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灵台碑林题刻 园林：从“神人同乐”到“与民同乐” 从逻辑概念上讲，考古遗址公园是以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内容，以公园为表现形式的特定空间。据考证，“公园”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但园林类型的公共空间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以灵台为代表的国家祭祀和礼仪场地，随着古代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这类场地分化出以游乐为主要功能的“苑”、“囿”、“宫苑”、“园囿”、“御苑”等皇家园林。《孟子·梁惠王上》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以其台为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糜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人乐也。”孟子祛除灵台的祭祀等功能，突出灵台的游乐功能，并提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论点，这实际上反映了商周神权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次普遍祛魅过程。随着儒家人本思想和“平等心”等佛教教义的传布，公共园林也经历了从“神人同乐”、“君臣同乐”到“与民同乐”的转变过程。  曲江池遗址公园 作为皇家的一种恩泽，定期或不定期在开放的园林与民同乐，日益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方式，这在唐代文人的“曲江诗”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曲江被今人誉为古典园林的先河与典范，它在唐代文人心中也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著名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曲江情节，他们写下的“曲江诗”内容涉及皇帝游幸、百官宴饮、进士庆典、曲江流饮、节假民俗等各类文化活动。据统计，白居易一人创作的“曲江诗”就有60余首，一首《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平实的道出了白居易因有皇帝垂青而更觉曲江春意无限之情： “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枝，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 自中晚唐开始，以制瓷业为典型代表的商品生产日益活跃，城市形态渐由封闭坊市向开放街市转变，到两宋，市民文化已然全面崛起，游赏活动炽盛，皇家和官员“与民同乐”的公共园林建设也呈现出政治上的主动性和地域上的普遍性。譬如，西湖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之前尚鲜为人知，经过五代吴越政权的建设和宋朝苏轼等地方官员的治理，南宋时的西湖已成为“杭人亦无时不游”的乐园。宋代统治阶层热心于公共园林建设多少也与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精神”的萌茁有关。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传统儒家文化也因吸取了部分佛教智慧而得到复兴。宋代文人士大夫多以道统的代言人自居，范仲淹更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执拗而震撼人心的低音，这可能是帝制时代士大夫们最为崇高的追求，也仍是我们今天的一笔精神财富。  被朱熹誉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范仲淹 曲江、西湖等唐宋园林已具备城市公共园林的空间性质，是古典时代城市园林的典范，但与现代公园相比，其建设受官员的个人政治追求和审美取向的影响，存在制度化建设的缺失，这影响着公共园林的可持续发展。宋以后皇权专制日益强化，虽然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有极致的发展，但“与民同乐”的公共园林建设却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直至帝制皇权的崩塌。 考古遗址上的公园和公园里的大遗址考古 作为现代公园体系的一种新类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同于古典园林，它与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家公园一样，都是由国家主导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公益园区。考古遗址公园的本质是对考古遗址本身的保护和利用，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掘并实现考古遗址本身的价值，包括遗址的科学、历史、艺术和文化、社会价值，考古遗址公园应是考古遗址实现自身价值的特定公共空间。就像地质公园需要地质学家的参与，森林公园需要动植物学家乃至环境学家的参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自然也离不开考古学家。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门楼 2009年从西安大明宫、曲江池等考古遗址公园参观回来之后，我感触颇多，觉得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应至少包括两个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考古遗址本身价值的深入揭示，另一方面是为考古遗址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公共空间，现在我依然如此认为。考古遗址价值的揭示主要有赖于考古学家及相关科研人员对遗址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整理和研究，科学研究是让考古遗址穿越时空、走进当代的必经之路。而遗址公园的建设是则极其宏大且复杂的工程，其中关键是如何用先进的文物保护和公园建设的技术与理念来保护和展示好遗址及其价值，让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公众与考古遗址友好互动的乐园，公众与考古遗址相互拥有之时便是考古遗址价值的实现之日。  公众参观谭家坡遗迹馆陈列展览 考古遗址价值的揭示是一个系统的科研过程，绝不是一两个考古学家就能完成的任务，没有几辈相关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学术积累，想要对重要大遗址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价值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过程。自1956年被发现以后，经过考古学家多次抢救性和主动性发掘，陶瓷和历史学界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在制瓷技术和陶瓷史上所展示的科学和历史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进而把遗址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长沙铜官窑瓷器产品因其独具的艺术魅力而日益被艺术史学者和收藏人士所青睐，其艺术价值也逐步凸显。进入新世纪，长沙铜官窑遗址迎来了它生命史中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黑石号”沉船的出水，一是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项目库。“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大量草市石渚瓷器让我们对石渚在中晚唐东西方陶瓷贸易网络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加确切的认识。进入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则意味着长沙铜官窑遗址在当代民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文化科教和社会价值得以被重视。然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并不意味着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价值已被完全揭示，其丰富的内涵还有待考古学家等职业科研人员和公众共同去发掘，只有遗址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遗址公园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海难：唐代珍宝与季风》（一次“黑石号”沉船展览的同名图录） 用一颗人文的心去干科学家的活 “法国病”的诊断师伊波利特·泰纳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的序言中说：“请允许一个历史学家像自然主义者一样工作。我面对自己的课题就像面对一个昆虫的蜕变一样……摆脱了各种成见的好奇心才是科学的好奇心……”泰纳一心想成为历史科学家，试图将所有与课题相关的史料都收集齐备。考古也是一种历史科学，与狭义的历史学相比，考古资料的获取、研究、保护与利用更加需要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的介入。科技介入的目的是为了更科学的解决人文问题，这些问题关涉我们对遗址价值的深入认识，当然也就关涉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衷的实现。 自2010年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计划正式启动以来，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取遗址信息而尽可能少的影响遗址本体，我们与各类科研人员展开合作，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物理勘探，与武汉大学合作研发田野考古信息系统，与环境考古专家合作探究遗址古今环境，与成分结构专家共同测试陶瓷标本的化学物理特征。与泰纳的心愿一样，我想说的是：请允许考古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工作，不要让考古工作者在挖掘机后面做文物的急救医生，不要让考古队做文物事故现场的灭火队。  高密度电阻率法物探技术在窑址考古勘探中的应用（2010年）  石渚坪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古环境土样采集（2011） 有人说，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2015年度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暨中山大学2013级考古专业田野实习已于7月底正式启动，不久之后音乐诗人李健发布了一首新歌《美若黎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就十分讶异它竟会如此的契合我们现阶段的工作状态，如果我们本年度的考古发掘是一出戏，那《美若黎明》便是这出戏的主题曲。“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和文化遗产的守卫者，我希望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公众穿越时空、自由探索和拓展精神纵深的乐园，我希望遗址公园成为大遗址考古工作的人才培养和实验基地，我希望考古工作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文物中所蕴藏的人文成就能广播于众，我希望有着露珠似的纯真却热情如朝阳的考古实习生们能在现实生活中温暖更多的人心，我希望黎明之美不只是存在于李健的歌声之中，我希望黎明之后我们的文化遗产不再需要守卫者。 （考古实习已近尾声，考古发掘仍在继续，敬请期待）  古窑霞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