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适值徐旭生先生等踏查二里头遗址40周年。从这年秋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解决遗址的聚落形态问题作为其后一段时期里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重点。通过四年多的系统踏查、钻探与重点发掘，并结合以往的田野工作成果，我们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及所处环境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就勘查工作的基本收获谈谈我们的初步认识。 一、遗址的范围、现存状况与微环境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调查材料首次公布以来，有关遗址规模与面积的说法不一，由1.5平方公里至9平方公里不等 ，遗址现存状况及其成因也不甚清楚。1999年秋至2000年春，我们首先对整个遗址上各种现代建筑物的占地情况进行系统摸底，做了全面测绘，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2000年秋，我们在遗址的东缘进行了重点发掘 。上述田野工作的收获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 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现存规模 钻探与勘察结果表明，现存遗址范围北至洛河滩（北纬34°42′23″），东缘大致在圪垱头村东一线（东经112°41′55″），南到四角楼村南（北纬34°41′10″），西抵北许村（东经112°40′16″）。 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需要说明的是，现洛河北岸的古城村西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但与现遗址北缘有600余米宽的洛河河滩相隔，钻探中也未发现连片的文化堆积，其是否属二里头遗址的分布范围已不得而知 。在约300万平方米的现遗址范围内，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诸行政村现代建筑的压占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图一）。 （二） 遗址现存状况及其成因 由钻探可知，遗址的北部及东北部边缘以外的堆积以黄沙土或沙土夹黄褐、红褐色粘土为主，地势逐渐降低，系改道后的洛河泛滥冲刷区，遗址在这一带遭严重破坏，其北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 遗址东缘外也分布着大范围的淤土、淤沙层，地势渐低。2000年秋，我们在这一带进行了发掘，得知前述淤土、淤沙层系清代及其以后现洛河泛滥所致。外围淤积区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之间，尚有10余米以上的生土地带。因此，现存二里头遗址的东缘应属遗址的原始边缘，而非晚期破坏所致。 遗址东南边缘以外的堆积以红褐或黄褐色粘土淤积层（淤泥）为主，这一带现仍有高差在2～3米的断崖，虽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遗址原边缘应距现存断崖不远，当时即为临古伊洛河 的高地。 遗址南部至西南部边缘以外的堆积以红粘土及灰褐淤泥（俗称青渍泥）为主，这一带系伊洛河故道河床内及近旁的低洼沼泽区，上述灰褐淤泥应即长期静态积水浸泡所致。此处河道的摆动对遗址有一定的破坏，但遗址临河的南部边缘应大体在这一线（南缘偏东尚有断崖）。遗址西南缘向北大面积收缩，其外即为灰褐色淤泥堆积，这与洛阳矬李、皂角树遗址的发现 相同，二里头遗址西南缘应临古伊洛河旁的牛轭湖。 遗址西部和西北部一线，文化堆积以外即为生土，局部为晚期遗存所扰，这一带应大体为遗址的原始边缘。西缘较其外的地域无明显高差，与汉魏故城南郊一带古伊洛河北岸的条状微高地连为一体。 在西高东低的洛阳盆地中，海拔120米等高线分别位于遗址以西1公里余、以北2公里余、以南近4公里处 。而二里头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大多为119～121米，形成凸起的台地，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最高海拔达121.5米左右。遗址外围（以东、以南）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 。 （三） 作为遗址边界的沟状堆积 钻探中在遗址东北部至东缘一带发现了1处沟状堆积，已知长度达500米左右，宽10米左右。由发掘得知，这一沟状堆积主要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取土所致，至晚期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时成为垃圾集中倾倒处。因其间有多处中断，可初步排除其作为防御性壕沟存在的可能，但它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堆积和其外生土的分界线，应具有区划的作用，是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界。 考虑到大沟内土的容积，非一般聚落建房用土所能消化，因此不排除用于宫殿类大型夯土建筑取土，或大型制陶作坊采取原料土的可能，而这一取土沟附近尚未发现这类需大量用土的遗迹。由钻探结果可知，这一沟状堆积与距其最近的夯土房址集中分布区之间，尚有宽约100余米的堆积较薄的地带。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取土沟是经过有意规划而非随意挖成的。 二、遗址的布局大势 由上述钻探和发掘结果可知，遗址现存范围的东、南、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惟其北缘还可能向北有一定的延伸，但不会超过古城村西，最大可能是位于现洛河河床内。鉴于此，遗址范围的地理中心点应在IX区南部，即现二里头村南、汉冢以西一带。重要遗存分布区均位于该地理中心点及其以东、以南的微高地，即遗址的东南部。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遗址的布局大势和总体结构。整个遗址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墓葬、陶窑等则在多处地点均有发现。 （一） 遗址中心区 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至中部一带。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1．宫殿区 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主要位于遗址东南部（V区）。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详见后文）。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 2．贵族聚居区 位于遗址东部、东南部和中部（II～Ⅸ区），即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如20世纪70年代Ⅲ、V区普探中发现的30余处夯土基址 中的大部分，就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宫城以东和东北一带，其面积一般在20～400平方米之间。在近年的钻探和发掘中，我们又在这一带发现了10余处中小型夯土基址。宫城以南、以西也均发现有夯土遗存。位于宫城西北的Ⅸ区也曾发现有面积逾2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 。中型墓葬（一般有木质葬具、铺朱砂，随葬铜器、玉器、漆器、陶礼器及其他奢侈品等）的分布与上述夯土建筑基址的分布大体一致。其中宫城东北的Ⅲ区和以北的Ⅵ区，是中型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 3．铸铜作坊区 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 ，位于遗址南部偏东（IV区），宫殿区之南200余米处。在作坊区南部发现壕沟遗迹1处，宽16米以上，深约3米，已知长度逾100米 。 4．祭祀活动区 位于遗址中、东部，宫殿区北和西北一带（Ⅵ、Ⅸ区南部）。这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目前已经掌握的范围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 （二） 一般居住活动区 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VII、VIII区西部，XI、XII、XIV、XV区及Ⅵ、Ⅸ区北部）。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此前在遗址西部工作不多，情况不甚明瞭。1999年秋，我们对遗址西部的XI、XII、XIV、XV区进行了布网式铲探。总体上看，这一区域的文化堆积不甚丰厚，且遭晚期遗存破坏严重，属遗址中心区以外的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其中，属XII区的二里头村西北一带的文化遗存相对较丰富，或为一集中居住区。 （三）墓葬与其他手工业遗迹 据已发表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该遗址上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达400余座 。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的区分。往往与早于或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堆积相互打破叠压，说明墓地与居址随时间的推移可相互转换。同时，还常见墓葬分布于当时的居住区或日常活动区内，如路土之间、建筑的近旁、庭院内甚至房屋内的情况。迄今尚未发现集中分布而长期延用的墓地。 陶窑在遗址上分布较为分散，尚未发现成片的制陶窑址。与制作骨器相关的遗存（出有废骨料、骨器半成品和砺石的灰坑等）在多处地点都有发现，而以Ⅲ区和Ⅵ区的两个地点（宫城以东和以北）最为集中，其周围应有制骨作坊。 最近，我们在宫殿区南部，又发现了一处出有绿松石废料的灰坑，应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 。 我们试图搞清二里头遗址究竟是一个超大型聚落，抑或是一个由若干个聚落组成的大聚落群。从遗址西部的钻探情况看，虽其间有个别空白点，但文化堆积大体上连续分布；由以往的钻探与发掘结果，可知作为中心区的东部堆积更为丰厚，绝少中断。总体上看，目前还难以将整个遗址区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聚居点。 三、中心区的路网、宫城及其内的遗迹分布 2001年秋开始，我们又以寻找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为切入点，在已知宫殿区及其外围的III、IV、V、VI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对宫殿区东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2003年春季至2004年春季，又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并确认了宫城城墙和宫殿区外侧道路系统的存在。 （一）中心区的道路网 位于宫殿区外侧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方向基本一致，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路土一般宽12~15米，最宽处达20米。由发掘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 。 （二）宫城城墙 宫城总体略呈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道的内侧修筑。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约分别为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 四条大路及宫城围起的空间，囊括了以1、2号宫殿基址为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除1、2号基址外，前述上世纪70年代普探发现的30余处夯土遗存中规模较大者（400平方米以上）仅5处，全部位于这一空间范围内。 （三）宫殿区的遗迹分布 由于2号宫殿基址利用宫城东墙而建这一现象的确认，可知2号基址地处宫城的最东端。1号宫殿基址位于2号基址西南约150米。在上世纪70年代的钻探中，已发现1、2号基址之间分布着若干处夯土基址。我们在近年的钻探中，又在这一区域发现有大面积的路土遗迹、数百平方米的卵石活动面（广场？）若干条小型道路及数处夯土基址。新发现的小型道路一般宽5~6米，有的铺有卵石，见于2号基址南、北侧及1号基址周围等处。 在考察宫殿区的总体布局时，我们注意到，1号宫殿基址的东北部向内凹进一角。凹进的这一区域东西宽20.8米，南北长47.8米 ，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我们推测，这种建筑格局形成的最大可能，是这一区域系一极为重要的、不可压占的重要场所或已存在不可拆移的重要建筑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勘查。由钻探结果知，这一带受晚期遗存破坏严重，在较厚的近代和汉代层下，普遍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垫土，垫土特征大体一致，质地纯净，厚约0.3～0.5米，其下即为生土，生土面大大高于1号宫殿基址的基槽底面。个别探孔还见有残存的路土 。据此，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应系一广场，其功能和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究明。 2001年秋以来，我们在宫殿区东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城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基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前、后方分别发现了4号和6号两座基址。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晚期的这组建筑基址，叠压着一座（或一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型建筑（3号基址）。其西还分布有一至二座与后者同时的大型夯土基址（5号基址） 。上述迹象表明，这一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即已存在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群（详后）。 四、聚落的历时性变化与相关问题 依据四十余年的勘察发掘材料，可将二里头遗址先秦时期的遗存分为6个大的阶段，各阶段聚落形态的演变情况可作如下的归纳。 遗址第1、2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 这类遗存仅分布于遗址南部，尤以沿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最为丰富。发掘中于IV区东部、南部，III区南部分别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遗址西南部的北许村东南（XIV、XV区交界处）地表也见有仰韶文化陶片。在IV区和V区南部还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零星遗存。可知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分布着若干小型聚落。 遗址第3期——二里头文化一期 由发掘材料知，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见于II～Ⅵ、Ⅷ、Ⅸ等区，范围逾100万平方米。因遗迹遭破坏严重，发现数量较少，分布稀疏，此期遗存究竟属一个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数个聚落组成的一个遗址群，尚不得而知。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其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 。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和刻划符号发现 。此期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已成为中心聚落，它的出现奠定了二里头遗址日后全面兴盛的基础。 遗址第4期——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基本上遍布已发掘区域，文化堆积丰厚。遗址总面积应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 已在整个宫殿区的东、中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长逾150米，宽在50米左右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其内排列着成组的中型墓葬，出有铜器、玉器（图版●）、漆器、白陶器（图版●）、原始瓷器（图版●）、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图版●）、海贝等随葬品多量。院内还设有石砌渗水井，并发现有水井、窖穴等遗迹。东西并列的3、5号两座大型建筑间的通道下埋设建筑考究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已在5号基址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5号基址以南也曾发掘出大面积的夯土台基 。基址群以外是纵横交错的大道。 进入此期，宫殿区以南兴建了铸铜作坊。宫殿区东北至西北的Ⅲ、Ⅵ、Ⅸ区发现有此期的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和中型墓葬。在近年的发掘和剖面观察中，我们于1号基址以西、以南又分别发现了属于此期的夯土遗存，其范围已超出晚期宫城城墙。表明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阶段。 遗址第5期——二里头文化三期 从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内涵看，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一期相比，此期遗存也出现了若干显著变化，近年发掘的宫殿区东部的材料可使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细节有所把握。 其一，此期在宫殿区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批夯土基址。 其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夯土基址（3号基址）废弃于二、三期之交，其后，始建于此期的2号基址，以及位于其正前方的4号基址 是在对3号基址的遗墟做了平毁夯填处理的基础上重新兴建的。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二、三期的建筑基址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 其三，位于宫城西南部的1号和7号、宫城东部的2号和4号基址，分别依同一条建筑轴线而建 ，显现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4座基址夯土台基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则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表一）。 表一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台基模数比较 1号基址主殿 7号基址 2号基址主殿 4号基址主殿 长 30.4米 31.5米 32.6～32.75米 36.4米 宽 11.4米 10.5～11米 12.4～12.75米 12.6～13.1米 面积 358平方米 339平方米 412平方米 468平方米 柱础数 9 8？ 10 13 基座 36×25米 其四，随着宫城城墙与1、2、4、7、8号等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如1959年至1978年的发掘中，宫殿区的揭露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但见于报导的属于三期的遗迹除了1、2号夯土基址外，仅有平台式基址1座（VF3，位于宫城南墙外）、灰坑数个（主要分布于VF3附近和4号基址南），1、2号基址内几无同时期的其他遗迹发现 。近年宫殿区的发掘中也少见三期遗存。这与宫殿区周围及其他区域三期遗存的丰富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现象是否暗寓着宫殿区内的若干建筑基址的功能和性质，乃至宫殿区内的功能分区发生了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建筑基址内罕见或基本不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的现象，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情况颇为相似。 遗址第6、7期——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 。 这一阶段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密集，周围地区则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 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1、2、4、7、8号等始建于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增筑于此期的庭院围墙和大型基址（6号）；宫殿区南部又新建了一道夯土墙，已探明长度达200余米，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 铸铜作坊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 。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三期。形体较大、制作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图版●）。青铜兵器始见于此期，个别中型墓葬和青铜容器的下限可能已至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偃师商城第一期）。 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文化晚段的遗存，表明遗址此时全面衰败，人烟稀少。 遗址第8期——二里冈上层文化早段 此期遗存在周边区域虽偶有发现，但集中分布于宫殿区一带，集中分布区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文化层及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叠压或打破宫殿基址。无高等级的遗物发现。 至此期，二里头遗址沦为一般聚落。 五、对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前瞻 近年，我们把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对遗址结构和布局的探究上。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应当说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二里头遗址所进行的深度探索还刚刚起步。仅就庞大的宫殿区而言，其空间构造及其演化过程的许多细节都还有待进一步究明。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数组各具中轴线的大型建筑群，都还只是一个骨架和轮廓。在宫城城墙发现后，人们自然关心这一中心区经过严整规划的大型都邑遗址的外围，是否还存在城墙、城壕类的防御性设施；铸铜遗址这一当时“高科技产业基地”的总体存在状况如何，是否也存在防御设施。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与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相应的大型墓葬，集中而长期使用的墓地也基本无线索可寻；对一般居住区的状况也知之甚少；关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遗存的总体布局状况，了解起来难度更大。上述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确立明确的学术目的，订立中长期计划，以重要遗存为突破口，全面系统地加以探究。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同时，我队还于近年对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系统调查 。对遗址所在区域环境及所处聚落群作进一步的宏观考察，将会深化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所处历史与自然环境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在所处聚落网络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等。 （原刊于《考古》2004年第11期） a.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d.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f.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在近年对洛阳盆地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中，我们又对这一遗存分布点进行了地面踏查，知其地表陶片散布范围约35万平方米，以偏南的古城村西较为集中，村北为一东西向的槽状低地，经钻探知低地内了无文化堆积，但遗物在低地内仍有发现，可知低地内的遗物极可能为人工搬运所致。遗址原应坐落于低地以南的微高地上，且范围远小于35万平方米，属二里头遗址近旁的卫星聚落的可能性较大。 古伊河、洛河汇合于二里头遗址以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流经二里头遗址南的河段应称为古伊洛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84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偃师二里头》第6页称遗址中心地带“一般为海拔102米”。实际上，该报告中图3（地形平面图）所示等高线标高应为相对高程而非海拔高程。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 a.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b.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 c.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据《偃师二里头》报告，1959年至1978年共发掘二里头时期的墓葬107座；郑若葵统计1980年至1989年发掘的墓葬数为260座左右（其中应包括少量二里冈文化时期墓葬）；其后见于报导者又有40余座。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岳洪彬：《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见本期。 由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遗址的发现情况可知，此期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其北的伊洛平原和其南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迄今为止发现的遗址仅20处左右，除了二里头遗址外，规模均不大，无相对集中的遗址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0～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勘查与发掘》，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报告中介绍的1号基址的其他遗迹包括2口水井、1座深坑和5座墓葬（第146～150页），其中后二者未介绍出土物或无随葬品，期别不明；2口水井当时未清理到底，经2001年春补充发掘，知其始掘与使用时期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目前，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冈下层文化早段（约当偃师商城第一期）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遗存单位的文化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详见，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没有能够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研究还仅限于类型学上的比较推断。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1年～2003年洛阳盆地考古调查初步报告》，待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