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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适逢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30年来，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多学科合作方面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展望未来，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和各方面深入研究。 本人有幸作为新砦遗址研究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在此对新砦遗址研究的历程做一简单的回顾并对今后的工作重点谈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文化谱系研究 1，“新砦期”的提出 1975年，在临汝煤山遗址发掘中，发现了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归入二里头文化。 1979年，经过豫东和豫中地区广泛调查之后，赵芝荃先生试掘了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了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遗存，1983年，赵芝荃先生正式命名为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归入二里头文化系统当中，作为二里头文化最早的一期，即比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还要早，有时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简称“新砦期”。但是有关新砦期的材料最典型的只有新砦遗址一处，而且，后来发掘证明的确有把个别本属于二里头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的器物归入到新砦期当中，作为新砦期的典型标本，这更加重了人们对新砦期的怀疑，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实际上认为发掘者把不同年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对新砦期持肯定态度，惜未展开正面论述，不承认新砦期的存在系学术界当时的主流意见。 2，“新砦期”的确认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有关“新砦期”的话题被重新提起。如果在二里头一期之前还有一期即“新砦期”的话，二里头遗址的上限就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这涉及到二里头文化的一期时是不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问题，于是，工程办公室决定增设新砦遗址分期研究最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子课题之一，对新砦遗址重新进行发掘，厘定那里到底有无新砦期。1999年重新发掘的结果表明，新砦遗址的主体文化内涵分龙山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三种遗存，新砦期作为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是存在的[1]，当然，新砦期的范围有多大？其器物组合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相比，有何不同？单凭1999年的发掘材料，不够充分，于是2000年再次发掘，而且找到了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直接叠压新砦期的地层证据，出土器物群也相当丰富，从器物形制演变逻辑关系上也可以看出[2]，新砦期的陶器形制介于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早期同类陶器之间，以后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3]，新砦期得到了确认[4]。 以前，有关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上下限与夏文化年代的上下限早晚相对应的学术观点颇为流行，可是，新砦期的存在却打破了这一说法，二里头一期显然不是夏文化的上限。新一轮的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5]，根本到不了史载夏文化的上限，更不用说二里头文化了。比新砦期年代还要晚的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代中期以后的夏代晚期遗存，这些观点对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等于投掷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少数学者或无视新砦遗址发掘的新材料，仍然否认新砦期的存在[6]，或虽看到了新材料，仍然固守旧观点，对新砦期的存在疑虑重重[7]。但是，新砦期的存在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8]。 3，关于“新砦期”的新认识 新砦遗址的再发掘，证实新砦遗址的古文化主体遗存分为三大阶段，或曰三期，即第一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也有人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或叫“王湾三期文化”，第三期，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应该是新砦期文化，因此，所谓的新砦期并非指新砦遗址所有的主体遗存带有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风格，而是指，在遗址的第一、第三期遗存之间，还有一期过渡形态的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才是新砦期，其余的、早于它的属于龙山文化，晚于它的属于二里头文化，均不是新砦期的内容[9]。换言之，即使在新砦遗址内也有特定的内涵，也不是所有的遗存都是新砦期的。如果这样理解新砦期，新砦期自然是存在的，那种认为整个新砦遗址所出的史前文化遗存都是新砦期的观点也是不适当的。 4，“新砦文化”和“新砦二期文化”的提出 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杜金鹏主张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新砦期合并起来，称之为“新砦文化”[10]（我们看来这是把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尾和头捏合在一起，详后），他的这一提法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11]。李维明先生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早段，可称为二里头一期“新砦型”[12]，顾万发主张把新砦期这类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可称之为新砦文化亚态，将新砦期早段称为新砦期较为合适，新砦期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同时[13]，赵芝荃坚持新砦期早于二里头一期，并提出新砦期文化源于河南龙山中期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头一期文化[14]。 我们通过自1999年以来对新砦遗址重新发掘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地层关系和类型学研究，提出所谓的新砦期实际上是指以新砦遗址第2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它既不便归入龙山文化，也不便归入二里头文化，而是介于从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古文化遗存，新砦期主要分布在嵩山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一期东半部及其东南，不像原来推测的那样广泛。自身具有一群特征鲜明的文化以及和遗物，分布在一定地域，从而提出“新砦二期文化”的命名[15]，如果只是笼统地提出“新砦期”，不将第一期或第三期的内容分开来谈，就会混淆它们与第二期的区别。正如所谓“新砦文化”有学者就主张把二里头文化一期和原定的新砦期合并，这实际是是把两个考古学文化的首（二里头文化）尾（新砦二期文化）两端拼成一个考古学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新砦二期文化”的提法已经开始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16]。 5，“新砦期”的绝对年代的认定 新砦遗址第二期出土木炭经首批14C年代测定的6个数据。其中，第二期早段的绝对年代数据大多落在公元前1880～前1770年之间，新砦遗址第二期晚段的测年数据，除两个偏晚外，其余大多落在公元前1770～前1730年之间。据此，我们认为新砦二期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1850～1750年之间，它大体经历了100年左右的历程。 关于新砦期绝对年代的测年结果，却出乎预料的晚[17]。新砦期的这些测年数据的上限，比相当长时期内流行的二里头文化上限为公元前1900年的年代的说法还要晚。为了验证测年的可靠性，曾经把在国内测过的若干样品拿到维也纳重新测定，其结果与国内的测年结果基本相符合。那么，现在的测年结果怎么与以往的测年结果相比要晚呢？ 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把二里头一期绝对年代的上限估计为公元前１９００年，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所示年代范围的上限当作二里头一期的始年了[18]。那么，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究竟是多少呢？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新方法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结果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即接近新砦期的下限，正好与新砦期相衔接，这说明原来测定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是粗线条的，采用系列样品法拟合之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就可以更加细化，这样看来，不仅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最早的夏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这无疑给探索早期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形成搭建了新的支点。 二、聚落形态研究 2002年以前，新砦遗址工作的重点是建立文化谱系。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作为该工程预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新砦遗址田野工作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聚落布局研究上来。取得的重要收获有。 1，遗址范围的核定 新砦遗址内部现被两条黄土冲沟（“煤土沟”和“苏沟”）和双洎河故道切割为四大块，这样的地势使得整个遗址显得支离破碎。但据被邀请到现场考察的地质学家讲，在黄土地带，遇到暴雨天气很容易冲出像煤土沟和苏沟那样的黄土冲沟。因此，在新砦遗址主体遗存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阶段，不能排除这里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型聚落的可能性。2002年春，我们以有无文化层为依据，采用观察现存地层剖面和钻探地下文化层相结合的方法，确认遗址范围大体为：北边在今苏沟村以北约10～20米处，东至煤土沟村东南约350米，南到东湾村的中部，西到梁家台村以西30～50米，合计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如果计入外壕与内壕之间的区域范围，总面积达１００多万平方米。 仅从地质学上加以推测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在遗址范围内部的各个主要发布区分别布方或探沟发掘，结果表明各个区域大体经过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二期早段——新砦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早段等时期，各区域基本保持同步发展，可见遗址范围内的各区，很有可能同属一个大型聚落遗址。 2，城墙与壕沟的发现 既然遗址是一个大型遗址，那么，它有没有防御设施呢？我们知道在比新砦二期为早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一个城堡林立的时代，在比新砦二期为晚的郑州大师姑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因此，按道理讲，在新砦二期也不能排除发现城址的可能性，具体到新砦遗址本身，究竟有没有城墙壕沟之类的设施呢？如何寻找城墙和壕沟呢？新砦遗址现在的地表已无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只能在地下寻找。为此，确立物探与钻探相结合的地下勘察方法，从遗址的边缘开始探察，在钻探现场将钻探路线与遗址边缘呈十字形排列探孔，把第一个探孔设在遗址边沿外围，然后，一字排开，向遗址内部深入。按照这一设想，我们将第一条钻探路线选在遗址边缘最清楚的现代苏沟村北边，从北向南钻探。 2003年春，实施上述钻探方案不久，就在苏沟村北边发现了宽数十米、深6、7米的壕沟，从苏沟村北边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继续顺藤摸瓜地钻探，遇到壕沟中断时，考虑是否遇到了壕沟转弯或缺口，随时调整钻探路线，最终把紧贴遗址边缘的北、西、东三面壕沟全部钻探出来了。南面不见壕沟，或许原本即以双洎河为天堑。三面壕沟加上双洎河将整个遗址封闭起来，壕沟圈占的面积约70万平方米。在三面环壕发现之后，按照同样的工作方法，相继找出了外壕和内壕。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与南边的双洎河一起，围绕着遗址的西南部（今梁家台村东北）即遗址的中心区。其中，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的南部均遭破坏，长度不明。保守计算内壕所圈占的面积当在6万平方米以上。壕沟的平面分布状况清楚以后，即着手在北壕沟和东壕沟上解剖探沟，以解决壕沟的年代。解剖后得知，这条壕沟内部堆积复杂，可分20多层堆积，大多呈倾斜堆积。其中，靠近底部的10多层内的包含物年代为龙山文化和新砦期，最上面的若干层包含物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令人费解的是壕沟内的填土尤其是靠近壕沟内侧的填土纯净、紧密，呈黄灰色，与沟内靠近外侧的灰褐土判然有别。 城墙通常据壕沟不远，新砦遗址有了壕沟，会不会有城墙呢？已经确认的围绕遗址边缘分布的壕沟又宽又深，联想到壕沟内的填土又硬又净，不像壕沟内的淤土倒像城墙上的夯土。 2003年秋季，我们通过在煤土沟村和梁家台西共三条探沟的发掘，终于在东、东北和西围壕内侧确认了新砦遗址的城墙。原来城墙用的夯土就是上半年使我们困惑不解的沟内的黄灰土，是以原来一条自然河沟的内坡修建的，墙下即为护城河。使用一段之后，第一期的城墙坍塌，第一期的壕沟内底部开始淤土，到了新砦第二期，把第一期的壕沟填平、夯实，在其上面夯打起城墙，城墙外侧另行开挖出第二期的壕沟。再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新砦第二期的城墙连同第二期墙外的壕沟都被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壕沟冲塌。总体来看，城墙及护城河有一个不断外扩的过程。我们先后在东城墙、东北城墙、北城墙和西城墙分别开挖了６条探沟，探沟内的地层堆积状况基本相同，均呈现第一期的城墙和壕沟被第二期的城墙和壕沟打破，而第二期的城墙和壕沟又被第三期壕沟所打破的堆积状况。这充分说明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的重复，而是人为所致。至此，新砦遗址的城墙和壕沟终于被找到了。 3，大型浅穴式建筑的发现 新砦遗址的城墙和壕沟寻找到之后，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大型建筑基址上来。面积如此之广，有带有三重防御设施的聚落。绝不会是普通聚落，应该是一处中心聚落，这种聚落很可能会建造有大型的建筑，那么，新砦遗址的大型建筑在哪里呢？ 我们注意到，位于现梁家台村以东的搞台地是整个遗址海拔最高、视野最开阔的地带。它的东面和北面都有沟状堆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联想到1999和2000年度的发掘结果，这里已经出土有类似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和龙纹图案以及铜器残片等高规格遗物，说明此处很可能是遗址的重要区域即聚落中心区。此外，这里的灰坑，形制规整，容积颇大，从遗迹规格看，此处亦非普通居民区。后经钻探，得知这里的确为一大片相当干净的地层堆积，很可能存在连成一片的大型遗迹。后经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年的持续发掘及２００５春季的解剖，目前已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新砦期晚段的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东西现存长92.6米、主体部分南北宽14.5米，平面总体呈刀形，方向为东偏北４０，唯东端向南内收2.4米。结合文献记载其性质或许与“墠”或“坎”之类的活动场所有关[19]。 4，聚落群的初步调查 在新砦城址的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找到以后，凸现的问题是该城址在新砦期聚落群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同时期聚落当中最大的一处吗？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开展聚落群的调查工作。 为此，我们于2004春已经开始了春季调查的第一步：查阅以往相关材料，初步画出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目前，大体可以肯定：新砦期聚落的发布大势为以嵩山为中心，大体发布在嵩山周围的东南部地区。在今嵩山以东的郑州市，嵩山东南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嵩山西北的巩义市均发现有新砦期遗址。但是，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似乎北不过黄河、西南到不了禹州市。就聚落规模而言，在现有的新砦期聚落当中，还没有发现比新砦城址更大规模的聚落遗址。 2008～2009年，经过近两年的实地踏查，我们对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进行细致的地面调查并辅之以钻探核实遗址面积。初步认识是，该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于此，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 三、多学科合作在新砦考古中的应用 在新砦遗址新一轮的发掘调查研究当中，我们十分重视多学科合作的应用。多学科合作贯穿研究的各个环节，如我们利用现有的影像资料，借助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迅速、准确地制作遗址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新砦遗址1：2000的地形图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的专业人员依照1999的航片资料和测绘机构测绘的1：10000的地形图通过相关软件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在寻找城墙和壕沟时，我们积极采用现代物探技术，结合传统的洛阳铲进行勘察。在判断遗址范围时，提取地质学家的意见，在加以考古学证明，此外，还进行了古环境的复原、人类食谱分析、动植物遗存的分析和对出土铜器分析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四、新砦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新砦城址是在嵩山地区发现的又一座史前城址，与王城岗遗址相比，它的年代明显偏晚，即使与东边不远的古城寨城址相比，年代也较晚，可以说，虽然在新砦遗址的第一期晚段已经耸立着城墙，可是，就相对早晚关系而言，它应该是在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废弃之后，才建造起来的，一直沿用到新砦二期，不过，到了新砦二期时城墙和壕沟向外拓宽了。 新砦对二里头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新砦陶器盖的龙纹图案和二里头的绿松石龙首图案非常相似；两个遗址的大型建筑方向都是东偏北方向；两遗址大型浅穴式建筑的位置都是在内城核心区的后部；且器物组合都是以罐类为主等。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的话，新砦遗址很可能是比二里头年代为早的又一座夏代都邑，这对于探索夏王朝的形成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新砦考古中今后应加强的几个方面 经过3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不少问题。 在文化谱系方面，虽然，目前可以确认新砦二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但是，新砦二期文化因素并非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全部来源，在新砦二期涌现的来自各地的文化因素的流传过程亟待梳理。 在聚落形态方面，目前已经分别在现已发现的城壕以外，见到有新砦期的灰坑和地层，那么，在新砦遗址是否另有更大的防御圈？ 在中心区，目前只发现了大型浅穴式建筑，在它的南边已经钻探出大量的红烧土遗迹，那么，是否有与之配套的类似宫殿式的建筑？在遗址的外围，有没有公共墓地？有关聚落群的调查，有待整理。 在多学科合作方面，有必要开展陶器成分分析，帮助确认那些带有外地因素的陶器究竟是不是本地制作的。大量出土的石器和玉器的来源在哪里？人类的食谱分析已经做了一些，但是数量太少，应该加大工作量。 目前，我国考古学已经发展到在发掘的同时注意现场保护的阶段。新砦遗址在下阶段的大面积发掘过程中，要更加重视现场保护乃至展示的工作，有可能的话，应该朝筹建遗址博物馆的方向发展。 此外，新砦遗址的田野工作方法，已经做过一些探索，今后，还应该结合实践进一步归纳、总结，以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总之，新砦遗址的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仍有待更多的仁人志士参与、支持新砦遗址研究，使新砦遗址研究再创辉煌，不断做出新成绩。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2]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3期。 [3] 张雪莲等：“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1720年”，见《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8期第88页。 [4] 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1期。 [5] 张雪莲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8期第88页。 [6]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8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7] 李维明：《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1日。程平山：《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方酉生：《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来自新砦期”的困惑》，《东南文化》2002年 9期。 [9] 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见《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文化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 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2期。 [11] 庞晓霞、高江涛：《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1期。 [12]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1期； [13] 顾万发：《“新砦期”研究》，《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 [14] 赵芝荃：《夏代前期夏代文化综论》，《考古学报》2003年4期。 [15]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 蔡全法：《新砦期与启都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现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论文。 [17] 赵芝荃先生曾经估计新砦期的年代有可能达到公元前2000年，见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郑杰祥主编《夏文化论集》第38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 测年专家的意见本来是说：“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见仇士华等：《有关‘夏文化’的谈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的10期），显然，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是说其实际年代只能比公元前1900年要晚，究竟晚多少年，是几十年还是一、二百年，从理论上说都是可能的。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以来，不少学者把二里头一期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理解为始于公元前1900年。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2期。 作者：赵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夏商考古。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