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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出土至今已过去50 年，笔者曾参与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和《侯马盟书》整理工作，回顾往日历程，浮想翩翩。其中的点点滴滴，对我们今天文物考古工作将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整理工作一波三折 侯马盟书的发现，从一开始即受到学界高层的重视。50 年前的12 月中旬首批侯马盟书出土。文化部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来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呈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鉴定。当时，山西省文工会副主任兼侯马考古队队长张颔先生正在省四清工作团工作，也请假专程赶来侯马，并在短短一星期的时间内对16 号坑出土的60 件盟书作考释，撰写发掘简报，张颔先生嘱我对盟书文字作摹本配制插图。时隔一个月《文物》1966 年2 期刊发张颔先生《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同时刊发郭沫若《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参加侯马盟书讨论的是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1966 年《考古》5 期发表了陈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早在抗战时期的1942 年，河南沁阳出土过载书，可惜标本早已散失存世稀少。  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自1965 年11 月至1966 年5 月，所获盟书标本数量颇多，异常珍贵。1966 年春夏间“文革”风暴骤起，发掘出土的盟书标本尚未来得及整理，侯马文物工作站职工即卷入运动中，盟书资料只能封存入库，这一停顿时间竞达7 年之久。到1972 年《文物》杂志复刊，向山西约稿拟出版山西专号，笔者才被从太谷学习班中抽出，去侯马再次选摹盟书标本。盟书委质类220 字的长铭就是此次整理中发现的。资料传至北京，《文物》1972 年第3期刊登郭沫若院长《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对侯马盟书作第二次考证，《文物》第3 期刊载陶正刚、王克林的文章《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对侯马盟书作了相应的介绍。《文物》山西专号出刊后，文革运动继续而业务工作依旧不能正常展开，侯马盟书研究再次停歇。 1973年初秋，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由京到山西大同、五台山视察，笔者闻讯上书王冶秋，呼吁重视侯马盟书，得到了他的支持。山西省文工会于8月中旬宣布成立盟书整理小组，指派张颔、陶正刚、张守中参与其事。侯马盟书才获得一个全面系统整理的大好机会。按照冶秋关于“重要考古资料不要积压，要出版专书公布资料，以供学术界共同研究”的指示，侯马盟书整理小组齐心协力，费时两年又四个月，《侯马盟书》报告完稿，于1975年底送交文物出版社。责任编辑黄文琨、庄嘉怡又费时一年，《侯马盟书》在上海印刷成书，于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争鸣热烈 成果丰硕 侯马盟书研究整理的前10 年，山西的同志先后三次公布资料，至1976 年《侯马盟书》出版，方才将盟书材料系统公诸于世，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为《侯马盟书》出版均发了消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众多知名学者，包括美国日本学者撰文考证，就盟书释文、盟书断代以及参盟人和被诛讨人的身份等，进行论证，各抒己见，展开热烈争鸣。 侯马盟书属于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内容丰富，但解读难点很多，只有经过学界众多人的讨论，才能逐渐提升认知水平。郭沫若为盟书科学定名，张颔先生为盟书分类、断代，唐兰先生最先提出，“敢不尽从嘉之盟”“嘉”是主盟人名，朱德熙、裘锡圭先生的“麻夷非是”解，黄盛璋先生指出宗盟类之“宗”字应释为“宔”，李家浩先生的释“弁”，孙常叙先生的“自质于君所”献疑，李学勤先生指明16 坑第3 号片之“胐”字应释为“朔”，李裕民、吴振武以及陈汉平先生对侯马盟书字表中一批单字的新解，这些研究成果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侯马盟书出土已过去50 年，但至今对盟书的断代仍有春秋说与战国说的不同观点，对盟辞中一些关键字，如赵尼之“尼”晋公之“晋”等，仍不时有新的研究成果公布。对侯马盟书研究结论取得共识，一要靠争鸣，二要有新材料的发布，河南温县盟书发现，屈指已越30 年，欣闻发掘报告不久即将问世，学界多有期待。 急就之书数据有误 近读《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这是三晋出版社为侯马盟书出土50 年纪念，在10 月赶印的一本好书。其中载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的发现、发掘与整理情况》一文，其中谈到侯马盟书出土“共有一千余件（包括断残、字迹不清和脱落无字者）”。《侯马盟书》公布盟书出土数量是五千余件，都是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且都是1975 年所统计，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呢？查《文物》1975 年5 期原稿，证明论文集所引无误。那么《侯马盟书》公布的五千余件，与《文物》1975 年5 期公布的一千余件，必有其一是误记。笔者不是数据的统计者，但是参与《侯马盟书》的整理也当有责，但这毕竟是40 年前的往事，经冷静思考回忆，笔者当初临摹盟书，所有标本都曾过目，公布的摹本数量为656 件，未曾临摹的石片只是少数。故以为盟书出土总量一千余件较合实情，《侯马盟书》中所记出土盟书五千余件应该是误记。40 年后的今天才发现错误，事实出意外。 增订本的得与失 《侯马盟书》出版30年之后的200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侯马盟书增订本。初版的《侯马盟书》精装大八开，定价40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算是很贵重的书籍，因为材料新颖和印量有限，在改革开放以后，它的身价几十倍的增长，曾有消息称在琉璃厂书店一册《侯马盟书》售价已增到2500元，成了珍贵的收藏版。《侯马盟书》增订本在山西出版以后，定价300多元，大大缓解了市场需求。增订本删除了初版中政论性的文章，那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产物，这些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的，然而增订本中还增加了对书作者的一些誉美篇章，相比之下，对盟书初版中，考释失误之处，并未作认真的纠正，对30年来学界对盟书文字考释方面的新成果没有认定和吸收，特别是对侯马盟书字表中的错释之处未作一字改动，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事。 盟书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侯马盟书除了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的研究价值外，在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也十分重要。侯马盟书属东周时代大篆体系，距今两千余年，是古人用毛笔手书最早的一批古文献资料。春秋战国时代是汉字发展演变剧烈时期，而侯马盟书正是这一时段的产物，盟书书写章法为竖排，自右向左书写。字的大小参差错落，间有行横无列，侯马盟书中异体字凡多，是古代蝌蚪文的典型标本，用笔特色为起笔重收笔轻，笔笔出锋，横画收尾多有回勾笔意。继承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对今天掌握篆书技法，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是个全新的课题。 盟书标本属珍贵文物，一般观众对实物难得一见，盟书影印本的普及读物，市场上几乎难以见到，因此数十年来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并未被更多人所了解。值得庆幸的是2014 年侯马盟书出土50 年前夕，侯马市委市政府关注侯马盟书，提倡继承发扬侯马盟书艺术，4 月成立侯马盟书研究会，8月开设培训班，请专家讲解侯马盟书艺术，2015年1月临汾市委宣传部在山西省会太原举办盟书作品书艺展览，秋间又面向全国征稿，举办盟书体书法大赛。2015 年10月，侯马市委宣传部为纪念侯马盟书出土50 年，举办了侯马盟书研讨会。侯马市委市政府注重乡土文化，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实属可贵。记述到此，我想起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1981 年访侯马留下一首歌诵盟书的诗作，把它抄录在下： 且看带砺好山河，玉策盟书久不磨。 灵秀所钟神物出，古芬筹及此邦多。 今以侯马盟书体将饶先生的诗作写成条幅，供读者过目品评。 侯马盟书出土50 年了，当初一起工作的同志有些已经去世，在世的也都成为老翁。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 2015年12月18日 第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