这个贵族地位和财富的拥有能力的程度，因此，这些用来表达财富、身份、地位的重要资源在礼制比较严格的西周社会周王室必须进行牢牢地把控，西周早中期周王室也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和能力，到了西周晚期特别是春秋早期，随着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不再把天子太当一回事了，因此各地都纷纷筑炉起灶，铸铜治玉，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立即凸现了出来，这是西周与东周政治体制不同带来的直接后果。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又复习了一遍西周王室的课文，走了一遍西周王朝的老路，各诸侯国进行国内分封，到战国初年，“诸侯倒霉了，卿大夫起来了”。历史在西周和春秋两个时期以相似的版本不同的人物重新上演了一遍，只是大舞台换成了小舞台而已，让诸侯们重温了一遍周天子的悲剧，可见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存在先天的弊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封建有四次反动，一次是项羽的复辟，一次是刘邦的封建，一次是西晋的分封，一次是朱元璋的封建，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吕先生说“封䢖之反动，实至第四次而终”。 确认霸国 霸国是怎么确定的呢？换句话说，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国家叫霸国呢？“霸国”一词是2007年由我们大河口考古队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最先叫出来的。2007年5月在位于翼城县县城以东约6公里的大河口村北高地上发现盗墓，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7年9月对这里正式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大河口墓地面积约4万多平方米，埋葬有一千多座墓葬。在大河口2号墓中的一个铜甗的内壁残片上最先发现了青铜器铭文，内容是“唯正月初吉?伯作宝甗”，关键的是铭文“伯”前面的这一个字，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字左边是个木字旁，右边写得有点奇怪，查找相关字书也没能辨认出来。有人说我们考古工作者天天盼着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可真正发现了铭文，关键的字却又释读不出来。索性就先存疑，等更多的相关考古材料发现吧。  大河口2号墓中铜甗的内壁残片铭文：“唯正月初吉?伯作宝甗”  霸中簋及铭文：“霸仲作旅彝” 到了1号墓随葬的青铜器暴露出来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急迫的心情。在一件大鼎的内壁，我们发现了铸刻得很浅的“伯作宝鼎”四个字，只是这还无法解决关键性问题。不过我们由此知道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伯一级的贵族，即国君或族长。使我们惊喜的是，在一个铜簋的盖子内面我们发现了铸造有“霸仲作旅彝”字样的铭文，我们知道，伯、仲、叔、季是排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意思，而这个“霸”字应该就是国名或族名了。毕竟此时我们的证据还很少。之后，我们又在一本字书中查到了一个“霸”字的下部的写法与2号墓铜甗上的那个释读不出的字十分相似，我们由此推测2号墓铭文的这个?伯应该是霸伯。  大河口墓地2号墓  大河口墓地2号墓串饰 有意思的是，2号墓是一座女性的墓葬，却见有霸伯的铜甗，而没有见到与这位女性墓主有关的铭文。我们之所以判定2号墓墓主人是女性，主要是依据该墓随葬的物品，比如带梯形牌的串饰一般是女性的专有用品，另外就是没有随葬青铜兵器。像2号墓这样规模较大的墓葬如果是男性墓葬，在西周时期，不随葬兵器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河口墓地1号墓  大河口1号墓随葬燕国青铜器上及铜卣上的“燕侯旨”铭文 同样有意思的是，我们在1号墓葬中并没有见到一例带有“霸伯”铭文的青铜器，但这座墓葬却随葬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没有发现那种梯形牌的串饰，因此我们推断1号墓的墓主人是男性。同时我们在1号墓随葬的青铜器上还发现了“燕侯旨”的铭文，我们已知燕国在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而大河口墓葬所处的这一地带绝不可能是北燕国的所在。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提出了“霸国”的发现。后来2009年大规模发掘的时候，在1017号墓的青铜器上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霸”字，也进一步地印证了我们的推测。 霸氏归属 仅凭这个“霸”字就能称国吗？它会不会是晋国的一部分呢？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发掘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的时候，已经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绝不是贸然地、想当然地提出一个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热词。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需要有长期的知识积累，特别是考古学，不仅需要一定知识的储备，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必备的理论修养。  绛县横水墓地 我们知道，绛县横水墓地发现了几十座大墓，其中还有三座带墓道的大墓，墓道在古代社会不是人们随便使用的东西，尤其是在礼制相对比较严格的西周，人们更不会随便使用。这些墓基本上都有独立陪葬的车马坑，大墓中大多随葬有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等。从出土青铜器上铸造的铭文可以看出，倗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和内政，它与周王室及其他国家有相互的往来关系，而且墓地的埋葬习俗显示他们的人群构成相对单纯，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我们通过大河口墓地与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墓地、绛县横水村的倗国墓地的对比中，发现在这里有埋藏丰富且有超过晋侯墓随葬品的墓葬，这里的大墓也有独立的车马坑，在大墓中还随葬有原始瓷器、金器等珍贵的外来品，这些物品不是一般贵族可以拥有和随葬的奢侈品。综合以上多个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敢确定这里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霸国。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倗”和“霸”不是国家，他们认为倗和霸最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也就是分赐给晋国的始祖唐叔虞的媿姓狄人。他们认为霸氏就是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也有专家提出倗和霸都是晋国的采邑。他们推论的基础之一是大河口墓地的霸氏在晋国国都的附近，二是这两个人群都是或可能都是媿姓，正好可以与文献所记的“怀姓九宗”联系起来，因为媿与怀本来是相通的字。乍一看，这个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作为晋国的一部分也颇为合理。其实不然，晋国分封之时地方并不大，《史记·晋世家》记载为“方百里”，方百里的意思就是长百里、宽百里，古代的里比现在的里要小，当然分封的方百里绝对不会那么方正，但也不会漫无边际地大出很多。因为自原始社会以来，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数量众多，从我国目前已知的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即可窥见一斑。大禹会诸侯时万国林立，到商代还有几千个国家，周武王伐商时联合了八百诸侯会盟津，西周国家多至近两千个，可想而知，当时一个国家的面积和范围有多大。如果把倗、霸作为晋国的一部分，则已超出“方百里”的范围了，更何况还有几宗怀姓目前还没有发现。再者是在晋都翼，即天马—曲村遗址就发现有头向西的媿姓狄人的墓葬，其中也有贵族，这与《左传》上记载的“怀姓九宗”在翼都是相一致的。因此，我认为倗和霸应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即便是像有些人提出的它们是附庸国，也必须承认他们是国。更何况西周时期的附庸国与后世的附庸国涵义有很大的区别。  2002年在香港市场上发现的晋侯铜人  曲村墓地6197号墓出土霸伯簋 霸国与晋国为邻，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2002年在香港市场上发现了一件晋侯铜人，其胸腹部有铭文“惟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 师，侯扬王于茲”，晋侯铜人铭文的发现说明了晋救霸难。在曲村墓地6197号墓葬发现过一件霸伯簋，这座墓葬的墓主为女性，霸伯簋发现于这座女性墓葬中绝非偶然，因此有人推测这位女性来自霸国，是霸伯之女，她的丈夫是6195号墓主，这两座墓葬都是东西向墓葬，墓主头向东，我曾经研究认为曲村墓地头向东的贵族是土著唐人的后裔，当然唐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群，应是以祁姓唐人为主体的可能含有多个姓氏的族群集团，像祁姓范氏和嬴姓赵氏在晋国早期可能都属于唐人集团。这件霸伯簋可能是作为陪嫁的嫁妆埋葬到霸伯女儿的墓葬中。这说明晋、霸两国族通婚，霸女嫁给晋国的唐人贵族而不是嫁给晋国国君，当然我们不排除也有霸国公主嫁给晋侯的可能，从燕国公主嫁到霸国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而已。  倗生簋及记述了倗生与霸伯以马换田故事的铭文 另外，传世的青铜器——倗生簋的铭文记述了倗生与格伯（即霸伯）以马匹换田地的故事，从铭末的族氏铭文看，倗生当是妘姓琱人，倗生即倗的外甥，倗生的母亲是倗国人，倗生所在国与霸国为邻，若不排除妘姓琱人是晋国人的一部分，那么倗生完全可能是晋国人，除非在霸国周围还存在一个琱国。晋国和霸国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考古学文化间的一些相似点，例如车马坑都位于主墓以东，车马坑为东西方向，没有殉人和俯身葬，人骨的种群特征更为接近等。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大河口墓地发现明确的与晋国有关的文物。 大河口墓地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里有一个霸氏族群，首领是霸伯。我们在大河口墓地看到更多的是周文化的影响和独立发展的印迹，它有独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它有自身的信仰意识，这样的族群就是西周的一个封国——霸国。我认为西周时期的采邑政治在各诸侯国是不存在的，那是东周时期发生在诸侯国的事实，因此，把霸国和倗国说成是晋国的采邑根本就是讲不通的，把这些小国说成是晋国的附庸国也没有什么道理。其实晋国作为晋南地区较大的侯国，可能是方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