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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考古调查像是一部《德州巴黎》式的公路电影，那么考古发掘就是一部类似《疯狂的石头》和《低俗小说》的昆汀式多线叙事电影；考古调查可以是一种浪漫的探索和发现之旅，考古发掘却更像是一场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文物保卫战，这一场保卫战所面临的挑战绝不仅仅是考古人自身的专业学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文物工作方针是已经写入《文物保护法》的法律条文，考古发掘本质上就是一种积极介入的文物保护方式，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揭示文物埋藏状况及其价值，进而采取合适的文物保护措施。考古发掘一般被分为主动性和抢救性的两种，对于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项目而言，这场保卫战更为紧迫而繁重，建设开发公司、工程施工队、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新闻媒体、考古单位、当地民众、博物馆、收藏家、文物盗掘者，诸多相关方因文物而共处同一片天地，交织成一张关系错综复杂的网。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因为有了高校实习教学师生的参与，2015年度的考古发掘倏而有种别样的美，就像蛛网在清晨有了露珠。 前缘再续 2004年春，重庆忠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老师带领着两女一男共三个考古专业学生，在一名为石匣子的地方发掘古墓。那一年是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的前两年，因为三峡大坝工程，长江两岸众多古代遗存需要进行抢救与保护，那些年全国几乎所有考古单位与高校考古师生都参与这场文物保护战役。石匣子在忠县城东北(gān)井沟入长江口东北岸的三级阶地上，是长江两岸许多将要被淹没的古代墓地之一，那次发掘共清理墓葬三座，学生每人负责一座，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座石棺墓，因为这座粪池边的石棺墓的发掘负责人正是本人，另一位对考古满腔热血的女同学“粪”不顾身的帮我一起清理这座独特的东汉石棺墓，我一直在想“石匣子”或许就是指这种“石棺”。  11年前那座粪池边的石棺墓 “还记粪池边我们一起清理过的那座石棺墓吗？”“还有驻地对面的阿狗！” 阿狗住在我们对面，毛色棕黄，每天趴在对面二楼的窗前用它那幽深的目光送我们踏上开往工地的面包车。满是文艺气息的女同学把阿狗和我的一组照片拼合在一起，美其名曰“阿狗的故事”，我成了剧中的最佳男配角。  阿狗的故事 同学从北大深造之后回到母校成了老师的同事，当年在石匣子工地的留影成为她在课堂授课的资料；我则回到湖南希望能为家乡的考古事业添砖加瓦，几经摸索后把工作方向选定为陶瓷考古。这11年间我们有过数次会面，石匣子墓地的发掘经历是我们常常提及的趣事。2015年春因为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我打电话向同学求助问有没有学生愿意来帮忙，此时同学正为考古专业学生实习的去处而发愁，于是跟老师商议把一组实习生安排在长沙铜官窑，单位领导也鼎力支持，双方即刻签订了合作协议。 11年后，我们再次相聚于田野，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相聚于长沙铜官窑。地球虽小却也大，基于“六度分割”理论的社交网络能把任意两个陌生人轻松的关联起来，但也只是有缘人才会相聚在一起，十一年后再次和中大师生在考古的田野里朝夕相处，虽然已是不一样的时空，却仍有着亲人似的亲切，这得感谢长沙铜官窑这一片人文宝地赐予我们的缘分。 长沙铜官窑何以成宝 “张老师，又来挖宝呀？”为建设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2010年起这里的考古工作就成了我的工作重心，几乎每次来都会有村民这样问我，我也不做过多的辩驳，真该给每位关心考古工作的村民配发一本《考古不是挖宝》！考古虽不是挖宝，但确实跟“宝”有关，考古的工作对象是古代物质遗存，这些古代人类遗址及其遗留物就是考古人眼中探索历史和传承文明成就的宝地和宝物。 “这宝贝值多少钱？”这是我最常也是最不想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宝”与“钱”的直接关联大概就始于唐代，武德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钱是此后历代宝文钱的开始，它宣告了自秦以来流通了八百多年来的铢两货币的结束。以钱为宝，意味着货币即财宝观念的增强，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追逐的程度。如果真正关心手中“宝贝”的价值，首先应该去了解文物在历史上的真实用途及其货币价值。长沙铜官窑瓷器产量最大的品种之一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壶，它们造型不一，自名各异，器身上有 “注子”、“瓶”、“小口” 等不同的称谓，其中有不少清楚的标注了售卖时的价格，如“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瓶)” 、“油瓶伍文”等题记。可见当时三五枚铜钱便可换得一个长沙铜官窑瓷壶，据考证，此种瓷壶盛烧于唐宪宗元和年间。  “张家茶坊三文一平”题记壶 宪宗被视为中晚唐的中兴之主，其在位的元和年间是商品生产活跃、物质相对丰盛的安定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各地制瓷业也多重振于此时。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六年（811年），“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主张恢复租庸调制的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提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米一斗为钱五十”，整个九世纪初的米价都在百文上下浮动，而同时期的越窑瓷器价格却高至千文，在浙江嵊县就出土了一件标有“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直一千文”的青瓷龙纹粮罂。虽同为中晚唐最为著名的制瓷窑址，但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市场定位是有显著区分的，越窑上品受到唐朝文人官宦的青睐，而物美价廉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则极受普通民众和海外市场的欢迎。“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元和年间官至左拾遗的白居易觉得三十万的俸禄受之有愧，但如果他面前同时摆放着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瓷质茶具，恐怕他也会和大多文人一样选择以质地和釉青取胜的越窑产品。 长沙铜官窑在唐代文人眼中无法媲美越窑，但跨越千年之后，文物的价值已不再是它原始的经济价值，而在于其所蕴藏的科学、历史与艺术价值，这些附加值是文物成为宝物的真正原因所在。1988年长沙铜官窑与上林湖越窑遗址一同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当年被文人冷落的制瓷窑群如今何以成为一片人文宝地？这故事还得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讲起。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杜甫从洛阳去往华州的途中写下了这首《无家别》，虽然这首诗并不是描写诗人自己，但却一语成谶成了杜甫后半身颠沛流离的开始。是年秋后杜甫便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辗转入川，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春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杜甫恨不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大历三年（778年）思乡心切的杜甫乘舟出峡，希望能回到洛阳，但世事不如人愿，穷困的杜甫最后竟不得不漂泊于江舟之上。一代诗圣就这样陨落于湖湘大地，但一束陶瓷之花却正湘江之畔孕育着。  铜官古镇传说中杜甫当年的避风处 和杜甫同一时期南迁的不只是没落的官宦世家，《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安史之乱后很多中原人迁徙到湖南，史籍中不乏个案。理学鼻祖周敦颐的祖先便是在安史之乱后不久来到湖南宁远；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也因世乱流落到湖南，与杜甫重逢于潭洲，曾经帝王府内的座上客如今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此景怎不让人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那千古绝句《江南逢李龟年》。杜甫生于制瓷基业雄厚且以生产白瓷和唐三彩而著名的河南巩县，河南是中原腹地，历来为四战之地，巩县西约20公里的东都洛阳更是安史叛军和唐朝官兵的主战场，我们可以想象到，其间必有不少巩县籍窑工像杜甫一样加入了南迁的队伍，包括一些掌握唐三彩和白瓷烧制技艺的工匠，他们几经辗转，最后聚集在岳州窑区和潭州城之间一个叫做石渚的地方。  “黑石号”沉船出土“石渚草市”题记碗 石渚，即为今天长沙铜官窑遗址的所在地石渚湖一带，在石渚湖南岸至今仍有一个石渚村。这个流传千年的老地名最早见于文献可能是九世纪中期澧州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一诗，而“黑石号”沉船中一个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的题记瓷碗则告诉我们，早在李群玉来到石渚之前的九世纪二十年代，这里已经是一处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知名陶瓷市场了。从目前海外出土材料看，“草市石渚”应是九世纪唐帝国最大的外销瓷生产中心，其产品远销海外，可谓是中晚唐对外贸易的世界名牌。 石渚原本可能仅仅是岳州窑区边缘一个不起眼的小型制瓷村落，它在九世纪的巨大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南迁的北方窑工，尤其是河南籍工匠。安史之乱以后这些掌握着三彩和白瓷工艺的北方工匠终于在8世纪末安顿下来，他们重操旧业，积极融入当地制瓷业，学习岳州窑传统的龙窑建造和装烧技术，并创造性的把唐三彩的彩色釉陶装饰手法应用于岳州瓷窑传统的青釉之下，一举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传统制瓷格局，形成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三分天下之势。包括褐绿彩、铜红彩等釉下多彩装饰技法的创造是长沙铜官窑被评定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主要原因。199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为长沙铜官窑遗址树立保护牌的说明词是这么写的：“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是唐至五代时期著名的民间瓷窑，为我国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源地。”  青釉褐绿彩凤鸟纹壶 然而釉下多彩仅仅是制瓷技术上的一项创新成就，事实上，长沙铜官窑的文化成就远远不止于此。正如新晋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在于其所代表的一种山地文明类型和“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依我看，长沙铜官窑遗址的核心价值就蕴藏在那从“黑石号”沉船打捞上来的“石渚草市”四个字当中，它是一处以石渚湖为中心的制瓷草市聚落，是古代中国前工业时代手工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代表性瓷业遗址。 唐代前期官府通过“坊市制度”对商业贸易实施着严格的管控，官府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而设定“市”的级别，并安排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管理，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坊市制度与均田制等农本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但这种制度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等地区的开发，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坊市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州县城市内部作为法定交易场所的坊市不能满足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商货云集使坊市变得“隘崖亦隘衙”之时，草市就在坊市之外悄悄发生。 “草市”可以理解为草创之市，是并没有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的市场，“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这实即道出了坊市破坏、草市发生的必然。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唐后期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的草市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草市的成长见证了唐代坊市的瓦解，预示两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近代开放城市的到来。坊市制度的物质遗存在今西安等古城都有遗留，西安的西市遗址如今成为“大唐西市”项目文化产业链的核心，而草市目前有确切物证且保存较完好的仅“石渚草市”一处，这便是长沙铜官窑遗址最为突出且普遍的一个历史价值。 除了制瓷技术的创新成就和作为中晚唐制瓷业和商业贸易的重要参与者，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端口，是九世纪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商业贸易进行友好交往与融合的典范。在长沙铜官窑瓷器产品之中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当时几大主要文明类型的文化因素。 作为唐代南北陶瓷工艺交融而孕育出的陶瓷之花，长沙铜官窑瓷器中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因素的是大量用诗文作为装饰的壶碗盘等产品： “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远客，门口问贞夫。” “忍辱立端政，多嗔作毒蛇，若人不伫恶，必得上三车。” “买人心愁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 “二月春豐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後歲迎新歲，新天接舊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  “二月春丰酒”诗文壶  “天地平如水”诗文壶 这一首首看得见摸得着的唐诗，有些是敦煌写本诗中也可见的童子识字课本，大部分出自像王梵志这样有名或无名的白话诗人，有些很可能就是长沙窑工匠自己的随性创作，这些白话诗语言浅近，通俗幽默，常寓哲理于戏谑之间，被喻为“唐诗的弃儿”；当然，也有少量是已被传颂千年的唐代文人诗，它们大多出自于像白居易一样通过科举而成为官员的著名文人。诗文成为长沙窑工匠大量采用的一种装饰题材很大程度上是唐代科举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物。玄宗朝进士科 “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这促成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形成，而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更使得诗歌得到很大的普及，“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的这首《吊白居易》告诉我们元和体诗歌几乎到了人人吟诵的地步。长沙铜官窑工匠适时的把当时社会最为流行的元素装饰于他们的产品之上，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促销手段，诗文装饰最为盛行的时段也正是九世纪上半叶的中晚唐时期。 九世纪，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是另一强大帝国——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这个地跨欧亚的伊斯兰教帝国的兴起使得欧亚大陆商路两端间一度中断的商业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制瓷业、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海上陶瓷之路逐渐成为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东方的瓷器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大宗商品。不少阿拉伯文献记载了此时的贸易情况。九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希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口岸的货物都是运到希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 十世纪到印度和斯里兰卡采购宫廷珠宝的哈氏兄弟了解到中国“杏黄色瓷器最佳，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各种浅色又次之。”据考证，这种杏黄色瓷器正是长沙铜官窑的产品。  “黑石号”出土对鸟团花纹模印贴花杏黄釉瓷壶 这些记载已被出土材料所证实，希拉夫（Siraf）、萨玛拉（Samarra）等西亚地区出土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均以黄釉、褐绿彩绘和模印贴花为主要特征，以壶、碗为大宗，常见阿拉伯文书、椰枣、联珠、对鸟、穿带背壶等西亚装饰元素；“黑石号”这阿拉伯特色的独桅帆船更是装载了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同船的越窑瓷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没有专门为外销而作特别的设计或改变，而长沙窑瓷器却在器物的装饰上迎合了阿拉伯地区的喜好，这正是阿拉伯穆斯林钟爱长沙铜官窑瓷器的主要原因。 源自南亚的佛教也在长沙铜官窑瓷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只不过随着禅宗等宗派的出现，九世纪的佛教已经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甲骨文看，“宝”的本义是指藏在家里的珠贝玉串等奇珍，偏重的是奇珍的自然属性，我们把长沙铜官窑遗址视为一片宝地是因为这里经过千年以后所聚藏的人文成就。不管是自然奇珍还是人文宝地，都是这世界留给人类的一笔遗产，是人类及其后代借以创造新生活的一笔不可再生、无法替代的财富。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古国子民，如果摈弃历史与尘世的晦暗，我们当为先民已经取得的人文成就而感到自豪，乃至惭愧，我们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却往往不被珍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的情况屡见不鲜，对长沙铜官窑而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或许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种尝试。 （未完，待续，考古发掘、田野实习正在进行中） (责任编辑：admin) |